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皇帝的亲征活动与亲征礼仪

自古以来，军事征伐层出不穷，皇帝亲征是最高级别的军事活动，它既表达了皇帝恭行天罚、号令全国的至尊权威，又反映了皇帝安宁寰宇、扶绥内外的人君职责。故而本书不揣谫陋，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皇帝的亲征礼及其实践情况进行系统研究，不足之处，以求教于方家。

一 唐代皇帝的亲征活动

笔者通检唐代相关史料，并进行整理与分析，将唐代皇帝的亲征活动整理成表1。

表1简要介绍了唐代皇帝的亲征情况，包括亲征时间、亲征对象以及最终是否亲征，下文将对这些亲征活动的前因后果进行详细论述。

唐太宗征高丽深受隋炀帝亲征高丽的影响，而直接出兵的原因则是贞观十六年（642）高丽权臣泉盖苏文弑杀其王一事，之后泉盖苏文诛杀异己，专制国事，后又与百济连兵进攻新罗，太宗遣司农丞相里玄奖带着玺书前去调解，但劝说无果。于是太宗不顾褚遂良的劝谏决意亲征高丽，贞观十九年二月，太宗令太子监国，亲自于洛阳发兵，进军高丽，连续战斗七个月，于其年九月班师回朝。此一役，“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1]。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代价也很惨痛，太宗也深深感到后悔。纵观此次亲征，太宗不听劝谏、执意亲征，其目的无非就是想完成隋炀帝未完成的事情，以此来炫耀武功，加之太宗晚年好大喜功、不听劝谏、用人失当，史臣也对此颇有微词。[2]

开元二年（714）八月，吐蕃率十万人进寇临洮，十月复寇渭源，玄宗下达诏书，意欲亲征，并令人准备相关兵马，后因薛讷、王晙在前线大破吐蕃，吐蕃败退，此次亲征随即停止。[3]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路南下，攻陷洛阳。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失守，玄宗无心防守长安，一边谋划驾幸蜀地，一边下诏亲征以安定民心，十三日黎明，便与后宫、皇子、亲近大臣和宦官出延秋门逃往蜀地。[4]乾元二年（759）三月，唐朝九节度与史思明战，唐军失利溃败。四月，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在范阳建都，自称燕王，僭立年号顺天，并率领叛军分路南侵。九月，史思明攻陷洛阳，再次威胁到了唐都长安。十月，肃宗下诏亲征，群臣上表劝谏，亲征乃停。[5]

永泰元年（765）九月，吐蕃寇奉天、同州，直逼凤翔府、盩厔县，京城戒严，诸将率军守卫，郭子仪屯泾阳、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骆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代宗亲自率军屯禁苑内。九月庚戌，下诏亲征。后来经过郭子仪从中斡旋，瓦解了回纥与突厥的联盟，唐军与回纥共同攻击吐蕃，吐蕃大败，京城才得以解严，亲征活动也就停留在书面之上。[6]

综上所述，唐代21位皇帝中有4位皇帝在名义上进行了亲征活动，其中唐玄宗在位期间进行了2次，但实际上仅有唐太宗一人顺利实施了亲征，其余皇帝虽然以下诏的形式宣布亲征，诏书如太宗的《亲征高丽诏》、玄宗的《亲征吐蕃制》 《亲征安禄山诏》、肃宗的《亲征史思明诏》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都未能实施。亲征活动的主要征伐对象有周边外蕃，包括高丽、吐蕃，也有内部反叛势力，即安史叛军，其中唐太宗对高丽的征讨是唐王朝主动出击，想要建立新的东亚政治格局，而唐玄宗和唐代宗对吐蕃的征讨则属于被迫防御，通过出兵反击来保卫疆土。

