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建国中的科学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16ZDA191）。
杨姿[2]
内容提要：科学在抗战建国中被重新认识，是知识分子对科学话语的再次建构。新科学的提倡，是对启蒙科学缺乏民众基础的补充，以此完成科学大众化的宗旨，但是，知识共同体所生产的科学理念作为革命指导思想的方式，却面临科学逻辑的断裂。从表面看，科学在实验室发挥效用与科学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效用产生了冲突，但实际上，革命时期科学与政治的复杂联系，将打开启蒙视域中科学被遮蔽的力量，科学在完成战争使命和社会任务的过程中，也打开了全部的价值面相。
关键词：抗战建国；科学；科学化；新启蒙
引言 科学革命与革命中的科学
抗战建国[113]革命运动的全面展开，带来对五四启蒙的科学清算，“赛先生”的支持者也被视为“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方法的价值观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3]。一方面，新启蒙者试图通过对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来实现大众对科学的共享，提高社会的科学化程度，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工作者也以中国化视角重新发现科学，从科学的研发到科学的应用，都强调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学界对此的理解也基本遵循“救亡说”，因为科学作为启蒙的旗帜已经从兴民智转向为战争服务，但事实上，如果回到“抗建”的社会史实，会发现自然科学家的学科诉求和专业诉求从未间断。这关系到如何看待科学与启蒙、科学与救亡，以及科学与社会转型的种种问题，所以应当回到科学内部去思考，放弃一直以来以科学为名义的思路。
理性是科学革命的起源，所以启蒙也是对理性的崇奉，但同时，科学的果实也会被非理性利用，变为战争的催化剂。“抗建”要求对科学进行新启蒙，本质上也是对理性的重新审视。科学参与革命的方式，一是自身形成一种革命的效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作为纯粹知识性的革命作用于整个观念领域；二是革命过程中，哲学家们用理性逻辑来揭露旧世界缔造新世界，进而激活大众改革的情感和欲望，抗战建国时期便是如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会先在地属于启蒙或者救亡，“抗建”的要求不是单方面地抬高科学地位，或者，反过来要求科学的献身。科学自身的成长与壮大总是以科学为本位，但是，科学家的生存、实验室的存在包括研究成果的使用，无不受到社会革命进程的牵制。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我们反思科学在“抗建”中的实施、实效及实际命运，从而更全面地了解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问题。
一 1939年：钱雨农事件中的“科学”与“抗建”
1939年3月1日出版的《读书月报》第1卷第2期上，钱雨农等所写的《抗战期自然科学家的实践问题》公开发表。该文中，钱雨农等提出：“凡与抗战有关而为自然科学家所能尽力的问题，希望能提交自然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应立即去研究，解答。然而本身的研究工作，可不能放弃；放弃本身研究工作就会使自己使国家都要落伍，是很危险的。”随后，该刊物的第7期上刊载了梁原熊、徐尧照、黎愿、何廷去等的反对文章，他们主张“自然科学家应该把研究的工作建立在抗战建国之下，自动地去开举自然科学的新园地，并使这个开举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创造更多的新的抗战建国的力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园地来。”[4]编者在徐尧照等人的文章后面做了附记，认为双方的意见并无本质的差异，但仍旧选登出来，意在引发自然科学家对这个话题更多的兴趣和讨论，呼吁读者积极参与这次探讨。《读书月报》后来没有再持续地跟进这个论辩，但是，杂志登载了一系列关于自然科学与教育、哲学、经济、文学等多学科的关系的探究文章，并吁请社会科学者多多与自然科学者团结合作，提高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度。可见，钱雨农所谈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这个事件关涉多个相互勾连、相互影响的问题：其一，抗战建国的背景下，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否与人文学科走相同的道路？其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是否面临相同的考验？其三，科学道路的选择究竟是与科学本身发生联系，还是由社会任务来决定？所以，不能仅仅以编辑最后界定的“误会”作为定论，而应重新进入当时的争辩以及周边话题的梳理，以期对“科学”作为时代命题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定位。
