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说的认知功能

当代西方小说中，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家创作的立足点往往不在于一般作家更为崇尚的审美功能，而在于小说最能体现他们叙事雄心的“认知功能”。自20世纪以来，他们除了重视对文本之外的知识追求，还开始关注对文本自身的认知。

一 对外在世界的认知追求

当代西方小说的百科全书化趋向与人类追求和赞美知识力量一致。人类为了求生存，生来就有一种探知周围环境的欲望，就有知悉和掌控全局的要求。随着人类理性精神的觉醒，人类在有意无意间逐渐建构起知识神话和书籍神话。书籍成为理性的代名词，承担起认知的重任，尤其是百科全书，体现了心智的启蒙，代表了知识，象征着秩序和理性。然而，中世纪文学所产生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如但丁的《神曲》），常以稳定的秩序和严谨的形式来表现人类知识的总体，其系统模式虽然庞大，却仍然以一种先验的神学系统为核心，具有信仰的向心力、归属感和一元化，是具有必然性的单一封闭体系。在文艺复兴之后的百科全书式作品中，知识和理性日益上升为新的权威模式，构建起更为精细的宇宙图式，但又带来了新的意识单一化。

及至当代，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小说逐渐摆脱了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的桎梏。以怀疑论为基础的反讽机制的引入，打破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带来了丰富的可能性和阐释的多样性。许多小说家意识到，知识并不等于真理，人类的认知存在着许多谬误和虚妄，且十分有限，只能接近而无法真正地获得真理。他们认识到，一本书或者说一个文本，并非只有一种意义，而是由多维空间组成，是由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组成的编织物，它们相互结合，同时相互争执，展现出的并不是某种永恒的唯一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福克纳多视角的“众声喧哗”、乔治·佩雷克的碎片与拼贴……皆是有思想的当代作家以不同的叙事策略来实现他们创作的认知目的。在这些以自己的智慧孜孜以求实现小说认知目标的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作家中，卡尔维诺尤其具有理论探讨力和理论深度。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也译为《美国讲稿》）中将小说视为认知的工具，要求小说成为百科全书，成为认识自我与他人、认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网。他认为，小说在其变幻多端的形式外衣下始终隐藏着求知的企图，并深信，在整个欧洲文学（尤其是意大利文学）中，这一直是小说根深蒂固的天职。[2]因此，他将文学看作一幅世界的地图、认知的地图，看作受渴望知识的驱使而进行的写作。与其他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作家一样，他表现出极大的文学野心，要求现代小说不仅要有对现实世界的简单认识，而且要有对具有无限阐释可能性的宇宙的认知追求，所以提出“现代小说应该像百科辞典，应该是认识的工具”[3]。

同时，基于积极的怀疑主义态度和对传统及现代文学的清醒认识，卡尔维诺提出了“开放型的百科全书”的概念。为了进一步阐释他的主张，他对那些追求小说认知功能的前辈文学家进行考察。他首先选择了卡尔洛·埃米里奥·加达（Carlo Emilio Gadda，1893—1973） 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发现，加达从不忽视同时存在的众多相互区别的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每一件事物，在其作品中他借人物说出：“他的中心思想，他的一贯想法，是改变我们心目中从亚里士多德或康德这类哲学家那里得到的有关原因的含义与分类，用众多的原因替代惟一的原因。”[4]因此，加达在写作中，把每一件物品，哪怕是最小的一件物品，都看作一张关系网的“纲”，结果对细节的追求使得小说涵盖面越来越广，趋向于包罗整个宇宙，而外部世界也被描绘成一个线球或一团乱麻。例如，在《梅鲁拉纳大街上一场可怕的混乱》中，有一段关于被盗的首饰被找回来的描写。加达细致地写到了珠宝与地质学的关系，与其他化学成分的关系，与其制作者及各种可能的拥有者的关系，与其可能引起的各种联想的关系，等等。加达具有认识事物的强烈愿望，并注重借助词语的力量，但这使他离开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而走向了自身的极度主观性，认为“认识是给现实增添某种东西，因此认识就是曲解现实”[5]。他描写事物的典型方式是曲解，而这种曲解又使他痛苦，导致他自暴自弃，无法完成自己的计划。同样受过科学技术与哲学教育，并且做过工程师的作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1880—1942）是另外一个追求“百科全书式小说”的作家。穆西尔用数学般的精确性和人类事物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来说明认识过程，将之看作对两个互相对立的极的认识：一个有时候可被称为精确，或是数学、纯精神，甚至是军事思想；另一个则被称为心灵、非理性、人性，或者是混乱。但是，穆西尔在小说中构建一个包容一切所知和欲知现象及内容的企图，同样无法完成。卡尔维诺认为，加达和穆西尔等人虽然在创作“百科全书式小说”方面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没有合理界定自己所描写内容的范围。他引用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小说中的一段话揭示了他们失败和痛苦的根源：“我们不可能全部接触到这些点。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这些点都在什么地方，我们也许能够找到它们。可是，我们是在摸索中前进，不可能全部摸到它们。由此产生了不信任、忌妒和痛苦。我们沿着这条荒谬的道路前进，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我们与真理擦肩而过，却不能发现真理。”[6]卡尔维诺认为，普鲁斯特虽然也未完成他的“百科全书式小说”，但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构思，而是因为他的作品是由事物依次在时空中占据的点构成的，这些点连接成网，每个点都会扯出其他的点，使作品的情节越来越细腻、规模越来越庞大，时空维度无限地繁复起来，最后大到人们无法理解它，而它仍然是未完成状态。但是，他也发现，普鲁斯特认识到了认识的不可知性：“认识就是经历无法理解这一痛苦。”[7]同样经历了这种痛苦的，还有福楼拜笔下的布瓦尔和佩居谢。这两人本是抄写员，意外获得一笔财产，于是离职去过自己喜爱的知识生活，整日徜徉在书籍的海洋中，涉猎农学、园艺、化学、医学、地质、历史、考古、文学等许多学术领域。然而，正如卡尔维诺所评述的那样：“对这两位单纯的自学者来说，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新的世界，而且各个世界又相互排斥，让他们得不到一点确切的知识。他们尽管用尽心思，也未能从书本上学到才干。”[8]

