第二节 认知功能的内在要求与特征

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这一开放性的认知功能要求小说打破学科壁垒和文类壁垒，实现文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拒绝唯一的、僵化的臆断和阐释，主张实现开放和容纳，获得自由和丰沛；冲破作者独裁，追求非个人化的叙事和多元自由的对话，从而超越个体叙述身份的局限，多元化、多角度地认识事物。

一 打破学科壁垒

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需要文学以外的知识来滋养自己，使自己获得发展和提升。而当代西方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把各类知识、各种密码罗织在一起，联结世界的人、事、物之间无穷的关系，造出一个多样化、多面向的世界景象。

博尔赫斯长期在图书馆世界生活，这使他倾心于哲学、神学等形而上的思考，他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有一个宇宙模式或宇宙某一特性的模式，几乎都有对某一形而上的问题的研究。他曾经提到，“时间是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一切都是迎刃而解”[12]。所以，他在《巴比伦彩票》《循环时间》《轮回学说》《环形废墟》《代表大会》中深入探究无限、永恒、瞬间、循环等。有人说，他开创了一种用文学作品探讨哲学可能性的写作手法。他还热衷于探讨神秘主义的宗教神学问题，如《三十教派》《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神的文字》等。他也曾说：“想象和数字并不对抗，而是像锁和钥匙那样互相依存。”[13]他以文学家的眼睛观察世界，以哲学家的头脑思考问题，以数学家的缜密对待文本，所以，他的小说世界既洋溢着诗性之美，又弥漫着智性之思。纳博科夫认为，“一件艺术品中存在着两种东西的融合：诗的激情和纯科学的精确”[14]。作为蝶类学家、象棋爱好者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反对者，他的很多作品都涉及生物学、棋类竞赛和心理学等内容，小说《天赋》还包含了物理学、进化论等相关内容。法国作家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是一个把数学当作业余爱好的作家，他的朋友中数学家多于文学家。在格诺的论文中，他强调数学思想的地位，认为人类科学呈现日益增长的“数学化”，数学具有了人文主义，因此也进入文学当中。格诺和他的数学家朋友们一起建立了“潜在文学工场”，简称“Ouliop”（乌力波），一个贯彻数学文学研究的十人团体。卡尔维诺也隶属于这个团体，他说：“在这儿，我们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中，不同于巴特和Tel Quel杂志小组其他作家的那种严谨、纯净的分析氛围。这里的主导性元素是游戏，是智力和想象的杂耍。”[15]他留给下个世纪文学备忘录的一条重要标准：“文学不仅要表现出对思维的范畴与精确性的爱好，而且要在理解诗的同时理解科学与哲学。”[16]他宣称自己“向往整体文化”，并称：“打破各专业间的隔阂，保持整体文化的生气，包括不同的认知及实践，而其中各个专业研究的多样论述还有生产加起来，是我们要学会掌握并依人性发展的人类历史。（文学正应该介入不同语言中负起居中沟通的工作。）”[17]艾柯的《开放的作品》中也提到了文学向其他学科的开放，作为有“当代达·芬奇”之誉的博学之士，他的小说往往融合历史学、神学、符号学、版本学、医药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内容。

这些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作家在文学中对科学、哲学等的重视，显示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欧洲理性传统的继承和重申。他们对文学和文学之外学科之间缝隙的弥合，张扬了他们非凡的智性和诗意。

二 拒绝过度诠释

虽然当代西方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家把文学看作认知工具，但是，他们并不主张无限制地、过度地对事物进行阐释，因为这样必然破坏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

“过度诠释”这一术语是艾柯在剑桥大学的“丹纳讲座”上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18]、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5—）[19]等辩论时提出来的，后来据此出了一本小书《诠释与过度诠释》（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1990）。艾柯发现，最近的文学研究中，诠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点过了火，所以他提出“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20]，明确反对过度诠释。在辩论中，他指出，怀疑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读者的作用也毋庸置疑，但自由解读的首先依据必须是文本，离开文本的解读是无本之木。艾柯的“开放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认识论的隐喻，它代表着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世界就在那里，它不言不语，又千言万语，读者从它的不言不语中解读其千言万语，从它的千言万语中力图认识它的实质内核。

