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语境：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黑暗”的发现

一 “黑暗中世纪”的参照

考察现代汉语新词建构的普遍规律与生成途径这一异常艰巨的任务非本书所能胜任，也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这里要谈的是，面对即使语言学家也很难确定现代汉语词库中一部分词语起源于何时的难题，我们能否针对特定词汇出现的历史契机与特定语境作一番考古式的发掘呢？以“黑暗”而言，其在20世纪初第一个十年陆续出现，至第二个十年已成为报刊杂志上颇为流行的现代汉语词汇，它与其出现的历史土壤之间，总会有蛛丝马迹的联系遗留于有迹可寻的文本之中。我们的考察也只能从这些不同寻常的文本入手。其中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不可忽略的，因为正是1902年在他们的著作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现代汉语意义上的“黑暗”一词，且都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与“欧洲中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联袂使用。“康有为和其弟子梁启超的书，比其他书更能证明19世纪末兴趣转移的一种倾向：从技术科学转向有关政府和政治上的问题。”[15]在《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康有为对庄子的“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情有独钟，频繁引用；在古汉语中已是双音词的“光明”也是他爱用的词汇之一，但“黑暗”在1902年之前的著作中不曾出现过，即使在非常富有象征意味的“黑暗”氛围里，他使用的语言也更接近于古汉语，如《孔子改制考》中“大昏也，博夜也，冥冥汶汶，雾雾雰雰，重重锢昏，皎日坠渊。万百亿千缝掖俊民，跂跂脉脉而望，篝灯而求明，囊萤而自珍”[16]；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称过去二千年是“公理不明，仁术不昌，文明不进”的“昧昧二千年”[17]。“昧昧”、“大昏”、“博夜”、“冥冥”、“汶汶”、“重重锢昏”这些表述，在仅仅十多年之后另一代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的笔下，已是确凿无疑的“黑暗”了，但在康有为笔下，“黑暗”仅限于特指欧洲中世纪。1902年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一文中，针对当时倡导联邦制的新说，他引欧洲历史以对比，指出“欧洲之政，自希、罗之后，封建内争，中世黑暗，实至近二百年而始开，何足比吾国二千年一统久安之盛治也”，指责他们“岂能引欧洲中世黑暗世纪封建日争为盛治耶”[18]。在1904年游历欧洲之后，“欧洲千年黑暗之乱祸”、“千年之黑暗乱争”更是频繁出现在其笔下[19]。而且，他通常不是单纯谈论欧洲历史的这一阶段，而是在中西对比的意义上对其进行否定和批评。如在1905年的《物质救国论·序》中他这样将中西进行对比：“盖凡人道皆有形骸，则皆待于衣食居处，当中世千年黑暗时，固远不及我国，即在近世论道德之醇厚，我尚有一日之长，即不易比较，然亦不过互有短长耳。”[20]可以看到，曾经出亡十六年、游遍四大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的康有为在游历西方诸国时无疑接受了欧洲中世纪为黑暗时代这一影响颇大的观点。

与康有为同出一辙的还有梁启超。同为1902年写就的文章，在谈到卢梭学说对欧洲学界的影响时，他称为“自此说一行，欧洲学界，如平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21]，而在《论自由》和《论进步》两文中，他使用的却是双音词“黑暗”，而且也都与“中世纪”相连。在《论自由》中他称：“及耶稣教兴，罗马帝国立，而宗教专制、政治专制乃大起。中世之始，蛮族猖披，文化蹂躏，不待言矣。及其末也，则罗马皇帝与罗马教皇，分司全欧人民之躯壳灵魂两界，生息于肘下而不能自拔。故中世史者，实泰西之黑暗时代也。”[22]在《论进步》中他重申：“叙欧洲史者，莫不以中世史为黑暗时代。”[23]“中世黑暗时代”之特定称谓也频频出现在他其后的著作中，如《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清代学术概论》等。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中，“黑暗”的词义已由古白话中单指“光线不足”之自然现象扩大为社会学层面的“腐败、落后”之义，应该说此时的双音词“黑暗”才具备了古汉语单音词“暗”的又一义项。