唐太宗之所以亲征高丽，笔者总结为以下五点。一是由于其时唐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恢复、国力强盛，人力、物力资源都非常丰富，有足够的基础来发动对外战争。二是高丽国内动乱，大臣弑君，给了唐朝一个出兵维持正义的借口。三是唐太宗晚年好大喜功，过于骄傲，面对高丽的挑衅意气用事，不听劝阻，且认为高丽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是一场必胜的战役。四是自隋朝遗留下来的高丽问题，隋炀帝三征高丽，三战皆败，最终国破家亡，虽然征高丽不是亡国的最主要的原因，但也对隋朝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隋炀帝三征高丽有着更深的历史背景与战略意图，征服高丽是隋朝政府构建东亚地缘政治的关键一环[7]，唐太宗延续隋朝战略，想要征服高丽，完成隋炀帝未完成的事业，虽然最终也没能彻底解决，但他为高宗朝最终处理高丽问题奠定了基础。五是唐太宗个人原因。太宗戎马一生，东征西讨，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不世之功，他本人也爱好打仗田猎之事，经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到了晚年也留恋自己的军旅生涯，此次亲征正好可以实现他多年以来再次统军征伐的愿望。可惜，事与愿违，高丽并非想象般的那样不堪，唐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换来局部的胜利。而且，此次失利后，太宗身体染疾，每况愈下，直到临死之际依然对高丽之事念念不忘，高丽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延续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

之后的亲征活动大都是表面文章，虽然情势更加危机，但皇帝们只是下发诏书，并不见实际行动，开元二年、永泰元年的亲征停止是因为危机已经得到解除，已无亲征的必要。天宝十五载的亲征基本上就属于装腔作势，当时玄宗已经做好了逃亡蜀地的准备，下诏亲征只是为了安抚民心，妄图稳定局面，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用的效果，“闻者皆莫之信”，长安已经乱作一团，根本没有防守抵抗的能力，玄宗一出走，“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8]，朝野秩序完全混乱，毫无防备抵抗之心，叛军轻而易举地进入长安。乾元二年肃宗亲征史思明的活动，由于众大臣的劝谏而取消，虽然看起来是符合实际情况和民心的举动，但皇帝诏书朝令夕改，难免会对自身统治权威造成影响。

事实上，每一次亲征行动的开始，就伴随着强烈的反对意见。太宗征高丽时，褚遂良、李大亮等诸多大臣进行谏言，太宗以“天有其时，人有其功”“正高丽可亡之时”的傲慢语气回应众人[9]，坚持亲征，最终得以成行。开元二年唐玄宗下诏亲征吐蕃之时，苏颋连上二表，认为“陛下但发亲征之令以旨远，而潜遣猛将谋略之士以济其师，则戎人日便崩挫也”，从经济状况、军事战略、儒家孝道等三方面进行劝谏。[10]乾元二年肃宗的亲征活动也遭到了群臣的反对。[11]而且，安史之乱前的太宗和玄宗都有着足够的能力与勇气来实现亲征，唐太宗驳回褚遂良等人的劝谏，顺利亲征；唐玄宗已经进行了战前准备，只是由于吐蕃已经败逃而停止；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假意亲征、自身逃窜，肃宗亲征因群臣劝谏而废，代宗也未见亲征的实际行动，从前后期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亲征能否顺利施行与唐王朝的综合国力有关，也与皇帝的个人态度紧密联系，后者作用又大于前者，并起着决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大臣们每一次劝谏反对的原因总结起来无非就两点：一是天子应该安居于内，只需派遣精兵强将作战即可；二是征伐对象皆是蛮夷小众，不堪一击，假以时日会自取灭亡，不值得天子亲征。但这样的理由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基本每次的亲征对象都很强大，甚至迫近了都城长安，而皇帝和大臣也不可能不知道现实情况，他们这样“天子下诏亲征、大臣上表劝谏”的模式过于连贯，已经形成套路，甚至有一些舞台剧的表演意味，也许皇帝并没有亲征的打算，只是由于形势紧迫，必须做出相应姿态以维持统治、安定人心，大臣也应该深谙其道，及时劝谏来宣扬皇帝的崇高品质，配合皇帝来保持社会稳定。而且这种现象越到后期越明显，皇帝亲征基本上成了统治者面对军事危机所采取的惯用套路，至于亲征能否顺利进行及其结果，则因时因事而异。

