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钟书在评价吴宓时曾给出过对后来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定位有着深刻启示的表述：“我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学生从他那里受益良多。他最先强调‘文学的延续’，倡导欲包括我国‘旧’文学于其视野之内的比较文学研究。15年前，中国的实际批评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备对欧洲文学史的‘对照’（synoptical）的常识。”[1]吴宓1917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名声显赫的白璧德（Babbit Trving）教授，他有着很好的国学与西学的双重功底，所以钱钟书认为“我国‘旧’文学”不仅在他的研究视野之中，并且又具备“对欧洲文学史的‘对照’的常识”，言下之意，吴宓秉有一种“我国‘旧’文学”与欧洲文学史汇通一体的研究视野，并且这种国学与西学汇通一体的比较视野恰恰就是吴宓展开比较文学研究，使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在汉语语境下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点。
我们曾提出“比较文学学科身份的成立在于主体定位，这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之一，而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学科身份的成立在于客体定位”，[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研究主体汇通东西的比较视野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视野”的英文为“perspective”，在比较文学研究的空间中，我们也把其翻译为“视域”，在本文的论述中，我们主张使用“视域”这个概念替代它的同义词“视野”。
集结于学衡派周围的学者绝大多数是留洋学成回来在国内名校任教的大学教授，他们学贯中西、学贯古今。较之于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者胡适所不同的是，学衡派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守护与阐释是以白璧德和穆尔（Paul E.More）的美国新人文主义为透镜的，一如吴宓所言：“（我的）本体思想及讲学宗旨，遵依美国白璧德教授及穆尔先生之新人文主义”[3]，“本体思想与讲学宗旨”是指吴宓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也是他本人的一种研究视域，这种研究视域即钱钟书对吴宓的评价“其视野之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钱钟书的评价与吴宓的自述涉及了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定位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比较视域与学科本体论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比较文学的本体论？又怎样理解比较视域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安身立命的本体？对这两个设问的回答，我们必须首先设问什么是“本体论”和“本体”，以此展开我们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思考。
汉语学术界把英文术语“ontology”翻译为本体论，这汇通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宇宙创生的本体论思考。在《说文解字注》中，许慎对“本”的解释是“木下曰本”[4]，“本”的原初意义是“根”。《广雅疏证·释诂》言：“本，始也”[5]，“本”已经被释义为一个抽象名词了。“根”与“始”在本体论的思考上与万物开始的“基点”、“本源”、“终极”与“本体”有着共同的意义。张岱年在讨论“中国本根论的基本倾向”时对“体”有一个释义：“所谓体，即永存常在者。体亦称‘本体’，本体谓本来而恒常者。”[6]王阳明在《传习录下》一文中言：“至善者，心之本体”[7]，把“至善”解释为“心”的本源。
在西方哲学那里，“ontology”这个术语最早源出于希腊文“logos”和“ont”，“logos”相当于“theory”（理论），“ont”相当于“being”（存在）。在古希腊巴门尼德时代，智者们就开始提出有关本体论的问题；到了17世纪，“本体论”这个术语开始在西方哲学界使用，其拉丁文是“ontologia”，德文是“ontologie”。这个术语在汉语学术界的历史上曾被翻译为万有论、是论、存在论与本体论。
在汉语学术界，“本体”有两个英译术语“substance”与“noumenon”，“substance”作为“最终基质”曾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一书中明确使用，在词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文“ousia”，“ousia”是“einai”的名词形式，其意义相当于英文的“being”（存在），“being”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设问的原初存在。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那里，“ousia”的用法比较模糊，其既可以指称“具体的存在”，也可以指称“一般的存在”。“ousia”最早的拉丁译文是“essentia”，有“本性”、“本质”与“本体”的内涵，相当于“一般的存在”，而后世有些学者把“ousia”理解为拉丁文的“substantia”，有“实体”与“具体的存在”的内涵，相当于英文的“substance”。