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间述史的演变历程

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我国也有很多个人史、回忆录，这些作品通常被称为“报告文学”或“传记”，但它们的作者大多是伟人、名人，鲜有普通的小人物。虽然40年代末及60年代初，国家曾倡导“诉苦”“忆苦思甜”——写“三史”，即工厂史（公社史或生产队史）、街道史、家史，但那主要是一种歌功颂德的政治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且那些所谓的家史都是高度概念化的产物，与真正意义上的小民述史是有本质区别的。

1999年，64岁的喻明达出版的《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曾被视为第一部民间述史作品。其实，当代第一部民间述史作品应是张泽石的自传体纪实作品《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因为这部作品出版于1988年，当时张泽石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负责行政工作，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作协会员。不过，因当时没有民间述史这个名称，这类作品都被归到了报告文学类。1989年，《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荣获“北京市建国40周年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奖”，张泽石也被北京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喻明达的《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出版后得到认可。评论家们认为这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必要补充”。钱理群也指出：“过去我们阅读的历史都是重大人物或者重大事件的历史，实际上普通老百姓的历史更有意思。像喻先生，在五六十年代，他是革命和改造的对象，他们这样一批人在历史剧变中的思想、感情、遭遇在过去的历史中几乎是空缺。但是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研究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很重要的就是看这一阶层的。现有书本只提供正规的历史叙述，忽略了根本没有进入历史研究的那一部分，而这其中有很多真切的东西，这对以后的历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1]

自1988年至今的二十几年间，民间述史作品逐渐增多，并得到更多关注。

2006年创刊的《读库》是本杂志，发表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民间述史作品。如《私人编年史：我的1966》《私人编年史：我的1976》《私人编年史：我的1978》《我是六零后》《北大荒》《武斗》等。这些作品记录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个人经历与见闻，描述了在国家政治动荡的历史时期个人生活与命运的变化，使《读库》这本杂志有了独特的文化意义与人文品位。2010年，《读库》荣获了“2010知识中国”年度图书奖项；2011年，由搜狐“读书”等媒体发起的首届2011创意出版评选，《读库》获得了“MOOK创新品牌”提名与“789特别推荐奖”，还荣获了深圳读书月组委会颁发的“年度致敬民营出版策划机构”奖。这些奖励应是对《读库》出版创意的肯定。

2007年与2008年形成了民间述史作品出版热的第一个小高峰。或许是受“百家讲坛”引发的读史热的影响，受众对回忆录、传记等个人史读物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关庚的《我的上世纪：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2007年）、张世英的《归途：我的哲学生涯》（2008年）、仓生的《我是农民》（2008年）等都在这几年出版。这些作品都是以普通百姓的视角来述说自己身处其中的大历史，如《我的上世纪：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是建筑师关庚用手绘的六百余幅图画和五百余篇短文来再现20世纪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我是农民》是一位湖南农民对自己所经历过的抗战、解放、土改、“文革”等人生历程的回顾。这些作品凭借个人经历生动、细微地反映了民族历史。金雅认为：“传记、访谈、回忆录这些从私人角度观照历史的私人史读物因其立足于普通人的视角，感性、生动而备受读者喜爱，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2]

2010年，《人民文学》自第2期起增设了“非虚构”栏目，10月又提出“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倡导写作主体进行贴近生活的“非虚构”写作。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正是在此时推出的，这无形中对民间述史的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很快，又有一些文学刊物设立了“非虚构”作品栏目，如《作家》《天涯》《厦门文学》等。《人民文学》不仅推出了一系列“非虚构”作品，还召开了“非虚构：新的文学可能性”研讨会等学术研究活动。2011年，“非虚构写作”引起了评论界更为广泛的关注，王晖、周蒋芬、李云雷、张柠等都撰文论述了“非虚构写作”的特色、价值等相关问题。