钱雨农等人的那篇文章是同人心声。他与同是中国科学社的张真卫、裴季衡，以及中研院的王仲济、伍献文、陈世骧等人，在面对“抗战时期科学家应去参加抗战工作，不应当再在实验室中研究你的本行的科学了”这样的社会舆论时，感到必须做出回应，以此来争取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空间，因为此舆论中的两个信息——“抗战工作”与“‘本行的科学’工作”，在一般人看起来是对立冲突的两种工作，而钱雨农他们所强调的却是两者在差异中的一致性。我们知道，抗战建国纲领颁布以来，国统区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实施纲领要求，从军事、法制、水利、统计、地方自治、土地改革、民德，甚至到禁烟、节约运动，等等，无不与抗战建国统一步调。比如教育，不但因为战时的特殊性而制定了“普通军国民的课程准备”“军国领袖的课程准备”和“专门人才的课程准备”[5]这种特殊分类的抗战建国学制，而且还针对性地拓展了难童教育、乡村教育、青年人格教育、社教等教育门类。在突出抗战建国历史特殊性的前提下，各专业人士都进入这个时代命题，上述舆论就是强调“抗建”意识对专业的覆盖性的一种反映。可是，钱雨农等人坚持意识性和专业性的不同作用，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们认为科学的专业性理应得到独立，而非被含括。首先，他们以欧战中法国大炮因为使用新型润滑油更加精准而胜过德国大炮的威力与射程为例，说明法国强大的军事作战能力建立于本国自然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道理，进而提出植物学家加强本职工作研究的必要性。其次，他们阐述了自然科学研究过程的长期性，认为其与作为“抗战”目的的“建国”一样，都离不开时间的积累。最后，他们指出自然科学能够直接应用于抗战是有限的，因为纯粹科学的研究比应用技术的研究更广泛也更基本。仔细分析就能发现，钱雨农等陈述的三条理由，是严格遵循科学逻辑来演绎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情感、心理和态度上来表明自然科学与抗战的脱离，而是遵循科学思维的特征，把自然科学研究的职业特性和战时特点做了联系。
徐尧照等人反对钱雨农等人的观点主要有二。第一点是以战争属性来决定工作属性：“这次的半殖民地的反帝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全民一致的战争，”所以“全国各阶层的人民都应为着完成它而斗争”，第二点是以生活状态来决定工作状态：“自然科学研究的本身，不过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所以生活随军事而变化，工作自然也要为军事而服务。显而易见，徐尧照等和钱雨农等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科学对话”。可是，《读书月报》的编者认为“钱先生等是说明了‘学以致用’的意义不能太狭窄，而其主张自然科学研究要配合抗战建国的实践，则与徐君等的意见似乎并无太大的距离”。在论者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误解”：他们的距离不但很大，而且内在的分歧还未得到揭示。徐尧照等把钱雨农等的观点归结为是“为科学而科学”,“并不是真的有不能应用于抗战建国的自然科学，而是自然科学研究者的沉迷，强把研究与实践分离开来”。从表述上来看，徐文是抽象的、空洞的，无论是对抗战建国的任务的把握，还是对自然科学的技术的掌握，起码不是在一种科学认识观念上来厘清这个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徐文一开始就说“广东连县文化落后及交通梗阻的关系，三月一日重庆出版的刊物，至六月初旬才能读到”，文中自称他们这些农科、医科的入门人不满于钱雨农那些见解，所泄露的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焦虑：身在战乱中国的边远小城，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他们希望能够发挥一己之力。这种意愿已经足以压倒个人职业的、思想的、甚至是肉体的主体性。实质上，他们的焦虑不只是属于自然科学群体的焦虑，而是战时中国的焦虑的表现。
恰恰是在这个主体性的表达上，钱雨农他们提供了另一种答案。当时全国的医、农、工技术专家和理科科学家一共约二万人，这个数字的统计是科学自觉性的反映。正如他们所说，战争的爆发使得刚刚起步的中国自然科学研究遭到破坏，研究的客观条件已然受限，倘若再从人力、精力上浪费掉有限的资源，于科学研究就是双重的阻遏。他们从未想卸下“抗建”的重担，但在他们看来，为更有效地完成抗战建国的任务，自然科学工作者有必要被作为“图书馆里的参考书籍”一样对待。为此，钱雨农列举了法国科学家攻克蚕茧疾病提高吐丝率筹得巨款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中国科学家森林科考的胡桃木研究解决铁轨枕木的铺设问题，以及棉麦种子、无线电等具体事项的研究最终协助战争中应急事件的处理等例子。为了更好地阐明对“应急”的理解，钱雨农又举述欧战中的兵役制度来争取“实验室”的保障，“德法各国国民皆有服兵役之义务，所以科学家有的竟当了士兵，有的作机关枪手，有的作炮手，因此在初期战争中科学家牺牲极大；待到战争后期，需要科学家效力的时候，国家方感觉到以前将科学家送上前线为大大的失策”。其参照物表面看起来是欧洲，而本质上是科学发达的地区，意味着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在当时的内忧外患中，首要考虑的仍旧是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在不破坏这种“总体性”的前提下来求得科学实效的最大化。
