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什么是童话？童话何时产生？童话何时进入国人的视野？中国童话的发展与西方童话的关系几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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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我们谈起童话时，大多数人最自然、最直接的联想，恐怕就是《白雪公主》《小红帽》《丑小鸭》《皇帝的新装》《快乐王子》《爱丽斯漫游奇境》《大林和小林》等优秀作品，是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卡洛尔、林格伦、张天翼等杰出作家，或者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这样的经典开篇；而童话研究领域里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第一反应则或者是“fairy tale”、“forklore”、“fantasy story”、“kindermärchen”（德语）、“Eventyr”（丹麦语）等这些西语单词，或者是“永久的老孩子”“爱的礼物”等饱含着异域风味的理论术语。这两种反应看似并无关联，但其内在的思路实则是惊人一致的，即：无论我们是在笼统地谈论童话，还是专门地评析中国童话，都无法回避西方童话，尤其是西方经典童话对我们的巨大影响。

事实上，无论中外，以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驰骋想象，将神奇因素引入普通民众生活，编织闪耀奇光异彩的美妙故事”[1]的民间童话尽管古已有之，但一直有其实而无其名；基本对应于英语单词“fairy tale”且作为学术概念的“童话”一词，其含义主要是指由作家创作的童话作品，它并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产生，而是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美国学者齐普斯即明确指出：“童话（Fairy Tale）指的是由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产阶级或贵族阶级作家改编创作的文学故事类型。……‘童话故事’这个词语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出现在人类的语言当中的。”[2]而中国学者舒伟先生则进一步指出：“自从17世纪下半叶一群法国女童话作家把她们的故事称为‘仙女故事’或‘童话故事’之后，这个名称就在法国流行开来，并通过英译文Fairy Tale走向欧洲和世界。”[3]此后的19世纪，在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浪漫主义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下，搜集和整理童话、创作并研究童话在欧洲蔚然成风，以童话为主体的儿童文学学科也逐渐独立。大量涌现的优秀童话作品及相关研究，使得人们对“童话”的认识与理解更为细致和深入，童话被细分为民间童话和艺术童话[4]（也称文学童话、作家童话、创作童话），二者分别以《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为最杰出的代表。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的童话创作与研究因其雄厚的底蕴而又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至今未歇。

20世纪初，中国文学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在“西风东渐”及文学革命的大背景下，热切地以翻译、改写、评介等种种方式，将大量的西方童话作品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儿童教育观、儿童文学观等理论资源引入国内，使得中国的儿童文学学科在短短的一二十年的时间内就迅速形成，并出现了理论领先于创作的独特格局。在周作人、赵景深、郑振铎、茅盾等中国第一批童话研究者的笔下，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卡洛尔等童话作家是他们最为赞赏的对象。同时，以叶圣陶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童话作家几乎很少有人不受外国童话影响的。……正是在外国童话尤其是安徒生童话的启示与影响之下，才使我国儿童文学出现了‘艺术童话’这一崭新的文体，并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童话创作的作家队伍”。[5]其实，不仅是在现代文学时期，就是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中国童话发展史上，西方童话对中国童话的影响都是无比深刻和巨大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其影响的表现方式和侧重点各有不同。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童话与西方童话的联系越紧密则发展越健康，越疏远则发展越困难。

但是，对于一个如此明显和重要的现象，我国学术界给予的关注与研究却是比较欠缺的。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儿童文学学科在我国的学科门类体系中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尴尬和边缘的地位，如同“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一样，它也通常被勉强地归置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之下，这势必会造成儿童文学研究人才和研究资源的短缺；其二，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儿童文学学界与西方学界的联系大为减弱，致使中西童话的接受和比较研究缺乏良好的持续发展状态。这种状况到了新时期虽然已有明显的改善，但较之于“文学”门类下的其他学科，儿童文学研究界无论是在对西方学术资源的吸纳借鉴方面，还是在中西童话比较研究的体系建立等方面，都较为薄弱。对此，王泉根先生曾有这样的总结：“由于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既精通外语又具有精深儿童文学素养的专门人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很少与国外交流，长期以来几乎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特立独行，自说自话。”[6]时至今日，注目于西方童话对中国童话的影响以及中西方童话比较的研究成果总体上依然不甚乐观，以出版的学术专著为例，突出的成果也仅有李红叶的《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舒伟的《走进童话奇境——中西童话文学新论》等有限的几种，因而尚有大量的学术空间有待开拓。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界对此状况是满意的，恰恰相反，许多学者都已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外儿童文学比较与接受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方卫平先生在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特征时就指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构中的外来学术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现象。……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理论问题的清理，都与如何认识这些外来影响有关。因此，如何准确地描述和科学地阐述、评价这些影响的过程和作用，是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关键性课题之一。”[7]韦苇先生也一方面非常肯定地认为“外国童话是一个足够大的借鉴领域”，“从外国儿童文学史入手是研究儿童文学的明智之举”[8]，另一方面则是颇为动情地提出了“中国儿童文学师夷说”，向翻译界和学术界呼吁“我们赶快‘师夷’，我们赶快‘借西风’”[9]。因此，我们认为，在身处“改革开放”和“与世界接轨”的时代语境中，在中国童话和儿童文学已有百年发展历史且已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问题的背景下，无论是阐释中国童话的发生、发展机制，还是分析童话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无论是总结童话既往的得失以及评价具体的童话作家与作品，还是直面当今纷杂热闹的创作现状并探索中国童话前进的方向，等等，这些问题要想得到较好的解决，就必须充分了解和重视西方童话对中国童话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