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与留学生群体的主流和本质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留学运动、留学生和留学生群体，直接导源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那种屈辱、苦难和严峻的社会现实。由于文明、古老而大一统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此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确实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换言之，如果从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又是以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适应世界独立、自由、民主、科学和法治的时代潮流而不断地把中国推向现代化的上下求索的历史。在这一空前而艰难的变革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持续不断的留学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人走向世界整体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特殊运动。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留学生及其群体，就是中国最早、最直接地走向世界的先行者和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特殊群体。”[1]
（一）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
“以鸦片战争为重要标志，曾经雄踞世界东方近200年的大清帝国开始急速地、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绵延几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遭到了西方文化空前猛烈的冲击。面对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人声鼎沸，议论纷纷。素以‘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自诩的国人，不得不正视一向被视为‘蛮夷之邦’的西方世界，其中一批有识之士转而以新的思维方式探讨中国救亡图存之道和更新传统文化之途。留学生就是当时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产物。”[2]
首开中国近代留学运动之先河的是容闳等3人。[3] 他们是1847年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带到美国去的，他们的出国虽然并不是主动的自觉的行动，但是，在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他们却不忘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容闳在留学期间，就萌生了极其可贵的报国信念：
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4]
更不同寻常的是，他最早提出了引进当时进步的西方文明使中国富强的观念：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5]
这也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指针。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容闳在回国以后艰难的岁月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左右交通，上下奔走，终于在1872年促成了中国近代官派留美运动的开始，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留学大潮从此开始渐渐涌起！此后，留学之潮虽时起时伏，但波涛汹涌，始终不息，且声势愈来愈大，潮头愈来愈猛，到清末新政时期形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6] 和最大的留学生群体。进入民国后，留学运动又在曲折中发展，留学生群体也在曲折中演变壮大。
从1872年到1949年，中国的留学运动共经过了6个阶段。
1.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朦胧、拓荒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列强武力打开，国人在坚船利炮声中惊醒，但此时社会风气尚未开化，绝大多数国人对留学尚持异议。由容闳倡导开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等洋务派官僚促成，最后经清廷批准，留学运动得以发生。此期留学生可分为两个小的群体。
（1）留美幼童学生群。始于1872年官派留美，共4批，每批30人，到1875年结束，共120人。因顽固派的阻挠、反对，幼童们未能按原计划预定时间完成学业，提前回国。幼童赴美留学，开中国官派留学之先河，影响极其深远，表明中国开始正式走向世界。其中名人有唐绍仪、詹天佑、梁敦彦等。