与艾柯不同，卡尔维诺更多通过小说创作而不是理论探讨来表达这一思想。其晚年作品《帕洛马尔》中的同名主人公一心想要成为自觉认识和探索世界的人，但一直保持着一种怀疑眼光，这种眼光使他从未经解释的世界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一次，帕洛马尔先生与朋友参观墨西哥古都图拉的一处遗址时，遇到一位老师带领着一群学生。每到一处，对要参观的石刻、金字塔和雕像等，老师都会向学生介绍大量的事实和细节——日期、文明、建材，然后一成不变地补充一句“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含义”。帕洛马尔的朋友是古物鉴赏家，热忱并善于言辞，忍不住去指明石刻和雕塑的含义及在哲学上的意义，老师却不为所动。帕洛马尔着迷于他朋友的渊博，因为他的解释和发挥展示了人脑至高无上的功能，却也被那位老师的立场吸引，因为意识到“任何一处解释都需要另一种解释，而另一种解释又需要另一种解释，环环相扣”。[21]人类有一种不可抑止的解释的需要，想要去知道、去解释、去翻译，要把一种语言解释成另一种语言，要把具体的图像翻译成抽象的词语，要把抽象的符号变成实际经验……但是我们真能讲得清说得明世界或事物那丰富的含义吗？“拒绝理解这些石头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也许是尊重石头的隐私的最好表示：企图猜出他们的隐私就是狂妄自大，是对那个真实但现已失传的含义的背叛。”[22]人不能没有理性，但认为理性可以认识一切却是一种僭妄。卡尔维诺说：“我承认这两种态度都具有力量。我们不进行释义，不自问某种事物的含义是什么，不从事一种解释是不行的，但我们同时也知道，对于任何一种解释来说，都散失了太多的东西，因为缺乏完整的语境。即便我们能够精确无误地确定某些意义。这些所谓意义在我们的语境里也是迥然不同的。”[23]他认为，知识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诠释和认定，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真实擦肩而过，与无知携手并行。因此，面对世界万象，他建议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任何主观解释都会使它丧失意义，甚至窒息它的生命。我们从中能够吸取的寓意在它自身之中，而非我们强加给它的东西之中。所以，最好先让它的形象在记忆中扎下根，再慢慢思考它的每一个细节，反复玩味它，但不要脱离它本身。他主张我们培养一种对存在于我们诠释之外的东西的尊敬，培养一种对充盈而非空虚的沉默的尊敬。

这种对沉默话语的尊敬和关注还表现在《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给忽必烈汗描述他在帝国旅行时的所见所闻，一开始这个年轻的威尼斯人不懂东方语言，只能靠手势、跳跃、各种叫声和从行囊里掏出的物件来表达他的意思：

对于皇帝来说，有时环节之间的联系并不清楚；那些物件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装满矢镞的箭囊有时表示一场战争的临近，有时又代表收获丰厚的狩猎，还可以是出售兵器的商店；沙漏可以代表已经或正在流逝的时间，又可能是制作沙漏的作坊。……令忽必烈最感兴趣的是它们周围的空间，一个未用言语充填过的空间。[24]

不管隐晦还是清晰，马可·波罗所展现的每件物件都具有一种徽章的力量，一旦见过了，就不会忘记或混淆。后来，马可·波罗学会了说可汗的语言，或者可汗学会了听意大利语，可是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反而似乎不如从前那么愉快了。于是他们重新用手势和物品来补充说明，结果采用语言对话的兴致逐渐减少，他们的沟通大部分时间是在沉默中进行的。在这里，卡尔维诺以隐喻的方式微妙、间接地给予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告诫，那就是要避免语言过度且虚幻的自以为是。

拒绝过度阐释实际上还表现了作家对语言的高度认识，以及对它的热爱和怀疑。纳博科夫的小说《微暗的火》是这方面的一部奇作和杰作。作品的主体是一首由美国著名诗人约翰·谢德（作家虚构的人物）创作的同名自传体诗歌，但在作品中占更多篇幅，也更为读者所关注的部分，是名为查尔斯·金波特（也是虚构人物，谢德的同事）的人为这首诗写的序言、注释和索引。只要将其与长诗对照阅读，就会发现，他所写的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充满主观臆想的诠释，充斥着明显的断章取义、借题发挥和牵强附会，其中还生搬硬造地生发出一个位于俄罗斯以北的神秘国度赞巴拉及其逃亡国王的故事，简直是“过度诠释”登峰造极的典型之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家借此反讽了那种认为文本能够具有阐释者想要它具有的任何意义的观点。

