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开封作为河南省会的地位也受到水患、战乱的威胁。开封的水患威胁主要来自于黄河。“黄河从西部高原出华北大平原，它的迁徙起点，在华北平原三角地区的尖端。但十二世纪以前，主要泛滥于华北大平原的北部，迁徙起点在开封以北，所以对开封影响不大。在自然条件上，北部河流受多次的泛滥，河床淤淀，黄河势必南徙。金人侵宋，利用黄河南行，遂开黄河夺淮的新局面。十二世纪以后，开封附近成为黄河迁徙的起点，开封从此多河患了。”[26] 清时期，迫于黄河水患的威胁，开封作为河南省会的地位一度动摇。在抗战时期，在日寇的逼迫下，河南省会被迫迁离开封。

一 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起义军围攻开封六个月，官军掘开开封城西北17里的朱家寨，引黄河水灌起义军。满城皆水，只有钟鼓二楼和各王府露出屋脊，士民淹死的十之七八。这是黄河对开封城破坏最厉害的一次。河水入涡河，次年河复故道。[27]

这次黄河决口对开封造成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清初王胜时在《漫游纪略》中描述了他路过开封时所看到的黄河水退后的情景：

入豫州境，由宋城直走大梁周公故家。大梁自河决后，十有四年，而始归故乡。今威重来，城郭都非矣，予策马行，见道上有二鸱吻出地，问之，则文庙也。南至相国寺，大殿簷（檐）溜当胸。迦释巨像，裁露肩肘。北至虚左一，相传古夷门也，铁塔巍然，傍空而立，黄沙白草，残照秃城，徘徊久之，凄然魂断。若乃周藩故邸，废为棘院，梁苑汴宫，与哀离黍。[28]

由此可见，这次人为的黄河决口对开封所造成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开封文庙被泥沙淤没，只露出屋脊上的鸱吻；开封大相国寺被淤泥淹没后，屋檐离地面只有人的胸口那么高。巨大的释迦牟尼像，只露出肩肘。只有开封铁塔独自傍空而立。明代周王的故潘邸，变成了长满杂草的地方；繁华的汴梁城，变成了长满黄沙白草的荒凉之地。在开封城被破坏得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清初的政府机构被迫迁往开封附近各县暂驻：

巡抚都察院，旧在府治司东，明末河水没，驻节杞县，国朝康熙元年（1662），巡抚张自德创复；承宣布政使司，旧在按察司东，明末，河水没，驻节杞县，国朝康熙二年（1663）左布政使徐化成改建今署。提刑按察使司，旧在布政司西，明末，河水没，国朝康熙七年（1668）按察使李士祯修复旧址，建今署。提学道，旧在按察司西南，明末，没于水，移驻河北辉县，后移鄢陵。国朝康熙元年（1662），提学道张九征，捐俸改建府治东南。开封府署，明洪武元年（1368）建，在城内钟楼西南隅，明末河水淹没，移署封丘县，又移延津县，国朝顺治七年（1650）知府丁时升创建今治；军捕同知署旧在府治内，明末河水淹没，国朝康熙元年（1662）军厅韩齐范修建布政司东，今移署周家口。南河同知署旧在府治内，明河水淹没，迁移柳园，国朝顺治十四年（1657）河厅赵汝斌建今署，在布政司北。北河同知署在河北陈桥镇，督粮通判署旧在府治内，明末水没，今移治府东；经历司、照磨所、司狱司俱在府治内，明末河水没；税课司、军储仓俱在府治东南，今改为常平仓，在猪市口。[29] 祥符县衙门驻在陈桥镇后扫头集。[30]

驻在开封的各级衙署大都被水淹没，许多重要的行政及司法机构被迫搬迁，巡抚都察院、承宣布政使司被迫驻杞县，提学道被移驻河北辉县，后移鄢陵。直到康熙元年（1662）才在明开封府城基础上重修开封城，河南省级衙门才陆续修建，迁回开封城内。[31] 开封府署则移署封丘县，后移至延津县。设在其内的各府署也被迫迁移，祥符县衙则在驻陈桥镇后迁移至扫头集，这些机构分别在顺治以及康熙年间迁回开封。这说明黄河水患对开封的威胁是极大的，开封全城被淹没，各级衙署被迫迁离开封多年，这也初步动摇了开封作为河南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成为始终困扰开封作为河南政治中心的一个难题。

二 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一）道光帝首提迁省会之议

开封省会地位动摇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晚清时期。道光二十一年夏六月十六日（1841年8月2日），开封北十五里的张湾（当时称祥符三十一堡）黄河大堤决口，水围开封达8 个月之久，使河南、安徽二省五府二十三县遭受历史上罕见的严重水灾。[32] 在大水围城开封的极其危急时期，为了保住开封百万百姓的生命安全，道光帝首提迁省会之议。