（2）福州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群。留美幼童撤回国后，洋务派鉴于幼童天真，出国容易“西化”，丧失“国民性”，由沈葆桢、李鸿章奏请清廷，派遣已有一定专业基础的年轻海军人员赴欧学习，以适应建设海军和巩固国防的需要，于1877年3月、1882年1月、1886年3月、1897年6月，分四批，以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为主，派出80余人到英、法两国学习海军业务和枪炮机械制造等。其中名人有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刘冠雄、萨镇冰等。
2.甲午战争至民国初年：觉醒、救亡、革命阶段
甲午战争后，朝野震惊，国人渐醒，莫不感到有亡国灭种之虞，留学成了救亡——革命的途径。清廷亦较前主动、开放，提倡、鼓励留学，拟定了一些留学方针、政策。于是大批志士仁人纷至海外，特别是到日本“寻药求医”，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规模空前的留学运动。
（1）涌向日本的留学生群。自1896年官派留日开始，此后几年内，中国留日学生剧增。其间虽因国内外政局的影响，起落较大，但到辛亥革命时，较普遍的说法是总数在万人以上。据笔者推算，当在25000 人[7]左右。名人有黄兴、宋教仁、于右任、汪精卫、陈其美、蒋介石、何应钦、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蔡锷、鲁迅、陈独秀、周作人、王国维、孙传芳、杨度、李四光、李烈钧、吴稚晖、范源濂、范旭东、林长民、秋瑾、胡汉民、阎锡山等。
（2）清末留学欧美学生群。自从留美幼童撤回后，清政府官派留美运动停止，民间亦只有少量的沿海华侨子弟如孙中山、颜惠庆等赴美学习。直到1901年，北洋大臣袁世凯从天津北洋大学堂选派8人赴美后，中国官派留美运动才重新开始。1902年，清廷正式下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欧美学习。此后，留学欧美之风始兴，到辛亥革命前已形成了留学欧美学生群。名人有孙中山、颜惠庆、孔祥熙、李石曾、宋庆龄、王宠惠、顾维钧、蔡元培、马君武、赵元任、胡刚复、钱崇澍、竺可桢、宋美龄、施肇基、翁文灏、任鸿隽、马寅初、伍廷芳、梅贻琦、胡适、伍连德、蒋梦麟等。
3.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末：自由发展阶段
辛亥革命后，封建的教育宗旨被否定，留学政策有较多改进；民主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多种学说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为建设不同模式的中华，不同派别、不同集团的人士继续到海外学习。但由于国内政权更迭频繁，留学生在域外困难重重；也因同样的原因，国内政治控制空隙较多，派系杂乱，留学的自由度较大，百家竞派，形成了五个留学生群。
（1）人才济济的留美学生群。其时，留美人数激增，一是早期留美人员的影响，二是庚子赔款的作用。庚款留美始于1909年，主要由清华学校选派。其中名人有杨杏佛、茅以升、侯德榜、姜立夫、陈鹤琴、闻一多、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蒋廷黻、陶行知、罗隆基、陈岱孙、曾昭抡、周培源、倪征燠、叶公超、冯友兰、孙科、孙越崎、杨廷宝、吴国桢、吴贻芳、宋子文、陈立夫、孙立人等。
（2）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群。勤工俭学是一场由社会名流倡导，以受过初等教育为主的中下层家庭出身，多种职业、不同年龄层的人参加的特殊的留学运动。其酝酿于民初，结束于1925年，正好以五四运动时期为中心。它的兴起还导源于法国的基本情况及发起人对法兰西文明的崇拜，其宗旨为通过“勤工”与“俭学”达到留学目的，前后共计有1700 名以上的人赴法，但最终造就的是一大批共产党名人：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李立三、王若飞、陈毅等。此外，还有刘清扬、盛成、程茂兰、任光、朱冼等各界名流。
（3）20年代留苏政治家群。20世纪20年代留苏学生主要是由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所派出，这是一次完全以夺取中国最高政权，在中国开展全面革命为目的的政治性留学运动。1920年，共产国际开始为东方被压迫民族设立培养干部的专门学校。1921年，在陈独秀的组织下，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 余人首次赴苏联留学。此后，又有一些共产党人由法国勤工俭学转道来苏。1924年国共合作后，国共两党共同或分别派出一些人赴苏。1927年国民党反共清党后，完全由共产党派出并达到高潮，总计约在1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了国共两党特别是共产党的政治家，有的还成了军事家，如刘少奇、任弼时、董必武、邓小平、左权、王明、叶挺、陈伯达、王若飞、叶剑英、刘伯承、李维汉、李立三、秦邦宪、聂荣臻、李富春、朱德、杨尚昆；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屈武、王叔铭、王懋功等。
（4）愤激的留日学生群。辛亥革命以后，留日之潮依然汹涌。不过，因中日关系的复杂化，留日人数时增时减。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行径所激怒，留日学生常常表现出愤激的归国罢学行为。但总的说来，人数依然众多，据陈启天统计，1913—1917年派往日本的公费生人数共计为6465人。[8] 其中名人有周恩来、郭沫若、郁达夫、王亚南、方振武、邓初民、艾思奇、汤恩伯、苏步青、宋希濂、李大钊、李达、陈建功、陈望道等。