如果说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还是来源于对文学作品的过度诠释，那么艾柯的《傅科摆》就更有意思了，它来源于对一份生活中常用清单的过度诠释。小说的主人公是“圣殿骑士阴谋论”爱好者，他和两名同伴把偶然间得到的一份材料视为秘密文件，认为解读出其中的密码就能解开圣殿骑士的秘密，于是开始旁征博引，将历史中众多神秘事件、组织、社团等都编入其中。主人公的女友对此表示怀疑，于是也对这份材料展开了研究，最后发现它不过是一张送货清单。对一份普通清单的“过度诠释”居然生发出如此一部鸿篇巨制，令人叹为观止。这算不算是艾柯对自己所提出的“过度诠释”的“过度注解”呢？

把语言驱赶到极限，展现它的失败，却又实验着设法说出尽可能多的东西，这种悖论式的努力出现在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中。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中，所有的人物都失去了言语能力，只能用选择或排列塔罗牌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作家没有像占卜中常做的那样赋予牌的画面任何神秘的意义，而是让它们自身显示出意义。例如，交叉的大棒在牌面上看起来浓密的时候，就会令人想到树林，而当它跟在马车后面时，就标志着两条路的岔道口。所以，同一张牌在不同的故事里就有不同的释义。“星辰”牌面画的是璀璨的星空下，一个裸体女子在水域旁手持细颈瓶倒水。在“犹豫不决者的故事”中，水域被理解为干渴的骑士向往的大海，而裸女则被视为女神正在以水浇灌植物拯救荒原。在“复仇的森林的故事”中，这张牌意味着斗转星移，岁月流逝，被抛弃的女子在小溪旁分娩。在“幸存的骑士的故事”中，它展现了一位女扮男装的少女骑士在战斗后的夜晚偷偷沐浴。在“荒唐与毁坏的三个故事”中，它一会儿表示无衣遮体的考狄利娅在荒野中游荡，只能以坑洼积水解渴；一会儿是梦游的麦克白夫人在徒劳地清洗沾满鲜血的双手；一会儿又成了因失足落水而溺亡的奥菲利娅的悲剧……可见，每一张牌的画面都有无数的叙述信息和阐释空间，在不同的序列中有不同的意义，甚至即使有了固定位置和前后牌的限定，它仍然模棱两可。所以，在小说中，叙事者常常使用一些纯属揣测的字句表达，如“我们同行的游客大概是想告诉我们”“这一列牌……一定是要宣称”“我们只能大胆做些猜测”等。这些饱含寓意的塔罗牌几乎可以讲出世界上所有的故事，语言好似也无法企及其丰富性和立体感。因为与图像相比，语言总会沮丧于被说出的字词压扁和遗漏的东西。作家的目的不仅在于让我们认识语言的局限，而且希望我们借此重新反省字词本来的样子。字词，本来也是生活的图画，有多重含义、多种用法，当它们被放在句子中时，也可以随意排列获得不同结果。卡尔维诺希望我们今后在使用字词时，也要从中看到图像，以求在说出的字词后面能够瞥见被简化或遗漏的东西，或它们所提供的其他可能。

拒绝过度阐释，拒绝的其实并不是阐释，而是唯一的、僵化的、终极的阐释，它要求的是开放和容纳，是自由和丰沛。拒绝过度阐释，才可能真正地认识世界和文本。

三 冲破作者独裁

要更接近真实的世界，就必须超越个体叙述身份的局限，多元化、多角度地认识事物。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叙述与其他小说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最初就表现为一种非个人化的叙事。

最早的百科全书式作品——神话、史诗、圣典等，往往都是一些匿名的作品，被视为神启或神谕，故事的创造者并不是故事的讲述者。例如，《圣经》被视为神或启示者（即上帝、基督、先知等）的声音，它的作者不过是中介、传播者、代言人，或记录者、抄写者，而并非某一个性化的人，其声音或形象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后来，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等逐渐增加了世俗化的内涵，在现代百科全书式小说和古老的神话式、宗教式的百科全书之间起着一种过渡和转化作用。现代小说中流行的那种类似于全知全能神的作者的概念来源于近代的文学写作，如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产生于卢卡奇、本雅明等人所说的“私人的场所”的出现。随着社会人文主义的发展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个人逐渐体会到“孤独的个体性”，开始关注私人生活和个人内心世界。这样的个体成了近代小说的叙述人。正如罗兰·巴特在《作者的死亡》一文里所说：“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在与英格兰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和个人对改革的信仰一起脱离中世纪时，发现了个人的魅力，或者像有人更郑重地说的那样，发现了‘人性的人’。因此，在文学方面，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概括与结果的实证主义赋予作者‘本人’以最大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作者至今在文学史教材中、在作家的传记中、在各种文学杂志的采访录中，以及在有意以写私人日记而把其个人与其作品连在一起的文学家们的意识之中，到处可见……在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在于说明，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波德莱尔这个人的失败记录，凡高的作品是他的疯狂的记录，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其堕落的记录……”[25]人们透过虚构故事或文本总能找到作者的声音，并把它还原为作者的“秘闻”或逸事。这种对私人生活的表现和个人化的叙事在小说发展中逐渐占据主流位置，在现当代文学中辉煌依然。