在全体的焦虑之中，钱雨农等人所坚守的科学岗位意识，与徐尧照等人的主张显得格格不入。如果说，徐尧照等人的观点呼应了时代的正题，富有行为的合法性，因而以道德层面的正义出现，那么，钱雨农等人的坚守则是在一种知识秩序中来理解社会和社会的转型，无论是人为的战争还是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天灾，在他们看来，都应纳入知识结构的发展中一并认识。换句话讲，钱雨农他们之所以有那次夜谈并撰文详述，是他们意识到了自然科学家的专业危机与同样肩负的民族危机之间的冲突，而他们的应对策略，是以专业危机来解决民族危机。这在徐尧照看来就是“先后”失当，是在逆行。我们今天来回顾这个事件，绝不应像《读书月报》的编辑一样给个是非判断即可。在他们的认识错位中，科学的被遮蔽以及遮蔽的方式，才是我们探索的起点。
二 由“科学”至“科学化”的变化
自19世纪末初现的“科学”一词，至“抗建”时代已经经过了数次的指代转换。目前学界对近代以来出现的“科学”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溯源，[6]无论是刘禾为代表的“跨语际”对“科学”实现从无到有的创造，[7]还是汪晖为代表的“理学”与“科学”的相互确立，[8]都是一种后设之观，便于研究者对“科学”流变的脉络有一个谱系认识，但任何概念的社会化影响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所以外来名词进入本土视线时出现的交叠重合、不断反复的现象，就需要做更多的“局部的澄清”工作。“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复杂性非本文篇幅就能够全面承载，而且也不是讨论的核心，因而，本文主要还是以自然科学为重点，来观察它。事实上，在“科学”众多的意义中，自然科学这一部分的指代相对还算明确，社会科学家们在使用“科学”时，往往意识不到应将自然科学独立出来，大多数时候仍旧是借来传递人文方面的信息，具有代表性的诸如王国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9]他的说法重在为中国输入日本的实证史学观念；又如蔡元培在《学堂教课论》中提倡从“分科之学”到“专门之学”，其用意在于以科学来为宗教寻找资源；再如杜亚泉强调以“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作为“艺术”基础[10]，着眼点在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总体上看，科学从表面的知识传播和常识普及，本质上已经转换为思想革新和精神革命的指代。一言以蔽之，科学的地位恰如胡适在1923年所言“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11]，但对其本意的探究却笼统含混，常常仅指向大而无当的西学。“科学”被引入的过程中，饱含着知识分子对其附加的使命感，从反对传统的文化、政体，到改变普通国民的行为方式，再到被视为情感、道德、信仰的角色。“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12]于是，作为科学研究之本质的“物我两分”，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被传统文化延续的“天人合一”所替代，科学思维方式也被伦理化的哲学性和功利化的政治性所遮蔽。
随着“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相继爆发，战事不断恶化，“科学”的多元形态被压缩，思想界流露出来的观点，以“我们现在所遭受的空前未有的危机，也就是由‘科学’的进步而带来的，因此‘科学’是值得歌颂，但也应该诅咒的”[13]为典型。因为科学不但与战争中的军事装备相关，也关系着工事、交通、给养乃至防毒、防疫，所以现代战争所要求的新式武器、机械化部队、农业、工业、医药等一切物质建设都被纳入“科学”的麾下。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面对全面抗战的新形势，提出了“抗战建国”方略，认为“科学的探讨与设备，为抗战持久及抗战胜利之决定因素”[14]。因之，这种集中于“自然科学”的科学认识并不看重纯粹的系统知识、技术方法，而是在国家战略层面来确立科学的作用。鉴于科学力量成为中国是否能坚持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整个社会对科学的要求，就转变为“使科学与社会联成一气，使科学能送到社会，而社会能接受科学”，一句话，“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结合的“科学化运动”。[15]