无论是布瓦尔和佩居谢，还是加达、穆西尔，他们那种要求精确地认识和掌握世界上全部知识的企图，显然是一个乌托邦。卡尔维诺并不是要摒弃这个乌托邦理想，恰恰相反，他宣称：“在许多工作中，宏愿过多会受到谴责，在文学中却不会。文学生存的条件，就是提出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超出一切可能的不能实现的目标。只有当诗人与作家提出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任务时，文学才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自从科学不再信任一般解释，不再信任非专业的、非专门的解以来，文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能否把各种知识与规则网罗到一起，反映外部世界那多样而复杂的面貌。”[9]所以他问道：“如何理解这部未完成的小说的结尾呢？布瓦尔和佩居谢放弃了理解外部世界的企图，甘当一名抄写人员，决心一辈子抄写宇宙图书馆中的图书。难道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布瓦尔和佩居谢的经历表明百科全书与空虚是一回事吗？……这部描写两个自学者涉猎百科知识的传奇，事实上反映了一项真实而伟大的创举：福楼拜自己变成了一部百科全书，以不亚于他那两个人物的热情掌握了他们力求掌握却未能掌握的全部知识。有必要花这么大力量来证明这两个自学者的知识毫无价值吗？有必要花这么大功夫来揭露这两个知识短缺的人的虚荣心吗？”[10]卡尔维诺当然不认为福楼拜在做无用功，相反，他认识到福楼拜的明智之处，是在保持着对千百年来所积累的知识无限感兴趣的同时，保持一种怀疑精神，讲求方法并富有人性。

接下来，卡尔维诺继续考察那些和福楼拜志同道合的作家，如歌德、诺瓦利斯、洪堡、马拉美等。他还将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的《魔山》看作20世纪文化最全面的序言：20世纪思想家讨论的全部主题都已经在其中预告或评论过了。从这些作家那里，他得到启示：在把小说当作能够包括整个宇宙的一种文学形式的同时，必须放弃封闭性地完全理解外部世界的企图；在以极大的好奇心力图认识人类世世代代积累的知识的同时，必须保持着积极的怀疑态度。他明白“开放型的”这个形容词与“百科全书”这一名词相互矛盾。因为“百科全书”一词的词源显示，它想把世界上的知识全部收入一个小圈子内。可是，卡尔维诺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今天已不可能想像有什么整体不具备潜在的可能性，不允许新的设想，不可能变得多式多样。”[11]虽然他的小说理念依然以尝试包罗一切为理想，却不再力求创造一个完整的模式。相反，它有意识地保持着开放性和未完成性，追求对无限可能性的感知。

二 对文本自身的认知探究

当代西方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作家对“元小说”的钟爱，表现出他们深入认识文本的追求。“元小说”是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威廉·加思（William Gass，1924—）于1970年在《小说与生活中的人物》中提出的概念，字面意思是“关于小说的小说”（fictions about fictions）。创作“元小说”的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理论家，因为他们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直接研究小说建构的运作方式、基本结构、方法策略等相关问题，以清醒的自我意识追问小说的身份定位和合法性。“元小说”对自身的文本虚构性毫不隐瞒，质疑了传统的文学模仿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彻底的自我观照和自我反省的艺术。

“元小说”兴起意味着人们对语言的认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语言，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既然人们对世界所有的认知都需要语言来表述，而语言本身实际上存在着很多局限性，那么人们依靠语言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现实认识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虚构性。由此，各个学科的学者们都开始对叙述话语本身进行反思和重新认识，自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1899—1965）提出“元语言”的概念后，“元修辞”“元叙事”“元政治”“元历史”“元小说”等一系列术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显示出人们对文化层面的高度自觉和反思。其实，“元小说”的创作实践由来已久，《堂吉诃德》《项狄传》等都存在暴露小说创作痕迹的语句，只不过20世纪这一术语的提出说明小说家自我意识的增强，对文本自身的认知越发深入。

自古以来，小说一直被视为反映现实的镜子。但当代一部分西方作家越来越意识到，世界是变动不居的，语言是主观有限的，因此小说无法完全客观地反映现实。他们热衷于向读者揭示小说的虚构和不确定，揭示小说世界不过是文字的建构，一方面激发读者的怀疑精神和主观能动性，促进读者更好地思考和认知；另一方面却也体现了作家们相信“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自信心，体现了他们对文学功能的深刻认知。“元小说”把锋芒转向文本自身，重新审视有关小说的一切知识，在重新审视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必然带来小说文本形式的革新和发展。

总之，无论是对外在世界的探索和开拓，还是对文本自身的认知和反思，当代西方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都保持着一种开放性，这也正是它与早期具有百科全书特征的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