2013年，民间述史作品大量涌现，一批老人成为个人历史的记录者，他们的作品也成为了图书市场的热点。在“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活动中，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一书获奖。赖施娟的《活路》、李昆武的《一个中国人的一生》、饶平如的《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吴国韬的《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1958—1980）》等作品都是年度公民写史的候选书目。新历史合作社（活动的主办方）总编辑唐建光认为，“这两三年内地出现的平民写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10年这种文人写史风向的带动”。的确，2010年以来，作家们创作的述史类作品日益增多，如乔叶的《拆楼记》、韩东的《知青变形记》、杨显惠的《甘南纪事》、藏小平的《回忆我的父亲母亲》、周同宾的《一个人的编年史》、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郑小琼的《女工记》、张健的《北大荒演出队的1976》、王宏甲和刘建的《农民：一户中国农民的百年历史》、何建明的《江边中国》、向思宇的《中国代课教师》、徐怀中的《底色》、叶广芩的《张家大哥》等非虚构作品都引起了较大反响，还有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张婉典的《太平轮1949》、亮轩的《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等。这些作品能将平民百姓的经历与家国命运相融合，但这些专业作家笔下的平民史与普通百姓笔下的平民史又有不同。唐建光认为：“沈博爱他们并没有记录家国史的自觉，只是真实记录自己目力所及的事件。这个意义上应该可以把他们定义为‘平民写史’，是不同于文人，更不同于官方，不同于学术界的历史叙述。如果说文人知识分子的历史写作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自觉、认知和反省，那么这些普通人的写作更多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望，也可说是自省，但并不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不会发现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是如此相关联和有交集。”[3]确实如此，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平民写史意义并不大，因为作者的视角决定作品缺少史的深度与广度，但民间述史作品内容的生动性与写法的灵动性是官方历史所不具备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民间述史作品在语言、构思等方面也不如专业作家所写的述史类作品更精彩，但民间述史作品真实的现场感与亲历性还是给予读者强烈的震撼与感动。

唐建光还对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本书所讲述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很多其他类似的记述中看到，包括其所经历的土改、‘文革’、平反等。在这个层面上，我不觉得它有什么突破意义上的进展。但我们对其投以极大的关注，除了这本书的写作水准不错，出版前后有很多知名学者予以推荐和支持，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其实是通过这样的写作窗口看到个人写史的前景，我们对这种写作潮流持以一种鼓励态度”[4]。专业作家也好，平民百姓也好，他们笔下的历史都是官方的宏大历史所无法展现的生动、细化的历史，相似的历史体验使曾经身处其中的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勾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促使更多的平民拿起笔来记录自己的历史。这些都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大力倡导使之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潮流。同时，更重要的是引导受众文化消费的转向。

一些网站和出版机构也关注到民间述史这一热点，开始着手进行相关推动民间述史写作的工作。如新历史合作社除主办“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活动外，还计划做如下工作：“第一，将所有已出版、未出版的平民记录都整理归纳。在中国民间，散落着千万‘蹉跎坡旧事’‘穷时候，乱时候’，我们要把它们发掘出来。第二是培训交流，计划请一些历史和媒体圈的学者为其开个人历史写作培训班。第三是采集。有些人不愿写，我们会去做采集系统，将他们的历史记忆记录下来。第四是出版，先以网络或数字化出版，再将优秀的作品做成纸质出版物。这样，每个人只要能写出来，就可以传播出版。”总编辑唐建光说：“新历史合作社推出的‘我的历史’公民写史项目，除了采集整理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个人史作品，还有另一个核心，即是建立一个‘我的历史’图书馆，专门用来收集、整理和储存这些平民历史的作品内容。这些工作短期内没有商业目标，目前中国对民间历史的关注也还远远不够，打捞民间记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去年这批平民史的出现，是一个良好信号，我觉得未来将会成为潮流。”[5]

除出版机构外，民间述史作品成为文化消费热点也依赖于一些述史作者自觉不懈的努力。有一些写作者完全凭个人力量写作和出版述史作品，如湖北恩施的退休教师吴国韬就动用了个人多年积蓄自费出版了100多万字的述史作品——《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1958—1980）》。语文出版社的推荐语写道：“这是中国乡村版的《追忆似水年华》。作者用亲身经历和遭遇，展示了1958年至1980年间武陵山区一个民办教师的心路历程，是中国乡村教育的缩影。”[6]笔者采访吴国韬时，他透露正在写第二部关于乡村教育的述史作品。像吴国韬这样的民间述史作者多是退休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写作，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作，他们最初只是想记录个人过往难忘的生活，但作品问世后的良好反响激励他们继续创作下去。

虽然很多学者认可民间述史作品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鲜活补充，但目前来看，从文学视域对民间述史作品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也缺少系统性，故需要有更多研究者参与进来，诠释民间述史作品的文本特征，研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述史作品创作的规律。仅从历史学或社会学的视角看待民间述史作品，不能充分反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突破既有的思维方式，从文学层面解读民间述史的文本特征与社会功能，是提升民间述史研究品质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