五四后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大力推进科学宣传力度，以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为中心，刊登了大量文章为国民补课，较为全面地分析讨论了科学的本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研究、科学的精神及科学的社会功用等，使国人对科学的基本概念、方法、研究、精神、功用及科学伦理等方面有了认知；另一方面也不自觉地继承了维新派的“科学万能”思想，因为科学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赛先生”不是真正的实验室科学，而是一种缔造新世界的手段，作为隐形的“科学化”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起作用。以“抗战建国”为目的的中国社会，在直接动力中原本应该让实验室科学发挥效力，但因为民族国家的实际任务，“赛先生”进化为显形的“科学化”。已有研究的思维定势中，现代中国由“启蒙”转向“救亡”成为通行解释模式，如果按照这样的后观理论，钱雨农、徐尧照等人的冲突，就会被放置在“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叙述中。可是，通观两次“科学化”的发生，都不是单纯的启蒙或救亡可以概括的，而是关系到对科学的理解与界定。中国科学化运动在抗战建国的带动下，活动范围变得极其广阔，从具体措施来看，其一，要造成科学空气，其二，要改良科学教学，其三，要增进行政效率[16]，这些都不是针对自然科学家的特殊规定。
为什么自然科学家对专职的尽守，在同行看来，却成为对科学的背离？
从表面看，是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殊异。顾毓瑔说：“我们纯粹科学的提倡，结果使我们的少数学者在世界科学界上有所贡献，与世界科学界愈近，与中国落后的社会愈远；应用科学的提倡，结果使少数的都市及通商海口的产业振兴了，而都市的畸形发展，反映出广大农村的衰落，整个的讲，科学在近年来相当的发达，而尚不能与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发生密切的关系。”[17]依照吴承洛的说法便是：“中国最大的毛病是‘个人’与‘国家’相距太远，‘乡村’与‘城市’相距太远。科学化工作就要使其如何接近起来。”[18]这种距离的拉近正符合“社会科学化”，它兼顾的是各行各业的共同利益，从空间上升华为全民族根本利益的卫护。
从深层看，是民族主义的局限性所导致的。“我们的科学家在这时候应该选择一条途径：还是准备做世界的科学家，为世界科学界有所贡献？还是愿意降低些个人的荣誉，做一个为中国解决当前各种科学问题的科学家？愿做上述第一种的人物，那么不论国家如何，民族如何，科学的兴趣与荣誉高于一切，结果可以做一个无国籍的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而在今日抗战的中国是不需要的。我们要求从事科学的学者都能降低个人的荣誉与愿望，做第二种人物。”[19]这就完全破坏了科学无国界的认识，“科学社会化”在根本上无法实现科学精神的普及，仅从时间上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
无论是“科学方法”的运用，还是“科学知识”的掌握，都弱化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内核，追求的是现时收益，而创造性诉求被悬搁起来。科学化运动的初衷是“使科学化的工作，免去各界间的脱节，发生连系。”[20]吴承洛所指的联系的加强，是以肯定各个部分存在为前提的，可是，当徐尧照指责钱雨农据守“实验室”的行为，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与社会的生活及需要分离开来”的“脱节”现行，其中的各个部分也不再维持原有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化”以对自然科学的重提为起点，但是却走向了对自然科学的界限的消解。
三 作为五四遗产的“科学”
为了完成旧中国的改造任务，社会管理方面必须结束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同时，思想认识上要改变“唯上不唯真”的定势，就必须采纳以“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合理质疑”为规范结构的“科学”。[21]从古代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中的中国，选择了“民主”与“科学”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纲要，正如陈独秀把科学与民主比作舟车之两轮，确立了两者的密切关系。不过，这对宛如孪生的新文化结晶，在“抗建”时代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首先是受众群体的限制。“五四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没有把大众做对象在五四时代自有它的社会原因，仍不失它的历史价值。不过现在大众仍过着愚昧生活，毫无科学的常识，这确是抗战建国中成为一个极严重的问题，也不得不说是五四运动所留下来的缺陷。我们的责任是赶速到大众里去提倡‘科学’来完成比五四更远大的工作。”[22]在纪念五四的活动中，“科学”被指称为是少数人的专有物，于是导致了“民主”的不彻底。
其次是文化属性的偏差。由于五四时期“没有革命性的机械论，没有把握着客观的唯物辩证法真理，”大行其道的是“布尔乔亚的社会科学和哲学”，所以，“‘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是不正确的，有许多是错误的，所以不能打倒玄学，玄学鬼后的玄学后来就又起来了”。[23]“科玄之争”的未果成为“科学”在资产阶级文化中未完成的佐证，由此引申出对科学文化内涵及演进的哲学资源再认识。
