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均”的中国语境

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认为不同的社会过程因其时代、社会事件等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变迁形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可以考察其是否有发展和进步（什托姆普卡，2011）。然而，社会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是一种“扭曲的发展”，典型的表现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偏斜（米奇利，2009）。经济不平等被称为“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沙伊德尔，2019）。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World Inequality Lab,2017）显示，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不足35%上升到2000—2010年的45%—50%；而中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1980年的不足30%上升到2016年的41%。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都存在不平等，除了个人财富，教育程度、个人权利等也体现出不平等。不平等引发了诸多社会和心理健康问题，消除不平等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但是，平均主义又不一定符合民众的公平观，也不一定会提高公平感（刘欣、胡安宁，2023）。

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以“均贫富”为口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何蓉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均”的含义，认为“均”与平等思想有所差异（何蓉，2014）。她指出，先秦时期“均”是明确的等级秩序，贵贱高低不同，所得惠利、所负义务就有所不同。例如，在《礼记·祭统》中有参与者依其贵贱各得其惠的说法：“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她认为孔子在《论语·季氏》所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中，“均”“安”是与“寡”“贫”相对的概念，“均”体现的是在分配层次上达成社会和谐的目的。与孔子的思想类似，孟子思想中的“均”也并非绝对平均，而是在既定等级秩序下整体上的合理、有度（何蓉，2014）。

但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带给中土以超出人伦秩序的平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平等思想。平等的预期形成了，离妄灭执的涅槃境界的目标却被搁置，拯救要在此世实现，在社会上形成了对于等级、差异的道德义愤、对于等级制度的浪漫主义的破坏冲动（何蓉，2014）。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农民起义中许多是以“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为主张唤起民众参与的，如北宋王小波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明朝李自成起义喊出“等贵贱，均田免粮”的口号（张宜民，2020）。类似地，当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时，平等一词也被灌注新意加以应用，而西方平等思想中的自然法基础、人的基本权利等内容却被遮蔽了。何蓉认为，当全然西化的平等语言被广泛应用时，内里发挥持久影响的，却仍是基于“均”的传统社会正义观（何蓉，2014）。

可见，“均”和平等在中国语境下，既包括关注人伦秩序和社会团结的部分，又包括强调分配结果的平均主义的理想。何蓉认为，这两方面既相互牵制又相互损害，酝酿着社会骚乱或社会运动的种子（何蓉，2014）。她的此种观点是从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出发得出的结论。然而，这并不一定是必然的。过往研究发现社会不平等增加，中国民众的公平感并不一定降低；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拥有更积极的社会心态。这有可能是因为中国民众的等级秩序观念对不平等有着更高的接纳度，但是什么时候不平等将变得不能忍受？根据何蓉对中国历史上“均”的梳理（何蓉，2014），此问题又可转换为，什么时候民众的平等更偏向于接受等级秩序和差异，什么时候民众的平等更偏向于平均？这些都涉及公平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