二 唐代皇帝的亲征礼仪

与亲征活动如影随形的，便是一系列皇帝亲征礼仪。先秦时期天子出征的时候便“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12]。 《通典》在记述先秦天子亲征之礼时总结道：“周制，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祢……（类、宜、造，皆祭名。孔颖达云：‘天道远，以事类而祭告之也。社主杀戮，故求便宜。社主阴，万物于此断杀，故曰宜。造，至也，谓至父祖之庙也。言祢者，辞时先从卑，不敢留尊者命也。将出者，谓行幸巡狩。'）祃于所征之地。（祃，师祭也，为兵祷也，其礼亡。其神盖蚩尤，或云黄帝，又云：‘若至所征之地祭者，则以黄帝、蚩尤之神，故亦皆得云祃神也。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13]

南朝萧梁天监初年，梁武帝下诏撰修五礼，以陆琏掌定军礼。陆琏参照古礼，类、造等礼仪都用牺牲、玉币，但梁武帝认为宜礼是为了向太社请求征讨的合理性，造礼是为了向太庙禀告军事谋略，类礼是为了承奉上天的旨意以示征伐，不敢自专。并表示这些礼仪陈列玉币即可，想要削减皇帝亲征礼仪等级规模，陆琏无法应对，但在严植之的坚持之下，仍然坚持下来，“告用牲币，反亦如之”[14]。北齐在其基础上，开始注重皇帝亲征礼仪的程序与细节。《隋书·礼仪志》记载，北齐皇帝在亲征之时，要穿着通天观，“文物充庭”，然后选取特定日期告庙、宜社、类于上帝，并要祈求后土、神州、岳镇、海渎、源川等诸神，又要坎盟、歃血，祭牙旗与所过山川。到达战场后，还要进行祃祭、祷祖[15]，礼仪程序相当复杂，也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亲征礼仪杂糅混乱，尚不成熟。

隋代皇帝亲征时依旧类上帝、宜社、造庙、軷祭，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亲征辽东，就亲自实施了隋代的皇帝亲征礼仪，礼书记载也十分详细。[16]到了唐代，盛世修礼作乐，皇帝亲征礼的礼仪内容也得到了大幅度的修撰，但相关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唐代皇帝亲征礼仪内容远溯《周礼》，上承延续北齐、隋朝军礼，并将其条理清晰地记载于《大唐开元礼》之中，展现了唐代对于皇帝亲征礼仪的认识与规范，现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将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的主要内容整理成表格，并分析解释如下。

表2简要列出了《大唐开元礼》中所记录的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的内容及其环节、祭祀对象、祭祀地点、祭祀方式、祭品和所用乐舞，现对其展开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皇帝亲征类于上帝。类，祭名。任慧峰在研究先秦军礼的时候，对诸种说法进行了总结，认为共有四说，即汉代今古学家和许慎《尚书》认为类祭指以事类祭天；郑玄认为类祭指仿照正礼而祭祀，孙希旦同意郑说；清吴士鉴认为类祭是血祭的一种；杜而未和庞慧认为类祭指以动物祭祀。任慧峰从类祭的仪节和演变入手，考证辨析了以上观点，认为先秦的类祭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上帝、祖先或社神进行祈祷以求福佑的祭祀，一般发生在征伐之前。由于汉儒的解释，后世类祭逐渐以天为祭祀对象。[17]到了唐代，皇帝亲征类于上帝包括前期的准备工作，如纂严、斋戒、陈设，从皇帝銮驾出宫以后直至奠玉帛、进熟、銮驾还宫等环节为真正的礼仪程序，共七个环节，其中奠玉帛和进熟是核心礼仪环节，需要皇帝及从祭人员严格按照礼仪程序来进行礼仪活动，中间还伴随着乐舞，仪式完成之后，皇帝按照程序返回宫中，礼仪结束。祭祀昊天上帝是唐代最高等级的祭祀礼仪，属于大祀，用苍牲二，采用燔燎的方式进行，需要另行设置燎坛及望燎位，《大唐开元礼》规定燎坛的规模为“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四尺”[18]。