以上两个缺失的列举并不完全如实，都有从本阶级出发的立场限制，但这种思想倾向也形成了“抗建”中新启蒙运动推广的现实基础，于是“科学大众化”成为反对“科学人格化”的重要举措。抗战以来，文化的大众化成为最显著的潮流趋势，具体的措施包括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这都为科学运动的推进和科学教育的变革打造了较好的民众根基。张申府、陈伯达、胡绳、何干之、艾思奇等发动的新启蒙运动，是区别于五四“科学”的前提下而提出的“新科学”。“根据现代观点重组织了的科学，而非过去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科学。但看伦敦大学物理学教授柏帑博士J.D.Bernal的新著《科学的社会职分》（The Social Function of-Science），便可知晓。”他们的依据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尖端，乏惜思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末路。反乏惜思主义却暗许资本主义，未免太忽视了逻辑了！”[24]这对外来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有了感性的反思，也促进了“中国化”的本位思考。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指南的新启蒙者，将新启蒙运动定位在爱国主义运动—自由主义运动—理性主义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四位一体，而中国化则是整个运动的主线和灵魂。科学大众化则是对“赛先生”皮毛的欧化的就正，具体地看，包括。
第一，要改变直接搬运西方现成科学果实的做法。通过配置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脾气，“使科学影响一般人生，改变人的心习思想。”[25]也就是要从日常的科学行为入手。张申府就明确反对将“钻故纸堆的汉学”“造就些驯服的机器”作为科学的目的。
第二，突出理性在科学中的主导作用。张申府反复强调：“科学法的特点是切实，是唯物，是客观，是数量的，解析的（或说分析的），反对的是笼统幻想，任凭感情冲动”,“理性的极致是辩证与解析。唯物，客观，辩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与内容”[26]，总体上，就是肯定理性对个人的限制，实现理性作为一切统治的根本。
第三，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重新加以组织、重新作出估价，找到科学与社会结合的途径，这一点相比于第一条和第二条更为根本。“五四时候已晓得了马克思。但全国读过资本论的也还没有一个。就是马克思的其他著作，除了共产党宣言以外，恐怕也是全国没有读过的。那时知道称道唯物史观了。但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论也是全国没有一个人晓得。”[27]由是，新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扬弃就在于此，要制造一种潮流使自然科学与辩证法、唯物论充分地开展。
面对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新启蒙者最直接地想到要用科学来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重新作出判断。回首国民革命，正是因为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所以才对中国社会运动的性质、动力、联合形式以及转变前途等问题缺乏准确认识，产生了“中庸和犹豫的思想政策”。[28]要更好地发挥科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得到了空前的研究和传播。追溯这一科学观的发展，要回到1936年《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发表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在该文中，“新哲学”即为“辩证唯物论”。陈伯达非常鲜明地指出：“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在抗敌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争斗中，以自己的正确理论为中心，而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进行大联合阵线。”这种联合看起来是营造了各种思想交融汇合的活泼局面，不过，很快地就出现了思想的紧缩。1937年12月，何干之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书中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说起，依次清算了“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进而提出：“目前在理性运动面前，以公正的姿态，批判一切非理性的东西。”那么，什么才是理性的表现呢？他解释说：“无论一篇科学论文，或是一篇文学作品，只要它是现实的反映，对于我们认识目前的局势有好处，那就可以说是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东西，开口闭口都不离爱国这两个字。