（5）留欧学生群。辛亥革命后的20年，国内政局动荡，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对到万里之外的中国赴欧留学生带来了许多不利。到国外后，学子们为生计又常随物价的起落游学于英、法、德等国之间，因此，这时期留欧生较留日、留美生困难大得多，虽无确切数字证实这20年中留欧的人数，但实际上这个学生群在规模、数量上都较同时期留学日、美的留学生群要小。有关较为可靠的零星数字是：①1913—1917年到欧洲各国留学的公费生是999人。[9] ②1924年留英学生有200多人；[10] 1927年留英人数约300人。[11] ③《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认为，1924年柏林一地有留学生近千名。④1925—1929年5年中历年留德人数依次为232、214、193、174、153。[12] 虽然如此，在这20年间留欧的人数也当在5000人以上，名流亦不乏其人，如朱家骅、朱德、刘半农、王力、贝时璋、徐志摩、王世杰、傅斯年、曾琦、徐悲鸿、熊庆来、李四光、何思源、张君劢、张道藩、陈寅恪、严济慈、王炳南、巴金、左舜生等。
4.1927—1937年：抗战前全面规划阶段
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所制约，一时尚无暇顾及留学教育。越二年，实行所谓“训政”以后，提出“教育为立国之大本”[13]，留学教育也渐被重视。而且因为有以往长期留学教育之经验教训作为借鉴，还因为回国的留学生的参与，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较完善、正规的措施，准备长期实施，并开始了对留学生的“党化”教育，以培养其需要的“建国”“建党”人才。这时期，形成了东西三个留学生群。
（1）战前留美学生群。目前有案可稽的数字是：据梅贻琦等的调查，在1930—1937年8年中，历年进入美国高校的人数之和是1638 人，而据《中国留美留加学生概况》，1935年在美国大专院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共1443人。若再加上1936年、1937年新入学的499人，[14] 当为1892人。梅贻琦为严肃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其调查可以说是宁缺毋滥。也就是说，他的调查是可靠的，又是最低限度的，实际人数应超过他的调查。若再加上技校生、预备生和实习生等未被收录者，当不会少于2000人。其中名人有林巧稚、金善宝、孟昭英、赵九章、施汝为、钱伟长、钱思亮、唐明照、谈家桢、喻宜萱、褚圣麟、钱学森、马星野、吴大猷、殷宏章等。
（2）战前留欧学生群。因当时中德关系较好等原因，此阶段的留欧学生以留德为热点。但据冯至回忆，在1930年他到德国时，大学城海德贝格的中国人寥寥无几，[15] 其他城市的中国留学生也不会太多，以后才逐渐增加。到1934年蔡廷锴旅欧时，“留德学生约四百余名”[16]，到1937年已增至700余人。[17] 留英人数与留德人数相仿，1934—1936年为最多，达到500 余人。[18] 留法及欧洲其他国家者亦当不下于百人。名人有蒋纬国、卢嘉锡、邱清泉、钱钟书、冯至、季羡林、艾青、贺麟、熊伟、乔冠华、杨宪益、何泽慧、张文裕、费孝通、桂永清、钱三强、黄维、廖耀湘、王淦昌、朱自清、储安平、陈省身等。
（3）战前留日学生群。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行为日益公开化，给留日学生以极大刺激，引起他们的极大愤怒，留日人数较之以往有更大的起落。但由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对日留学管理较松、经济和“师夷制夷”的心理等原因，留日人数仍较留学其他国家为多。“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1933年留日人数降至1417 人，[19] 而到1935年11月又增到8000人。[20] 到1936年又降到5909人。[21]“卢沟桥事变”前，留日学生绝大部分回国，参加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其中名人有范寿康、周扬、张友渔、林默涵、王铁崖、叶君健、朱维之、杜宣、张香山、贾植芳、傅抱石等。
5.1937—1945年：战时收缩阶段
“卢沟桥事变”以后，大量国土先后沦陷，全国转入战时阶段，留学教育受到严重挫折，转为收缩阶段。1942年后，抗战形势好转，留学政策开始调整，有少数人公派出国。在日伪统治地区，亦有不少学生被诱至日本留学。由此形成了两个留学生群。
（1）战时留美学生群。因为欧洲发生战争，此期出国者主要是到美国。据1948年《中华年鉴》，1938—1945年赴美人数共872人。[22] 而据梅贻琦等《百年来中国留美学生调查录》（1854—1953），在此期间历年进入美国大专院校的人数之和为2000 人。此期的留美名人有马纪壮、叶霞翟、朱学范、吴仲华、张香桐、郭永怀、黄家驷、陈新民、周一良、葛庭燧、任新民、屠守锷等。
（2）奴化教育下的留日学生群。“七·七事变”以后，中日成为敌国，留日学生几乎全部回国并不再复返。但日本政府在伪满洲国及此后相继扶持的伪政权统治地区推行奴化教育，居心险恶地诱使中国青年赴日学习。“倘若将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下的其他省市一并计入，抗战期间的留日学生总数当在三四千之间。”[23] 而这并不包括抗战胜利时回国的1400 名台湾留学生。如果把这二者加起来，奴化教育下的留日人数将在5000人之上。这批人是在畸形心理下接受非正常教育的，有作为者很少，还有一部分沦为汉奸。较著名的有李德纯、林丽韫、娄康后、辜振甫、陈启清等。
6.1945—1949年：战后留美热阶段
抗战胜利后，留学潮流涌向美国，这是因为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战败，而英、法又深受战争创伤，能够接受中国留学生的能力有限。自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已不派人员留苏。20世纪30年代以后，仅有少量的共产党人赴苏。战后内战激烈，共产党人赴苏也很少。而美国此时因战争的胜利，影响达到高峰。加上当时中美两国政府亲善，为战后建设的需要，中国派出多种人员赴美国学习、进修、实习，而民间亦崇美。因此，留美自然地形成一股大潮，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战后留美学生群。据1956年美国政府报告，“仅1948至49学年度，就有近4000名中国学生赴美国大学学习，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留学生的第二大海外留学生群体”[24]。因此，战后四年留美的实际人数当超过4000 人。其中名人有杨振宁、李政道、谢希德、王世真、邓稼先、业治铮、朱光亚、庄逢甘、关肇直、姜泗长、李赋宁、唐敖庆、吴阶平、张芝联、张存浩、查良铮、侯学煜、程民德、魏荣爵、叶笃正、郑哲敏等。