在双音节词“黑暗”已经开始出现但并未像后来那样普及流行的这一阶段，不仅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亦表现出同一情况，即在特定的中世纪之“黑暗”及“黑暗—光明”之对举中用“黑暗”一词，而在这两种情形之外依然会选择其他传统用法。以李大钊为例，在1917年之前的文章中，虽然偶尔也有“社会黑暗”之用法，但在表达同样的意思时他似乎更习惯用“黯黯（中原）”、“（政情）阴暗”、“（政象）阴霾”、“（政界）阴霾暗淡之象”、“此枯寂陈腐暗淡阴霾之北京”，以及“棘地荆天，晦暝闭塞”、“天地闭，贤人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等携带着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表达[24]。陈独秀亦是如此，在1915年著名的《敬告青年》之前，他只用过“黑暗地狱”这一说法。从以上诸人共同表现出来的对于“暗”和“黑暗”的区分使用可以推测：“黑暗”一词的使用和流行与西方“中世纪黑暗时代”这一思想的传入大有关系。

“中世纪”（拉丁文Medium Aevum；英语Middle Ages）意即古代和近代之间的一个时代，一般指从西罗马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Renaissance）开始的这一历史阶段。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相对于古希腊、罗马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信仰主义的中世纪是野蛮的、专制的、未开化的、愚昧的“黑暗时代”。“从十四世纪起，在拉丁文著作和美术创作的领域里，便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从古代史结束到十四世纪这段时期里的作品，认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没有修辞学，没有诗歌，没有伟大的雕塑和绘画作品。我们在佩脱拉克、薄伽丘、萨卢塔蒂和布鲁尼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这种观点，也可以在文艺复兴中期的艺术家和建筑家，比如吉贝尔蒂和阿尔伯蒂的作品中找到这种观点。”[25]从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到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黑暗中世纪”的观点在西方史学界及一般人们的心目中可谓根深蒂固。“本世纪初在英、法、德等国出版的大部头通史名著，有关文艺复兴的论述便基本上继承着布克哈特的传统，……至于有关文艺复兴的文学艺术与历史专著和一般百科全书、教科书袭用这类观点的，就更为普遍，可以说它已成为西方学术界有关文艺复兴的一种共识。”[26]“中世纪是黑暗时代的观点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产物”[27]，对中世纪的贬斥和对文艺复兴的赞美，实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虽然自19世纪以来，随着对中世纪经济状况、社会组织、法律制度、政治结构、技术革命、学术教育等越来越深入的研究，这一观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校正，但并未普及开来。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转型时期，“黑暗中世纪”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史学界的误解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彼时的历史境遇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即都需要重建新的社会范式与价值系统，“黑暗中世纪”这一概念天然地契合了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革命动力与价值诉求，至于其准确与否是当时中国的启蒙主义者无暇顾及的。所以，梁启超在《论进步》中痛斥中世纪的“黑暗”之后，自然而然地将之与中国历史进行对比：“叙欧洲史者，莫不以中世史为黑暗时代。……今试读吾中国秦汉以后之历史，其视欧洲中世史何如？”[28]在其1920年的《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中更是直接道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文艺复兴时代也。”