我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科学与艺术原来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问，科学是抽象地反映或表现现实，而艺术却是具体地反映或表现现实。一篇论文，不论是历史、经济、哲学都用分析方法，有条不紊地把世界解剖了，但是一篇创作，不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却用具体的事实来表现这个世界的面貌。然而无论是抽象的或具体的，他们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使人们认识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这样一来，理性就被转述为在爱国语境中的一切客观反映，科学也成为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保障。
李慎之先生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回忆说：“‘新启蒙运动’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强有力的传播。”“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马列主义在我思想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29]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条战线”的新启蒙运动，以科学为手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科学也成了目的，实现了科学的中国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有从“世界人”中被挤出的忧惧，因而整体的科学目标也是“世界化”的，而“抗建”时代来临后，陈伯达就说德赛二先生需要“旧瓶装新酒”[30]，赋予“新哲学”以合理性。“今天，我们所说的是新的科学哲学方法论，科学的社会主义，德赛二先生已经不复像当年那样幼稚，而长成经验丰富学问渊博的大人了。”[31]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科学”不再被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正确，物理化学作为主体被更替成哲学作为主体，科学仍旧脱离了其应有之意涵，最终不过是科学文化的另一种失衡。
四 重提“科学”的启示
新启蒙运动把五四文化体系中的“科学”归为供特定人群、特定阶层所掌握和使用，以此确立了重塑“科学”的合法性，可他们也始终是在知识分子的视域内来规定“科学”的大众化。尽管这种理论宗旨启蒙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思想论述，但是，在后来漫长的无产阶级运动里面，科学并没有走向大众，成为为民服务的对象，反而成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表达，而且，在那种身份描述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也没有因为科学而更加独立与自主，科学的重提慢慢变为一种话语策略。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入展开，理论研究和实际斗争的结合也获得了过去所不具备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化身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中国化。首先，理论是科学的，“精确地揭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些规律在现实事物中间，在具体的国家和民族中间，虽然要以各种不同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然而并不因此减少了它的一般的正确性，相反地，一切它的特殊的表现的存在，正证明它的一般的适用性，正证明在各种特殊的条件之下都能发现它的规律的作用”[32]。因此，科学的中国化就是要“理解、精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次，方法是科学的，“它给我们一种看事情的基本正确的观点，提示出来研究的基本方向”，因此，科学的中国化就是要“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既成的方法和理论经济学的既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33]然而，这种理论与方法的正确，都是从一种绝对信念的立场出发而免去了验证，无论是认识“精确”“正确”的先在性，还是接受者对“既成方法”的坚持，都没有真正应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其宗旨只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象，而且这种形象会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中发挥作用。“凡是有了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34]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就具备了科学的权威，受到推崇的辩证法思想也同样具有领导政治革命的先进性。
