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比较文学，作为相对年轻的人文学科，因全球文化交融的扩大和文化冲突的加剧，正向着比较文化学拓展。新的视窗打开了，新的前沿在延伸，视野与景观显得更加开阔和丰富，但挑战也接踵而至，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求知若渴的年轻学子们，也包括术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们，既因其新奇的魅力而感到兴奋，也因其路径歧出而不免彷徨。如果坚持在比较文学领域沉潜探究，将何以自处和何从突破？怎样才能觅得正途并取得更有创新意义的成果，而不是只知跟随潮流的动荡变幻人云亦云？……

这本论著精选，很大程度就是为了回应上述疑惑编选的。它首先替正在攻读或有志于攻读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着想，让他们在有限篇幅内较集中地了解到比较文学的问题领域与研究路径，学习前辈学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范式，并进而激发起问题意识，思考与选择今后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对专业学者和更大范围的读者们来说，同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贯彻以上宗旨，本书在体例和选篇上经过了审慎的考虑和斟酌。我们总体上采取了示例的形式，以论文内容安排顺序，通过有代表性的论著呈现比较文学的若干分支，展示相应的方法，突出前沿问题，从而使读者由具体的范本得到启发，进而举一反三，领悟比较文学研究的规律。

由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相对薄弱，学界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合理性与合法性亦曾有质疑，甚至有人将它和文学的比较方法混为一谈，所以我们开卷即设第一单元，来探讨相关的学科理论。第一篇论文试图从宏观上解决比较文学本身因跨国度、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带来的超越性，以及不断拓展边界的流动性所造成的本体模糊甚或缺席的问题。该文所提出的方案是从研究主体的视域，而非通常从研究客体的角度，来确定比较文学的本体地位，或用作者的说法，给予比较文学一个本体论的承诺。这一观点是相当新颖的。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传统上是以事物的普遍性（即“同”）为基础的，而各种现代思潮从各个方面否定这一普遍性，只承认个别性（即“异”）。针对比较文学核心观念“可比性”受现代思潮冲击与解构的这一倾向，第二篇论文在维特根斯坦“游戏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类似性”的新概念作为应对，主张事物其异为实然，其同为偶然；尽管“每一片树叶都不同”，但仍可将它们归类为“树叶”，从而为可比性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即文心之同异，也随之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对立与统一，而变为谱系的展示，各种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特征，在交叉、递进、复合、衰减、跃迁等关系中得到呈现，类似与差异的问题获得了新的视角。当然，具体如何操作，结果又会怎样，还有待于实践的验证。第一单元的另两篇论述，一谈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研究（即影响研究）的方法，力主以原典性的实证为根据；二总结分析平行研究的三种功能模式，倡导多项式平行贯通的方法。两文均紧密联系比较文学研究实际，创见颇多，且恰中肯綮，反映了近20年来汉语学界对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通过翻译打破语言的隔阂，是文学作品得以在不同国度与民族之间传播、建立起文化关系的前提和保证。这方面的内容包含在第二和第九单元中。翻译更多是实际的操作，但也离不开理论性质的原则作指导，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即构成了译介学。第二单元既有关于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因素的学理探讨，也有对已成为历史经典的翻译成果的评价。关于清末民初的翻译大家林纾的评价是由精通多种语言文字、熟谙中外文化与古今典故的钱钟书先生作出的，本身也成了经典。文中详尽列举林纾有意为之的“讹译”及通常所谓的“古文”的文体改造，分析了由此带来的超出原著水平的审美效应，同时也恰好印证了本单元第一篇论文中所提出的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问题。第三篇论文针对明清之际先后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群体对《诗经》的翻译，选择了三位译者进行述评。论文指出，翻译的文本不仅受到译介者本人布道与证道取向的影响，而且和传教士汉学整体生成发展状况有密切关系。的确，翻译并非语言文字的简单移植，而更多是文化的对话与洽和。第九单元则进一步提供了中外文学借助于翻译发生关系的实例。这一关系是双向的，与其说是外国对中国或中国对外国的影响，不如说是二者的对话。

主题和文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要素。主题是作品内涵的集中体现，文类是其表现形式，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地域，对文学而言它们都是密不可分的，并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选录的即是这两方面的论著。其中有关于中西诗歌情趣主题（体现在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等方面）的比较，也有关于中外戏剧、小说中的欲望及救赎主题的分析。文类学研究则包括十四行诗、鲁拜体、唐诗、和歌、现代小诗，以及巴罗克样式，虽远不尽全面，但涵盖也足够广了。第五单元是形象学研究，选入了三篇有代表性的论文，通过它们，读者不仅可以对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漫长的文化对话历程中的互相观察、打量，有一个学理层面的了解，而且能借鉴吸收形象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明确形象学研究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与范畴。需要指出的是，“他者”形象在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可以是人物的描写，也可以是风物、景物的记述。杨周翰先生介绍弥尔顿诗作里“加帆车”的论文，内容虽连类而及作家、诗人的学识问题，但确实抓住了16、17世纪西方国家有关中国形象的一个标志，堪称汉语学界形象学研究的鲜明个例。

对文学要素与特征更抽象的思考构成了诗学，它建立在一定的审美观念和哲学观念上，是更深层次的文学研究。在此意义上，比较诗学属于一种“元研究”，即有关文学研究的研究，当然其关注点仍落在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视域里。第六单元即为比较诗学的探讨，所选录的三篇论文，内容既有中西诗学各自的范畴“迷狂”与“妙悟”的比照，也有分别对广义上的诗的审美功能与阐释效应的论述。从普遍的审美性来看，文学又是和其他艺术门类相共通的。同为艺术审美，确实，如一位英国女作家所言，诗人、画家、音乐家……都“拥有同一双眼睛，只是眼镜有所不同”，因此对诗、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样式而言，尽管把握与表达的形式有所不同，其审美特质却是一致的。进而言之，文学、艺术与人类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也存在着共通之处。此类一致与共通，就构成了跨学科研究的前提与根据。第七单元和第八单元即选录了这方面的论著，包括文学与绘画、音乐、宗教、心理学、伦理学之间交叉关系的跨学科探究。

最后，第十单元，是新兴的比较文化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冷战时代宣告结束，全球范围内文化与文明的交融与冲突问题上升到首要地位，文化研究骤然“升温”，比较文学也适应时势而向文化领域迈进。现有的比较文化学大致是沿着两个路径发展而来的，一从文化学，将单一的文化对象引入比较的视域中来，研究方法不仅有文化现象的考察，还有社会调查和田野作业（它们是文化研究的传统方法，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在内）；二从比较文学，主要从文本与文学现象出发，进而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及其相互关系。本书选录的论著着重于后者。有的从“乌托邦”观念的差异窥探中外世俗文化和非世俗文化的区别，有的结合现实批判性地辨析中西文化中忏悔意识的存在，也有的研讨神话遗存中的英雄文化和性爱文化，展现出比较文化学的某些前沿动态。

本书所精选的篇目，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来的著述，反映了新时期的汉语学界在借鉴中外、独立创新方面取得的进展和达到的水平，在此意义上，本书也可视为这一时段研究成果的小小回顾与结集，留下了学人们探索的足迹，希望它能有助于后来者更上一层楼的开拓与前瞻。当然，尽管我们做出了不少努力，本书作为一个示例式选本肯定还有不够全面和完善之处，欢迎专家与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