[29]陈独秀1918年的《克林德碑》也以他一贯不容置疑的口吻指出：“现在世界上是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的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30]李大钊在其1920年的文章《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中也断言：“今日亚细亚诸民族的青年运动，皆是由黑暗向光明的运动。”[31]这些措辞无不体现出此一时期的精神与思想风貌。“中世纪的黑暗”本身已经包含了专制、迷信、神权、野蛮、愚昧等种种贬义色彩，对社会、政治、外交、官场、文学等所有方面的不满与批判，都可斥之为“中世纪的黑暗”。杜赞奇在研究民族国家与启蒙模式的中国史时也发现，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迅速地发展了一部线性的、进化的中国史，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按照启蒙的叙述结构，中国历史也复制了西方史的三段式分法：古代、中世纪与现代。“三段法和‘文艺复兴’对于在修辞上‘重理’民族国家的问题来说至关重要”[32]，它不仅预设了恢复文化与民族活力的乐观前景，同时也为抛弃那些未来所不再需要的东西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把“法国大革命”经由印刷语言累积性的记忆之后固化为一个“概念”的过程比喻为：“如同一块庞大而无形状的巨石被无数水滴磨蚀成圆形的大岩块一般，当法国大革命的真实现场被随后无数的印刷品塑造成一个印在书本上的‘概念’，乃至被当成一个典型的模式之后，为什么‘它’会爆发，‘它’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它’会成功或失败——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变成了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之间无休止的争论的主题。而且，此后就再也没有人对所谓‘它的实存性’有过什么怀疑。”[33]“黑暗的中世纪”在20世纪之初的流行也是如此。经过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活跃于报章的有影响人物的反复渲染，可以说这个概念的模式已经牢牢地在人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根。“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34]从“中世纪的黑暗”这一来自欧洲文艺复兴话语范式脱胎而来的“黑暗”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清末民初那一特定时期诸多的历史诉求：对于中国式神权统治的否定，对于专制统治下人们未能成熟运用自己理智的不满，以及对与之相反的一套行动模式与价值观念的渴慕之情。这在当时集中体现为对启蒙主义的呼唤。“资本主义、印刷技术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态观之，这种新的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的登场预先搭好了舞台。”[35]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诸位社会思潮的领头人关于民族未来进程的想象，正是欧洲文艺复兴式的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话语模式在不断的解释与类比中逐渐凝聚起了那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启蒙理念，譬如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信仰走向理性，从迷信走向科学等等。“黑暗”也在此过程中由“黑暗中世纪”这个有着特定内涵的短语浓缩为新文化运动中流行的基本词汇之一。在古汉语“暗”与“黑暗”的基础上，可以说“黑暗中世纪”这一具有参照价值的历史镜像促成了“黑暗”义项的扩大，这既符合汉语词双音化过程中词义并非“从无到有”而是“由少变多”、“由窄变泛”的规律[36]，更体现了社会巨变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强烈的时代色彩。这也印证了语言学家马西尼的假设：“语言是外界刺激的反应。”[37]