革命战争需要科学技术做支撑，这是“抗建”时代毋庸置疑的需求，而思想领域的科学化浪潮，直指革命的指导理论。这其中有一个潜台词，即科学比政治更高级，由此，政治学说才在科学的名义下得到认可和充实。革命过程中的政治，是亟待理性处理的直接经验，或者是主观行为，而科学是精确性和确定性的知识。只有通过科学的进化，才能使政治上升为系统化、普遍化的科学的状态，这变为无产阶级的一个奋斗目标。而且，为了使这一目标更具实践性，艾思奇强调：“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不存在于名词的琢磨、公式的引用、‘纯逻辑’的空‘理论’里，而存在于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的革命行动的正确指导中，如果脱离了实际问题的解决，那末，无论说一千百万个辩证法唯物论的名词，也不能成其为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35]基于此，科学的大众化从理论层面出发，经过实际生活和工作的经验总结，才回到理论层面，这是从逻辑上最为完备的设计。可是，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广泛传播过程中，从参与论证和辩论的史实来看，所有的讨论都是高度知识分子化的。或许用列宁的看法更接近历史实貌：“无论在政治著作中还是在哲学著作中，列宁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不可能是科学的媒介。只有在‘哲学实践’中经历了苦炼的知识分子才能获得和扩展客观的或科学的知识。唯有知识分子能够在一个必要的高度抽象的层面上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同一性、对立面的统一等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民群众被限制在未经思考和难以证明的主观认识的狭窄范围内。”[36]知识分子推动科学的大众化，其目的在于“对于科学进步有预言力量与指导力量的哲学，也应更予以发扬”，但按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概述，他们自身便能够对具有预测力的发展规律的表达，所以，起点也是终点，他们中止在自身，发起大众化运动，最终又代替了大众化。不仅如此，还对唯物主义哲学中的部分问题，如胡绳对“动的逻辑”的演绎做了更多的意义附加，“任何一门科学，如果将其中某个原理绝对化，就会导致形而上学”。[37]从根本上来讲，为了保证科学的威信，大众始终在知识分子的外围，而这一场科学大众化运动也没有真正深入人民大众的精神基层。
虽然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也是自然科学家，但是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间，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面对科学、接受科学的逻辑有一定的差异。社会科学工作者倾向于在一种形而上的层面理解科学，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对所有问题都提供科学的观点，而自然科学工作者更多地在本专业内进行科研的探索。新启蒙者却不满于此，“科学是产生机器的。但科学却不是机器，尤不应使人变成机器”。[38]尤其是在“抗建”的任务下，对于自然科学家的要求，就会出现徐尧照那样的意见。一般地讲，科学对社会来说，主要有两种用途，一是产生实际的应用，二是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但这种实际价值的判定，是一个比较有伸缩性的标准，既可以基于科学自身的内在标准来形成，也可以通过外在标准来判断，或者内外兼具。回到钱雨农事件，他的同行是一种外在标准下的非议，而钱雨农是在方法、技术、成果的培养中来实现科学精神的建立，是一种内在标准的显现。但如果究其内里，钱雨农以实验室为本位的态度就意味着他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有清醒认识，即便是科学的，也依然保持对其进行合理质疑的品质，承认科学的有限性。这本身也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反倒是内外兼具的标准体现。相对来讲，徐尧照身为自然科学家，却是人文科学的态度，只要是与科学有关，潜意识里就认为一定正确，混淆了科学精神与科学技术两个概念。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不断技术化的作用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知识整合进新启蒙文化中，这种分歧更加突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徐尧照与钱雨农的冲突才有了“科学”的意义。
