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制遣大将出征及其礼仪
唐代虽然偶有皇帝御驾亲征的现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由皇帝派遣大将军带兵出征。在唐前期府兵制的军事管理制度下，“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37]，这种临时命令的情况既能有效地应对战争，又能防止武将坐大专权。在唐前期行军队伍中，以府兵或征募的蕃汉兵员为主体，行军统帅则有行军元帅、行军大总管和行军总管等称号。[38]唐代行军元帅一般由亲王专任，文武官员统军则称总管，“凡亲王总戎，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39]，但除了唐初武德年间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领兵四处平叛以外，大多数情况下亲王任元帅多为遥领，实际上仍由朝臣充任副元帅，指挥行军打仗。行军大总管是唐代行军统帅的主要称号，唐朝设置一道行军，授命行军总管负责该道军政，总管之间互不隶属，由朝廷任命行军大总管进行统领，直至开元九年（721）朔方道行军大总管改为朔方节度使才最终废止，而随着行军变为镇兵，行军总管也只称总管，成为节度使下属的一级军将，“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千人置子总官一人，五千人置总管一人”[40]。
唐代兵部的设置主要用于掌管全天下武官的选授与地图、甲仗等事务的政令[41]，另外唐代虽然延续前朝制度设置了诸卫大将军，并设置折冲府作为军事储备，“始自贞观中，既武遂文，内以十六卫畜养戎臣，（褒公、鄂公之徒，并为诸卫将军）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但大多数大将军的职能为宫廷警卫或礼仪仪仗，虽然待遇优厚，但并无实权，属于优待武臣的一种闲职，“当其居内也，官为将军，绶有朱紫，章有金银，千百骑趋奉朝庙，第观车马，歌儿舞女，念功赏劳，出于曲赐”[42]。故而每当发生战争，皇帝要另行下达制书派遣将军领兵出征，征发的制书为王言七制之一，“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而施行之”[43]。唐代前期的行军副元帅、行军大总管、行军总管也经常由兵部尚书、诸卫大将军等充任，如李靖、李勣、侯君集、郭元振等以兵部尚书充任行军大总管、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李大亮、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左金吾卫大将军丘神勣等曾充任行军道大总管、总管。但随着唐代中枢体制及其军事体制的变化，兵部尚书、诸卫大将军等逐渐沦为虚职或荣誉性加官，没有实权，主要由方镇节度使领兵出战，行军体制也由节度使替代，最终因节度使权力过大，缺乏制衡，酿成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以后，原本设置于唐朝四方边境的节度使也广布内地，掌握一方军政大权，“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44]，从而对唐代后期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命将出征之礼在北齐、北周并列之际得到了快速发展，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北齐命将出征，天子亲至太庙将鼓旗、斧钺授予将军，并授予其制裁阃外的一切权力；而北周时期的命将出征之礼则相对有所降低，在大将出征的时候，仅派遣太祝用羊告祭所过山川而已。但在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的实际实施过程中，又增加了皇帝派遣大司马到太庙授予将军斧钺之礼，但仍是派遣官员进行负责，皇帝不亲事。隋代大将出征，以豭肫一衅鼓，告社庙，并授斧钺，将领不得反宿于家。[45]唐代前期的大将出征制度基本沿袭隋朝，但增加了告齐太公庙的环节，“凡大将出征，皆告庙授钺，辞齐太公庙讫，不宿于家”[46]。具体的礼仪细节在《大唐开元礼》中有所保留，分别为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宜于太社、告于太庙、告于齐太公庙，其中宜社、告庙之礼与皇帝亲征之宜社、告庙礼仪相比，除了在礼仪规模与程序上有所简略之外，基本相同，而告齐太公庙之礼，则为大将出征所独有。但在《大唐开元礼》中，并没有《旧唐书》所载大将出征授斧钺的环节，究竟是礼官的刻意删减还是史官的一味承袭，尚未可知。[47]为便于后文，现将其摘录如下：
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齐太公庙
将告，有司卜日如别仪。前一日，诸告官致斋于庙所。卫尉设告官以下次各于常所，右校扫除内外，奉礼设告官位于内外，并如常仪。设诸将位于庙庭横阶南道东，北面，西上。又设诸将门外位于南门之外道东，西面，北上。太庙令整拂神坐，又帅其属以尊坫罍洗篚幂入设，皆如常仪。执尊罍篚幂者各位于尊罍篚幂之后。