皇帝亲征宜于大社。宜，祭名，大社，即太社。传统学者认为宜为便宜之义，近代学者多从古文字入手，重新考证宜字指本义，任慧峰认为宜字古字同俎，即置肉于祖告祭祖先之义。[19]唐代开元礼中记载宜于大社之礼有斋戒、陈设、銮驾出宫、奠玉帛、进熟、銮驾还宫等六个环节，其实不然，应是在行文时省略了纂严一环，地点在太社，唐代祭社时社稷同祭，祭祀对象为太社神，以后土勾龙氏配祭，太稷神，以后稷弃配祭，采用瘗埳的方式，祭祀结束后燔祝版于斋所。

皇帝亲征告于太庙。告，祭名。先秦时期，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20]，学界关于“造”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造就是到，孔颖达主之；第二种认为造是祭名，杜子春主之，郑玄从之；第三种认为造即告，祷告之义，王贵民等当代学者主之。任慧峰对此三种说法进行了辨析，认为造字为祰的假借字，而祰字则是告的后起本字，即用牛祭祀祖先以祈福，后世造泛指发生大事时告知祖先。[21]唐代皇帝亲征告于太庙，有斋戒、陈设、銮驾出宫、晨祼、馈食、銮驾还宫、凯旋献俘、解严等八个环节，地点在太庙，所告祭的对象为唐玄宗之前的献祖、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等九庙神主，采用燔燎的方式，祭祀结束后燔祝版于斋所。

皇帝亲征类于上帝、宜于太社、告于太庙，在程序、乐舞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祭祀的对象也是唐代祭祀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祭祀规格相对较高，但在具体的祭祀对象、地点、祭品上却各有特色，显示了其祭祀礼仪的制度性和规范性。

皇帝亲征祃于所征之地，由于典籍缺载，后世学者对祃祭说法不一，令人难以信服。任慧峰利用甲骨文、金文资料论述先秦时期的祃祭是为多获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后分化为两部分，一是战前或狩猎前的祃祭；二是战后或狩猎后举行的献礼。[22]唐代皇帝亲征祃祭多指战前，地点为其所征之地，祭祀的对象为黄帝轩辕氏，而且唐人在实际操作中，对祃祭进行了广义上的扩张，李蓉根据《太白阴经》中所记载的祭文总结出唐代大将出征的祃即可分为四种，即祃神、祃牙纛、祃马、祃佛教毗沙门神[23]，其中第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祃祭，是唐代祃祭的主要内容；祃牙纛来源于西周的祭表貉，后发展成为宋代祃祭的主体，《文苑英华》中另保留有陈子昂在武周时期所作的《祃牙文》[24]；祃马是继承汉代应劭对祃祭的解释，而且唐代史籍中也保留了诸篇《祃马文》[25]，作为其实施的记录；祃佛教毗沙门神则与佛教兴盛有关，在唐代对少数民族征战的时候，佛教毗沙门神对于诸多信佛少数民族来说有极大的震慑力量，可以从精神意义上帮助唐军取得胜利。

皇帝亲征軷于国门。軷祭是古人关于出行的祭祀行为，古人的生活空间相对封闭狭小，对于外部世界缺乏了解，故而他们为了求得出行的安全，要在出行前进行相应的祭祀仪式。秦汉以来的出土文物充分显示出人们对于出行的认知与思想认识[26]，唐宋以降仍是如此，余欣利用大量敦煌数术、占卜、具日历文书，用整整一篇的内容呈现出中古时期敦煌地区形形色色逢凶化吉的出行文化，并从宗教和礼俗的角度反映出敦煌的行神崇拜和祭祀仪式。[27]隋唐之际，軷祭正式成为军礼之一，由亲征的皇帝在国门举行軷祭，保佑军队出行平安，凯旋而归，唐代皇帝亲征軷祭的地点在国门，所祭祀的对象为行神，也是古代吉礼中的“七祀”之一，在唐代祭祀体系中，主要为冬季祭祀行神[28]，而作为军礼的軷祭需要右校临时在国门“委土为軷”作为祭祀场所，祭祀完毕后，“驱驾轹軷而行”。

