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作家西迁与西部大发现

第一章 抗战期间文人西迁与“大西北”的发现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中的“秦陇”风景

我心头充满戈壁底沉默

脸面有黄河波涛底颜色

——闻一多《我是中国人》

一个地方的知名度，文学对它的塑造功莫大焉。虽然日记中的景观描写，不比诗文与小说中的广为人知，但日记中的景观描写也有它的优势。周作人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1]考察日记中的景观描写倒不是表现了作者的个性，而是因为它的琐碎的趣味：“这种琐碎的描写，是最有趣味的，夹在较长的日记文中，如那沙漠上的绿洲，使人望着生一种快感。简单几个字，又妩媚，又动人，写景物的更如一颗露珠，玲珑剔透。你读到那里，不由得你不停住目光，向下深深思索。”[2]我们要是承认日记是文学，而且是有个性的文学，那么，从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来讨论抗战期间文人对“大西北”景观的文学书写，总算是搭题了。而且，“文学写作与地理学写作两者相互借鉴，它们都吸收了常用的写作方法并考虑到读者的期望，各自都采用不同的文体和修辞来提供一个可信的视角。我们不应该把地理学和文学看成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一种是虚构的，另一种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同类型的写作，这样就体现出了‘文学写作的世故性与地理学写作的想象力’”[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半壁江山沦陷。随着国家机关和文化、教育团体的大批西迁，不少文化人来到西北，于是有“大西北”在文学地理上的发现——景观的奇特、地域的辽阔、文化的深厚、物质的匮乏、民性的坚韧淳朴，这一切都奇特地混杂在一起。这样，长期以来被遗忘的大西北，不仅成了抗战的大后方与根据地，而且也成了文学的处女地。无数的学者、作家、记者、政客，都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描写着这块苍老而新奇的土地。蒋经国1942年考察西北后写下了《伟大的西北》，这篇长文，既是政治家的政治动员报告，也是文学家的抒情散文，他说：

几年来抗战的经验告诉了我们，敌人侵略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只是限于东南的土地而是西北的资源。同样的，我们也早已认清了西北才是我们主要的抗战根据地。那里有高山大川，有广袤的平原，有广大的土地，有诚朴可爱的同胞，有茫无边际的浩瀚，也有沙漠中的绿洲，有千千万万的羊群，有蕴藏无数量的矿产，有塞上的明月，有晚风中的驼铃，有丰富的文化遗物，有各民族艺术的结晶，那里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以及西藏、（内）蒙古、新疆等省，杂居着汉、满、蒙、回、藏各族的同胞，他们是那么亲爱，那么诚挚地生活在一起。[4]

一个地方的文学，有赖于作家的创作，而创作的对象总离不开人物生活的地理环境，对于纯粹的写景抒情作品而言，景物当然更是主要的对象了。但是久居其地的人，未必就能“发现”他眼前的景物。于是，一地的人情风景，在文学上是有赖于“他者”的眼睛来观察，需要“他者”的笔触来描写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秦陇“风景”在现代文学上的发现，是有赖于抗战期间来此的众多文人学士的，顾颉刚就是其中的一位。

抗战爆发不久，顾颉刚于1937年9月29日至1938年9月9日（期间两次赴西宁约20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考察甘青两省教育。

顾颉刚“性好游览”，在甘考察教育期间，他登名山，渡大川，吊古城，搜残碑，足迹遍于河、湟、洮、渭之间，每到一地，必穷其胜而后快。对兰州、临洮、渭源、漳县、岷县、临潭、卓尼、陇西等地的自然景观与名胜古迹多有歌咏。本书想通过顾颉刚在甘期间，对秦陇地理景观描写的分析，一是想说明作家对某些景观的特殊关注与他的潜意识或情感诉求之间的隐蔽关系。二是要说明作为历史地理学家的顾颉刚，他对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中积淀下来的民族共同意识，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对大西北的景观描写，意在唤醒抗敌御辱的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