如果将上述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群按其大致的留学地域和所接受的文化背景进一步“合并同类项”，可以分为三大群体：①“留学日本群体”。最初大多为同盟会会员及立宪倾向者，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亦有重要影响。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一群体对中国的影响到20世纪40年代末基本结束，余波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台湾。②“留学苏俄群体”。其成员大多为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特别是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一直影响到20世纪末，其标志是邓小平的去世。③“留学欧美群体”。这一集团对中国的影响最早也最广泛。但是，在1949年前，由于中国的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清除，加上各种战乱等复杂的原因，欧美的政治体制和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施行和普及，受到了很多阻挠和干扰，但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信仰的政治文化学说，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5]
由上不难看出，虽然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内忧外患深重，但是留学运动仍然在曲折中发展，并从清末民初开始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和群体，中国现代史上一大批风云人物、文化名流、学术翘楚等，也在留学运动中脱颖而出。还应指出，上述留学生群体是就其留学时间和留学地域而言的，实际上，他们回国后因为职业、任职等原因，又分散于民国的各个党派、领域、部门和地区；他们虽然也组织了欧美同学会等留学生社团，但并不是严格的政治团体。即便如此，相对于国内一般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却是毛泽东所说的“一班新人物”[26]，其文化视野、知识构成、政治理念、科学精神等，在总体上有不同程度的相似、相近之处，且与其他阶层的人士相区别，从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并在民国时期各个党派、各个领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主流和本质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受内忧外患之伤害凌辱，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但是，中华民族并没有在强权下屈服匍匐，相反，“中国人民在‘沉沦’屈辱中不断反省和觉悟”[27]，中国的留学运动也在中华民族悲情激越的呼号和呐喊声中发展。一百多年来浪浪相推的留学运动说明，中华民族一部分勇敢、优秀的儿女，一直在奋力挣脱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束缚，艰难而又坚决地走向世界！在此意义上，中国留学运动的发生和留学生群体的崛起，就不仅仅是救亡所能包括的。它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迈出的最初一步，而留学生则是一支新兴的、特殊的先导力量。这不仅表明了中华民族虚怀若谷、见贤思齐的文化心理，更证明中华民族摆脱传统文化中保守、消极、专制的落后因素，力图超越自己，更新民族文化的精神、活力和生机，充分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愿望、毅力、魄力和能力。其目的是重振中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简言之，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在清末民初开始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和群体，从辛亥革命开始登陆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大舞台。在近百年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艰难地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留学生群体是披荆斩棘的“先行者”，是推动民国时期社会发展乃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
事实上，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留学运动与留学生群体的主流和本质。作为个人，人数众多的留学生当然形态各异，但作为群体，他们却有其共同特点。