皇帝亲征告所过山川。由于山水的神秘性，中国古人长久以来就有一种山水有神的观念，且从先秦一直延续至今。行军打仗之时，难免途经各种山川，为了祈求途中的安全和神灵的保佑，都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而且，一些山神信仰与唐代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9]唐代皇帝亲征告祭所过山川，因“天子无拜诸侯之礼”，故由告官代替皇帝进行祭告，依据山川规格及行军状态进行祭祀活动，“岳镇海渎用太牢，中山川用少牢，小山川用特牲，若行速即用酒脯”[30]，也可见唐代军礼中对于山川神灵地位的认识与运用。

皇帝亲征祃于所征之地、軷于国门、告所过山川的礼仪内容相对简略，在《大唐开元礼》中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礼仪程序，但根据其记载可以看出，它们的礼仪程序也是非常丰富和完整的，都采用了瘗埳的方式，而且由于是皇帝的亲征礼仪，祭祀规格也相对较高。

王博在探讨唐代的军礼时认为唐代军礼具有明显的复合型特质，即不仅有世俗性仪式，还夹杂大量的祭祀性仪式[31]，以本书所探讨的唐代皇帝亲征礼仪来说，都有祭祀礼仪，分别来自皇帝亲征之际对天、宗庙、社稷、黄帝、行神、山川之神的祭祀，表明了皇帝渴望在亲征时得到各种神秘力量的保佑，以求取战争最终的成功，庞大的祭祀体系也反映了唐代对于皇帝亲征礼的谨慎态度和重视程度。但实际上，以上诸种礼仪内容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实践，故而有些礼仪问题仍然只能存留于文本之上，同时，这些祭祀对象也包含于唐朝日常祭祀体系之中，大多是由有司代行祭祀，在礼仪规模、参加人数与重视程度上均与皇帝亲祭有着天壤之别。

尽管《大唐开元礼》用将近四卷内容来记载唐代皇帝的亲征礼仪，但实际上，如上文所述，唐代皇帝亲征仅仅成功施行一次，而且在这一次亲征之中，唐太宗也并未完全施行整套礼仪。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丁巳，太宗亲自领军从洛阳前往幽州前线，途中下诏追谥比干为太师，号忠烈，并重新修葺了他的坟墓，春秋之时以少牢进行祠祭，并给随近五百户以供洒扫，亲自撰文进行祭祀[32]，但其目的仅是为了赞扬比干的正直忠勇，不忍见其墓成为废墟而已。癸亥行至邺，太宗又亲自撰文祭祀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33]，赞扬其出色的军事才能而贬低其统治能力，也可以从中看出太宗此时亲自领兵出战的矜傲之风。三月丁丑，幸定州，经过北岳，太宗又亲自写文祭之[34]，可以算作太宗实施皇帝亲征告于所过山川的礼仪，但仅仅撰文祭祀，颇为简便随意。虽然在《亲征高丽诏》一文中有“类上帝而戒途，诏夏官而鞠旅”[35]的记载，高明士先生也据此认为唐太宗在幽州举行了类上帝礼，并将隋炀帝亲征与唐太宗亲征进行了比较，认为二人军礼实施的多寡是由于隋炀帝“好礼”而唐太宗“不精学业”[36]，但实际上史籍中并未见太宗施行类上帝的礼仪，尽管太宗时期的礼仪内容与玄宗开元年间的《大唐开元礼》有些差异，尚未成熟。但在军礼内容方面，《贞观礼》中军礼二十篇，到了《开元礼》中军礼只有十篇，贞观时期的军礼篇目反而多于《开元礼》，只是具体差别无从考证。而且自隋炀帝以来的礼仪典籍均采用五礼体系，一百卷《贞观礼》、一百三十卷《显庆礼》与一百五十卷《开元礼》有着前后继承关系，《开元礼》折中贞观、显庆二礼，兼容南北，其相关内容不至于相差太远，史籍中关于隋炀帝大业八年（612）亲征高丽所实施的亲征礼仪记载得十分详细，而太宗仅存在于只言片语的诏书之中。所以，经过论证以后可以得出结论，即《开元礼》所记载的皇帝亲征相关礼仪，在唐代并没有得到实践，更多的是一种礼仪文本的记载和象征性的表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