由于这次洪水来势凶猛，持续时间较长，开封省城出现“省城水围匝月，来源盛涨，现在吃重情形”，“南门内水势愈涌，声喊数里，铁裹门扇冲漂至雷家桥。城内除数大街及布政司署、粮道署、开归道署、开封府署无水，余如行宫及巡抚署、按察司署、祥符县署、参游守各署、驻防满营、龙亭（即宋故宫、明周藩故址今名，万寿宫）各处，皆深八九尺、四五尺、二三尺不等。民房倒塌无算。”[33] 开封几乎全城被水淹，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道光帝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谕令河南巡抚牛鉴：“著牛鉴等设法疏消，以免浸灌。其应如何挑溜勿令水势冲射之处，著细心妥办。现当秋汛正长，水源消长靡定，加意防护，毋得再有疏虞。所有河南司库报存正杂银，除分解湖北南河外，实存银三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余两零。又库存封贮银十五万两，均准该抚动用，事竣核实报销。惟不能消退，而城垣断不能久泡无妨，岂非坐待百万生灵俱归沉没，朕心实有不忍。与其搬移砖石，剜肉补疮，徒事补苴，终难保护，莫若取所拨库银以为迁徙赈济之需，著牛鉴悉心妥酌，剀切晓谕。凡此城内居民各有父母妻子，趁此及早迁徙，以冀生全。如有安土重迁不愿轻去其乡者，亦不可加以逼迫。其文武大小官员兵丁人等，倘至事出危急，亦即随时酌量就近迁避，不必以城己就淹，因有守土之责，徒作无益之举。”[34] 可见，道光帝认为如果大水持续围城，为了保住开封百姓的生命安全，则准许牛鉴动用库银作为迁省城之用。

牛鉴则在回奏道光帝时表示，自己正带领开封百姓竭尽全力防水，对于道光帝提出的迁省会之议，牛鉴则表示，“至省城为辐辏之地，聚集百万生灵……是臣等一月以来困守危城得以幸保无虞者，实由人心维系之故。若一闻迁徙之令，彼愚民无知，以为城垣决不可保，则众心涣散，各自逃生，一线孤城，谁与防守？变生俄顷，间不容发，亦恐迁徙未必能及，而大溜已灌入城中矣。又恐奸民四出乘机抢夺，不但官之号令不行于百姓，即满营及标左右两营兵丁不下数千名，亦必纷纷四散不能禁止，所谓舟中之指可掬者，此时情状真不堪设想矣！昔盘庚迁殷，从容晓谕，原在河患未至之先。以现在情形考之，实有不同。臣钦奉谕旨，臣等悉心妥酌，臣牛鉴谨与署藩司鄂顺安反复筹商，实有万难议迁之势。”[35] 牛鉴的回奏也表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当时大水围城的紧急情况下，由于百姓事先没有心理准备，突然提出迁省会势必会造成严重的混乱，带来更大的损失。同时牛鉴向道光帝保证，“臣等惟有殚竭血诚昼夜驻工督办，但得料物应手，自可化险为平。”

道光帝对牛鉴是否有把握保住开封省城及全城百姓生命安全仍然不放心，再次谕令牛鉴：“前有旨谕知牛鉴，事出危急，城内居民及早迁徙，官员亦酌量迁避，计此时当已接奉。现在秋汛方长，水势靡定，倘万分危急不能保守，著即遵照前旨，先尽城内居民择地迁避，文武大小官员以次递迁。牛鉴身任巡抚，自应照料妥当，随后起身。此次议迁万不获已，原以保全百姓，总须先民后官，以免惊窜纷扰，是为至要。”[36]道光帝对牛鉴能否保住开封省城仍然放心不下，再次下旨催促，并对迁徙的顺序做了安排，可见对此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牛鉴接到道光帝谕令后再次表示：“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保护全城百姓咸予安全，并及守土官僚示以生路，仁慈恺侧，臣等在事官员绅庶无不感激涕零。伏念处常处变，事有经权。省城辐辏之区，百万生灵所聚，如果万分危急不能保守，当凛遵谕旨速谋迁避。惟事体重大，审度宜详，城虽屡濒于危，而人力足以捍御，人心略无动摇，守则转危为安，迁则变生意外，此中措置，间不容发。臣与署藩司鄂顺安体察情形，实有万难议迁之势，是以于二十五日据实详陈在案。查自七月十八、九至二十三、四等日，城角被冲吃重之后，城墙塌陷者计十六段，共长一百二十余丈，俱经随时竭力镶补。”[37] 牛鉴仍然担心“迁则变生意外”，且开封城内“人力足以捍御，人心略无动摇”，还是有防守战胜洪水的把握的；并且开封城内秩序良好，官民团结一致，“在工官弁绅民，众志成城，毫无惶惑。各厂赈济灾民，计口授食，亦皆一律安静。此目前实在情形。似此人心维系，安固不移，不特不可议迁，亦且无从议迁。”[38]