当代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作家一向对这种特权不以为然，他们往往认为，将作者视为小说固定的价值中心就会使其失掉小说自身本应包含的无限差异，造成局限和僵化。所以，他们更赞赏的是一种新的非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力图求助于更为宽广、繁复的百科全书式的叙述模式，超越抒情个体和个人叙述身份的局限。博尔赫斯声称：“作者的意图往往是凡人浅见，并可能有错误的，而书里总应包含更多意义。”[26]并承认：“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会试着把自己忘掉。”[27]艾柯也说，他从乔伊斯和艾略特那里学到了“艺术之真谛，在于远离个人情感”[28]。他们意识到世界是由偶然性、随机性和破碎化支配的，价值也是多元化的。与之相适应，在叙事方式上，也应以百科全书式的多元化复合叙事取代唯我独尊的个体化叙事。正如有论者所说：“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意图意味着，对现代社会里在古老的‘文化共同体’解体之后的意识的单体化和文学写作的个人化的界限意识，也同时是一种优越。是对个人意识的‘单人掩体’的放弃。它重新借助于神话和宗教模式来表现世俗生活和私人生活。……百科全书式的现代小说都是一种复合的文本，取代了个人化的‘我思’‘我爱’‘我痛’的表述的是一种多元的主题、细节的繁复和世界意识的复杂性。是巴赫金所描述的‘双重逻辑’和‘狂欢节式’。”[29]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并不是全然否认独立的个人意识，也不是意图创造一种新的普遍的神话或一种意识共同体，而只是承认多元化，要求个体意识的开放以及巴赫金所谓的意识、观念和叙事方式的“多声部”对话。卡尔维诺发现，“那些最受我们欢迎的现代书籍，却是由各式各样的相反相成的理解、思维与表述通过相互撞击与融合而产生的。即使全书的结构已经过仔细研究而确定下来，重要的却不是这个结构呈现出来的那个封闭而和谐的图案，而是这个结构产生的离心力，是为了全面描述客观真实而必然带来的语言的多样性”[30]。所以，他所追求的百科全书式小说往往只是为各种声音、各种思想的交互提供场所，作者只不过是一个组织者，或其中的一个参与者，而绝不是一言以决之的独裁者。最能体现这方面思想的，是其后期杰作《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其中，他让读者、人物、文本都与作者进行对话，形成一种真正的众声喧哗的氛围。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这些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知识追求，绝不是简单的知识罗列或对世界及文本的单纯认知，而是对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宇宙的终极追求。这种创作雄心如果要真正实现，必须要有一种超越性的宇宙视野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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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 Italo Calvino，“Two Interviews on Science and Literature”，The Uses of Literature，trans.Patrick Creagh，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6，p.32.

[3]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4]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5]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6]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7]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8]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9]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10]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11]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12]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黄志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

[13]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私人藏书：序言集》，盛力、崔鸿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14] [美]V.纳博科夫：《固执己见：纳博科夫访谈录》，潘小松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5] Italo Calvino，“Two Interviews on Science and Literature”，The Uses of Literature，trans.Patrick Creagh，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6，p.30.

[16]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17]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巴黎隐士》，倪安宇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01页。

[18]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任教于斯坦福大学。著有《哲学与自然之镜》《后哲学文化》等。

[19]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5—），美国解构主义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著有《结构主义诗学》《论解构》等。

[20] [意]艾柯等著，[英]柯里尼编：《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页。

[21]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帕洛马尔》，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22]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帕洛马尔》，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23] 何帆、文祥编选：《现代小说题材与技巧——当代外国著名小说家访问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1页。

[24]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25] [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

[26]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黄志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27]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诗艺》，陈重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页。

[28] [意]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注》，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29] 耿占春：《叙事美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30]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