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预具酒脯醢如常。未明三刻，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太庙令、良酝令之属入实尊罍及币。（牺尊二，一实以玄酒，一实以醴齐）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太庙令、太祝等入当阶前，北面，西上。立定，奉礼曰：“再拜。”庙令以下皆再拜。升自东阶入就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陈于东门外。谒者引诸将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礼曰：“再拜。”诸将以下皆再拜。谒者进告官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还本位。诸祝俱取币于篚，各立于尊所。谒者引告官升自东阶，诣太公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币东向授告官，告官受币，进，北面跪奠于太公座前，俛伏，兴，少退，北向再拜讫，谒者引告官当留侯座前，东向立。又太祝以币北向授告官，告官受币，谒者引告官东面跪奠于留侯座，兴，少退，东向再拜讫。谒者引告官诣罍洗盥手洗爵讫，谒者引告官升自东阶，诣太公酒尊所，执尊者举幂，告官酌醴齐，谒者引告官入，诣太公神位前，北面跪，奠爵，俛伏，兴，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进于太公神座之右，东面跪，读祝文（祝文临时撰）讫，兴。告官再拜，太祝进跪奠版于神座，俛伏，兴，还尊所。告官拜讫，谒者引告官诣留侯酒尊所，取爵于坫，执尊者举幂，告官酌醴齐讫，谒者引告官进留侯神座前，东面跪，奠爵，兴，少退，东向立。太祝持版进于留侯神座之左，北面跪，读祝文讫，兴。告官再拜，太祝跪奠版于留侯神座，兴，还尊所。奉礼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谒者进告官之左，白：“请就望瘗位。”太祝跪取币，兴，诣瘗埳，以币置于埳讫。奉礼曰：“可瘗埳。”东西厢各二人填土，半埳，谒者进告官之左，白：“礼毕。”奉礼帅赞者、告官皆复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讫，以次出，其祝版燔于斋坊。[48]
齐太公庙，即祭祀周代开国元勋姜子牙之庙。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诏令两京置太公尚父庙一所，令各一人，从七品下。丞各一人，从八品上。令与丞共同负责尚父庙的开合、洒扫及春秋仲释奠之礼[49]。齐太公庙，以汉留侯张良配飨，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进行祭祀。诸州宾贡上京的武举人，要按照明经、进士的标准在太公庙行乡饮酒礼，每次出师命将，在大军出发之前，要前去齐太公庙辞行。此外，还要选取自古名将，按照孔庙的标准进行配享，“功成业著，宏济生民，准十哲例配享”[50]。天宝六载（747），又诏令诸州武举人上省，要先谒太公庙，拜将帅也要告太公庙。肃宗上元元年（760），尊齐太公为武成王，恢复了安史之乱以前的配享标准，祭祀礼仪一同文宣王，“择古今名将，准文宣王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51]。唐德宗时曾拣选名将充任十哲，其中唐李靖、李勣位列十哲，又有七十二弟子，唐代李孝恭、尉迟敬德、苏定方、裴行俭、王孝杰、张仁愿、王晙、郭元振、李光弼、郭子仪也位列其中。[52]唐代齐太公庙的设置，在各方面均与孔子庙相符合，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抬高齐太公庙的祭祀规格与地位，表明了统治者重视武备、文武并用的为政思想。
随着齐太公庙的建立，唐代制遣大将出征之礼才得以完备，并作为军礼内容之一记载于《开元礼》之中。其告庙之礼，与其他祭礼基本相同，有斋戒、陈设、奠玉帛等礼仪环节，主要的区别在于奠祭的对象为齐太公及其留侯张良，祭奠时宣读的祝文由官员临时撰写，最后瘗埳玉币，燔燎祝版。这一礼仪在唐代的具体实践如何，因为史料缺乏记载，故而难以进行相互比较研究，但由于此礼完成于开元二十年的《开元礼》，当时节度使制度已经全面建立，唐朝命将出征的情况相对较少，军事征伐活动也主要由中央政府直接命令节度使去施行，所以该礼实施的时间范围及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唐代祭祀齐太公庙之礼为中祀，与孔宣父的祭祀等级相同，其庙址位于皇城含光门内行道西太平坊，建筑形制与文宣王庙同。[53]齐太公庙的建立，并在同等规格等级下与孔宣父庙一起纳入《开元礼》，表明了唐朝统治者文武并重的治国策略，并在之后将二者尊为文宣王、武成王，也是进一步表明了统治者文武并举的决心，但实际上这种举措收效甚微。而且安史之乱以后，藩镇林立，部分节度使与地方武将嚣张跋扈，屡屡挑战唐朝统治权威，尤其是德宗朝发生的“四王二帝之乱”，直接践踏了唐德宗的雄心与威严。唐德宗贞元年间不少文臣对武成王庙的配享、用乐与祭祀规格频频发难，武将虽然也有反对声音，但势力微弱，于赓哲师认为这是唐德宗在经历“四王二帝之乱”以后，朝廷大臣对于武将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并在此争论的基础上逐渐加速了唐代的文武分途。[54]虽然唐德宗最后仍旧表示要文武并重，“帝德广运，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礼教敬，国章孔明”[55]，但他对武将的怀疑与猜忌始终深藏于心，并影响着后世的统治策略与社会风气。唐哀宗天祐二年（905），在被迫迁往洛阳以后，中书门下仍奏请建立武成王庙：“迁都以来，武成王庙犹未置立，今仍请改为武成王，选地建造，其制度配享，皆准故事。”[56]哀宗虽然同意了这一请求，但不久之后，唐朝就被朱温所篡，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