一个社会，如果有人将科学用于扶乩，那么会被嘲笑和批判[39]，因为这是直接与科学对立的迷信。但是，一群自然科学家声称只做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有益的研究却得到认同，内含的对科学的迷信却无人揭穿。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表象上看是自然科学家的社会化，可这种人文化在三四十年代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时势所造，而是其来有自。1912年至抗战爆发，“自然科学者”扮演的社会角色极其模糊，“最初，凤毛麟角的几个‘学成归国’的科学博士，一回国来不到实业、交通、工程等事业中去贡献他们的专场，因为中国这事业根本就不发达，不需要他们进去，于是博士们一入国门，把科学的渐渐去掉，一部分跑上政界了，另一部分不得意的便做做教书匠，也有的进了养老院式的‘研究院’，更有的是改行了去做洋行买办的Clerk，更倒霉的是‘实守嘉兴府’，在家吃老米饭。”“未出洋的大学理工农科毕业生，在本国的‘销路’更不堪设想。”[40]这种苦闷使整个自然科学界遍布消沉的情绪，在主观上他们少能积极投身于社会事业，随着现代战争对科技的需求，拉近了他们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于是试图通过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实现自然科学的再定位。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而言，他们非常清楚自己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但是，在追求自己专业性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或者是不自觉地）牺牲专业性。1939年的《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讨论学科关联性的文章，赵曾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科学研究之比较观》很有代表性。他一方面呼吁科学工作者各安其职，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共同为“抗建”这一目的而奋斗的意愿。
结语 谁来拯救“赛先生”？
“抗建”时代的来临，虽然客观上给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为科学摆脱“赛先生”意识形态化作出具体要求，自然科学家也获得更多的工作机遇和职业信任，可是，这个历史条件的形成也包含着科学从五四传统中被剥离出来。首先，科学从无国别走向了有国籍，这种本土意识的凸显，既与民族战事的自卫心理相关，也是思想建设的迫切需求；其次，科学从方法变为目的，尽管包括军事在内的各行业对科学有多层次的借助和利用，但在根本上，过程都被结果所弱化。之所以要有意识地构建一种不同于启蒙视野中的科学，最直接的原因是抗战建国成为每一位国民的现实生存的目标，无论是倡议人还是响应者都会以完成这一目标作为唯一的参照。
钱雨农等人在1939年所坚持的科学独立性，包括科学的原创性诉求、科学家的主体性完整，等等，从逻辑上看，符合提升国民科学素质的科学化运动理念，然而，却被看轻和否定；张申府等人提倡的“新科学”，从大众中来再到大众中去的理性追求，扩大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影响，然而却中止在知识分子的接受层面，对“社会的科学化”和“科学的社会化”，仍旧是“旧酒新瓶”。按说，现代时期对科学的高扬是继五四启蒙之后唯一的一次，应当有更丰硕的科学成果，但从这里开始，科学实践日益艰难，由此我们就看到了科学与政治的结合的必要性和复杂性。
1942年夏衍发表了剧作《法西斯细菌》，日文《改造评论》杂志1946年翻译了此作，夏衍正好在同一期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座谈会记录。记录中，一位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御江久夫说：“今天回头来想想，最使我痛切感觉得的，就是我们在日本的时候，老以为学问和政治分离，可以和政治没有关系，可是到了中国，才知道学问一定要受政治的影响，我们在中国的失败，一切都是受到了外交关系的影响……不论你建立了什么计划，一定会有政治上的原因，使你不能实现，我于这点最为遗憾，而日本对于这一点是常常不理解的。”夏衍说御江久夫的话是对他的创作最好的注解，而当时的批评家大都误解了《法西斯细菌》。他感慨“何年何月，我们才能不受任何干扰地从事于科学的研究？何年何月，我们研究的成果，才能一点一滴的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进步？”[41]《法西斯细菌》的创作相距钱雨农事件三年，御江久夫的发言相距钱雨农事件七年，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直都有着钱雨农的诉求，而最终都做出了俞实夫的抉择，这也是科学的现代命运。
无论是初来中国的“赛先生”，还是长大成人的“赛先生”，都被作为从五四到“抗建”时拯救中国的救世主，于是，科学经历了从形而上学的普及，再到全民化的需要，最后又进入另一种科学理想主义，科学始终都没有完全回到自己的本来角色，那么，谁来拯救科学的脱轨？可行之路或许唯有科学的自救。只是这种自救并非简单地纯化科学，封闭科学，而是参与革命运动中，积极发挥技术性和精神性的作用。科学在完成政治使命的过程中，以科学为出发点的努力，会因为任务的长期性而延宕，导致科学受到政治倾轧的表象产生，但实际上，科学在接受广度和研究深度的积累中，终究会实现科学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