其一，始终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关联，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即使在民国时期最困难的抗日战争年代，他们仍然试图透过可能出现的缝隙，审视、学习和借鉴世界上新的知识、经验和理论，以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他们学贯中西，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是兼容东西方文明的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接受了西方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思想，有的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思想活跃，知识丰富，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还是以后的新中国，都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其二，义无反顾的爱国精神。他们虽然政治倾向不一，学术观点不同，有的人后来甚至沦为民族败类，但绝大多数人都有一腔热血，希图学成后能回国效力，或在域外为国增光。想当初容闳欲考耶鲁大学，经济上陷入绝境之时，为将来择业“最有益于中国”，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在回国后必须以当传教士作为条件的资助；第一批留美幼童出身的詹天佑，则创造了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铁路的奇迹；第三批留美幼童唐绍仪，在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时，坚持《临时约法》，抵制袁世凯专权，后来并投入南方革命阵营。更有一些留学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甲午海战中牺牲的一些海军军官，还有以后在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数烈士。其中，最有名的当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林觉民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等，他们都在不同阶段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牺牲。因此，留学生们的爱国精神，不仅成为近代留学运动的动力和留学生群体的主流倾向，也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不畏强暴、力图振兴的民族精神之一部分。
当然，作为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群体也极其复杂。他们不仅在留学国接受的文化不同，而且分布于民国时期的各个党派和领域，政见不同，思想各异，其中最明显的是国共两党中的留学生，由于信仰不同，对当时中国面临问题的看法常常相左，特别是对国家未来现代化走向的理解，大相径庭，需要站在国家利益、民族发展和现代化的高度，放眼全球，放眼世界，通过严肃、认真的分析，尽可能给以客观、科学的论证，以再现留学生群体的历史贡献及其局限。
需要指出的是，肯定留学生群体对民国社会发展的贡献，并无意于冷落其他群体推动民国社会发展的功绩。因为，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且在实际上，民国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也是留学生群体与其他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还要指出的是，肯定留学生推动民国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就这个群体的主流而言，“并不是说所有留学生的个体都承担了这一社会责任，只有那些具有宏大社会抱负，又能熟悉中国国情，与中国社会结合紧密并作出贡献的那部分人，才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先行者”[28]。至于民国时期留学生中劣迹昭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人，如抗战时期附逆卖国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汉奸，则是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逆流，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应该彻底否定。
一百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的历史，波澜壮阔，汹涌澎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曾用四个“不会忘记”，高度评价中国留学生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丰功伟绩，并强调：“近代以来，我国大批留学人员负笈求学的足迹，记录着中华儿女追寻民族复兴的梦想，伴随着我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富强的伟大历史性跨越。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29] 这个概括非常客观。学贯中西是留学生群体的基本特征，爱国主义是留学生群体的主流和本质；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和现代化是他们共同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