二 “黑暗”的流行与反省

当然，对于“黑暗的中世纪”这一说法，除了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否定这一主旋律之外，也有少数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对中世纪历史中合理的成分给予了肯定。希望以西方独立自由精神来塑造新式国民的梁启超，当他从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与中西国民素质的差异来反思思想启蒙这一重任时，也不得不承认近代欧洲各国所谓“国民的基础”，正是发端于中世纪：“吾侪治西洋史，当知有所谓‘中世黑暗时代’者。此时代所阅凡千二百余年，其社会状况如其名，文化一切停滞，政治日在扰攘不安之中。凡读史者，率厌弃之。虽然，当知此时代在全部世界史中有一绝大之价值焉，盖现在欧洲各国之国民，皆于此时代胎孕醇化，确立其‘国民的’基础。专为此一大事，耗其全部之精力，不遑他及，故政治上、学术上、文艺上，更无一优异之点可称道。然而经此一度胎孕醇化以后，各国国民的特性，完全成就。故一入近世，举其千年间磅礴郁积者，次第尽量发挥，则光华骤发，沛乎莫之能御。由此观之，千余年之黑暗，非其人根性劣薄所致。盖‘形成国民’之一大事业，比诸任何事业皆倍极艰辛。”[38]相对于1902年激烈的批判与否定，以多变著称的梁启超在现实问题的刺激下调整了自己的思考视角。李大钊则借分析圣西门的历史观从更开阔的历史视野指出中世纪存在的合理性，认为欧洲的中世纪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有价值的必要的阶段，作为社会组织重要原理之一的“教权与俗权之间的正当关系”，就是形成于这个阶段。他也顺便指明了“唯理主义者”与进步论者对于宗教的偏颇之见[39]。1920年左右出现的这些反思，表明知识精英对中世纪的认识更趋冷静与全面，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总体接受了启蒙主义范式下“黑暗”一词的过程中，除了其时代共名的含义之外，李大钊与陈独秀亦发现了其社会学意义之外的其他含义并在文章中加以探讨。陈独秀在《我们应该怎样》与《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两文中均讨论过“人性黑暗”的问题。在前文中，他指出：作为生物学上的一个物种，人性中黑暗的方面，像贪得、利己、忌妒、争杀等，并不比别种动物高明甚至更坏；但是人性中光明的方面，像相爱、互助却比别种脊椎动物更为发达[40]。在《自杀论》一文中他敏锐地发现近代思潮（即现代思潮）更容易引发青年们认为人生无意义的感想，并进而“形成绝望、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等极危险的人生观”[41]。他认为若要避免“顺世堕落的乐观主义”和“厌世自杀的悲观主义”这两种危险的人生观，首先是要“彻察和承认”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其次是要有努力改造世界的勇气和自信心，他所谓的改造即是用人性上光明的方面去纠正黑暗的方面。不过尽管发现了现代思潮对于青年人生观的负面影响，也发现了人性有黑暗的一面，但作为对共产主义逐渐感兴趣的社会活动家，陈独秀没有像鲁迅一样更深入地潜入“黑暗”内部久久地凝视并与之发生更深刻的对话。

在五四知识分子之中，李大钊亦对“黑暗/光明”这一话题非常关注。不仅这一对词语在其文集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有些文章还直接以此为题，仅1919年以此为题的就有《光明与黑暗》《黑暗的东方》《光明权》《黑暗与光明》《黑暗运动》五篇文章。另外，他还分别在不同阶段用过“暗斋”、“去暗”、“明明”等寓意深刻的笔名。“暗斋是早年所取，反映了他对清末民初社会的认识，认为当时的社会是黑暗的；而去暗则反映了他对一战期间欧洲社会党人以革命活动驱除黑暗的肯定；1919年1月起用的明明传达了俄国十月革命等世界民主潮流兴起之后，其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的乐观心态。”[42]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李大钊从春季生发于冬季、曙光生发于暗夜的自然现象出发得出光明生发于黑暗的朴素道理，“热闹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灭；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由此主张青年们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也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要以自己的光明去照彻大千世界的黑暗[43]。虽然结论仍不免与陈独秀的乐观主义同调，但他提及的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辩证关系却是少有人提及的。

这些局部的反省与讨论，自然难以抵挡时代潮流的冲击。事实上，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知识分子起初均是在时代共名的意义上使用“黑暗”一词。到1918—1920年左右，“黑暗”已经成了报刊杂志上随处可见的流行词汇之一，如黑暗社会、黑暗政治、黑暗官场、黑暗官僚、黑暗外交、黑暗文坛、黑暗艺术等等。对此，李大钊与梁启超都有过描述。李大钊在1918年的《“今”》中说道：“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44]梁启超在1920年的文章中亦指出：“近数年来之政象，举所谓‘鼎沸’、‘云扰’、‘腐败’、‘黑暗’诸形容词，犹不能尽其万一。”[45]在启蒙主义思潮、新的民族想象与那一时期以报刊为主的传播媒介等历史合力的共同作用之下，“黑暗”喻指落后、腐败等一切不合理现象这一社会学层面的含义不仅在现代汉语中牢牢扎根，也在人们的思想中牢牢扎根。[46]这个“不合理”的“理”，不再是封建制度的纲常伦纪，而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理性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