直到公元4世纪，“essentia”与“substantia”一直被作为同义词来使用，随着后来哲人对万物存在的终极猜想的精致化，他们开始注意到对这两个词的界分。中世纪第一哲人教父圣·奥古斯丁认为，只有“essentia”在词义上才可以指称处于永恒不变状态的神。在中世纪经院哲学这里，神是指称创生万物的基点——本源——终极存在，也就是本体，相当于东方中国老庄哲学的“道”。[8]我们所使用另外一个英文本体术语“noumenon”，其基本内涵源自于“essentia”，在词源上可以追溯到希腊文“noein”，“noein”的内涵指涉“被思想的事物”（the thing thought），在康德看来是纯粹理性所指涉的终极；“noumenon”这个术语的使用在康德及其以后的哲学那里固定下来，意指万物恒定不变的基点、本源，探究终极“Being”（“存在”或“是”）的问题。贾诗勒（Morman L.Geisler）在《宗教哲学》一书认为，关于本体论论证最早缘起于安瑟伦：“奥古斯丁修道会的僧侣坎特伯雷主教安瑟伦，就是这论证的始创者，虽然本体论一名并非由他所起，而是由发现它里面有本体论谬误的康德所起。”[9]
“ontology”是指关于研究“being”的一门学问，确切地说，本体论是指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万物创生的基点——本源——原初存在（primary being）的学问。[10]
我们在这里简述本体论与本体的学理性，主要是为讨论比较文学研究所安身立命的基点而做背景介绍，无意于展开关于本体论哲学的讨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对“本体”的追问有着一个真切而简单的表述：“简言之，对于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设问的难题‘什么是存在’（What is being），即‘什么是本体’（What is primary being），一些人认为本体是一，另一些人认为不止是一，一些人认为是数的极限，而其他人认为不是数的极限。”[11]也就是说，本体就是万物都从它而来且最终回到它的那个基点，这个基点也可以被指称为本源、终极，它是永恒的、不变的，在数的逻辑上是倒溯已尽的“一”。《礼记·大学》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12]当我们把东西方哲学本体论思想汇通起来进行双向透视时，我们发现东西方哲人对万物创生的原始底层——本体的追问是共同的，这是人类在理性中所呈现出来的共性。
在康德看来，本体论的设定为人类理性获得自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简而言之，东西方每一位智者都可以在本体论的思考上设定一个具有最高、最普遍逻辑规定性的本体范畴，并且把这个范畴规定为自己的思想所安身立命的基点，并在这个基点上建构起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奎因所言的本体论的相对性。
西方哲人在本体论上为万物所设定的本体范畴可以有不同的命名，在东方哲人这里也是如此，如唐君毅所言：“在中国哲学上与本体相当之字，如‘道’，如‘太极’，如‘玄’，如‘理’……”[13]并且东西方哲人所建构的本体论体系也可以是不同的或是庞杂晦涩的，然而关于本体与本体论成立的原因则是简单的、惟一的：即设问万物是在怎样的基点——本体上产生出来的？或万物产生的本源——本体是什么？本体论的设问与回答都是为万物、为哲人的精神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基点。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把“ontology”翻译为本体论，在东西方语言的互释中的确是汇通了东西方哲学的共同终极关怀意识，如熊十力所言：“哲学思想，本不可以有限界言，然而本体论究是阐明万化根源，是一切智智（一切智中最上之智，复为一切智之所从出，故云一切智智），与科学但为各部门的知识者，自不可同日语。则谓哲学建本立极，只是本体论，要不为过。夫哲学所穷究的，即是本体。”[14]在这里我们借用本体论和本体这两个术语，使其转型到比较文学学科原理的建构中，在追寻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意义上来设问与回答“比较文学的本体是什么”，以此成立比较文学本体论。奎因在讨论本体论的相对性（ontological relativity）时认为，在反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拒斥中，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终极存在，但是根据本体论的终极存在理论，人们可以设定一个相对的理论空间，以一种相对的理论对本体论进行承诺，这就是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比较文学研究在相对的理论空间中建构比较文学本体论，这也必然构成了我们对比较文学本体论的承诺。
多年来，比较文学界对“比较文学”这个概念的理解与定义总是处在模糊的设问与无边的回答中，关键问题就是没有统一于一个恰切的视点，没有在根本的意义上来界定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概念。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上个世纪一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是相当丰富的，而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理论的建设是非常贫困的。我们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进行本体论的承诺，设问“比较文学的本体是什么？”就是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展开研究时寻找其所安身立命的基点。一言以蔽之，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本体就是比较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