道光帝接牛鉴上奏后，态度有所缓和，再次谕令牛鉴： “牛鉴奏‘河南省城被水情形、断难迁移、并日内保护绥辑’一折。又另片奏‘西北角以至西门赶筑挑水大坝，以资抵御’等语。览奏均悉。有难以迁徙之势，自系实在情形。著牛鉴即督饬文武员弁，将应办各工迅速妥办。”[39] 道光帝初步同意了牛鉴的不迁省会的观点，并督促牛鉴抓紧建设各项防水工程。

随着河臣[40]文冲上奏道光帝开封大水围城形势又转为危急，道光帝的态度又变得严厉，“旋据牛鉴奏称，有难迁之势。朕以为该抚揣度情势，保护城垣必有把握，故亦不为遥制。本日据文冲奏‘省城西北隅甚为险要，西坝裹头尚不敢轻率动工，恐激怒溜势省城吃重，将来堵筑口门，恐逼射省垣。又运送物料船只一经运到，辄被地方官员扣留，移住眷口，停泊城隅，又不载送上坝，俾资轮转’等语。现在秋汛正长，若果如所奏，水势激射，裹头尚不能兴工，则将来筹堵口门，溜势更急，彼时城垣愈酥，安能保其无倾圮之患？若牛鉴果有把握，必能力保无虞，则应饬令运料船只源源轮替接济，不应任听各员扣留城隅移住眷口。倘只苟安目前，毫无权变，设水势愈大，人力难施，数百万生灵与夫城内钱粮仓库俱付漂没，咎将谁归？王鼎、慧成现住河工，见闻较确，如可以进城，即会同牛鉴、鄂顺安熟筹定议，妥速具奏。”[41] 可见，道光帝对牛鉴等能否带领开封官民战胜洪水仍无信心，对是否迁省城的态度仍是摇摆不定。

在此情况下，牛鉴又联合钦差大臣[42]王鼎、慧成联名上奏道光帝，“查省城防守安定，断难议迁缘由，经臣牛鉴两次切实奏陈在案。臣王鼎、慧成未经抵汴之先，亦以为避灾远害，人情之常。及至汴半月，接晤绅士，博采舆论，历次赴城查看实在情形，水势委渐松缓，防闲亦极周备，民情又极静谧。未迁者固安堵如常，已迁者又复纷纷折回。倘或轻举妄动，百姓至愚，以为城不可保，官已弛防，产业不可保，生计无可谋，四出窜逃，仓皇靡止。因之无赖棍徒乘机抢夺，赤手游民随声附和。即此时急公效力之义民，亦将变而为劫掠作乱之奸民。祸生不测，只在须臾，岌岌危城，何从防守？其不能迁徙委系实在情形。臣牛鉴与鄂顺安住宿城隅，躬督修守，确见水势日平。自城西北角以至西门，所筑挑水坝已作三道，城根间段业已生淤。其西北以东虽系常冲，而溜已渐弱，较之七月十八日，以至二十三等日光景，大有霄壤之别。且料物充足，城身纵有续塌，随塌随镶，咄嗟立办，省城之保守已确有把握。”并表示“总之，省城可守而不可迁。即使情形危迫，毫无把握，亦万万有不可迁之势。而况水势消落，料物充足，城垣之可保，已实实得有把握也。口门可堵而不可漫。不特省城数百万生灵盼望合龙，即省城以外各州县，及安徽、江苏各地方百姓，亦无不引领盼望合龙。若该河臣文冲所奏，畏难不办，是置百姓于不顾。明岁大汛经临，水之所至，尽成灾区，议赈议蠲，自不待言。万一数省灾黎聚集一处，更有他虞，又将何策以御之？而况检阅河口旧档，如下埽、进占、敲冰，遇万难措手之时，莫不竭尽人力，期于成功，亦断无因难不办之理。臣牛鉴殚力守城已将两月，自署藩司鄂顺安到省，得藉勃劳，于城垣修守、夷险情形，委属真知灼见。臣王鼎、臣慧成抵汴半月，三次进城，亦于守顺迁逆情形得其窍要。”守住省城，使黄河水合龙，则可使安徽、江苏等地百姓，免受黄河洪水的侵害，因此，保证开封省城不迁徙，意义重大。牛鉴还认为“若河臣文冲自漫口以来，并未进省一视。其先后陈奏各折，一时危迫情形，并未亲见，即现在水势消落情形，亦未目睹。均系悬揣臆度之辞，何足凭信？臣等受恩深重，事关重大，断不敢稍执偏私，亦不敢因循怠玩。惟有准情酌理据实具陈，亦期仰副皇上殷殷垂询，保卫民生之至意。所有臣等遵旨熟筹定议缘由，面商署藩司鄂顺安，意见相同。理合恭折由驿复奏。”[43]

随着开封周围水势的回落，道光帝暂时同意了不迁省会的意见：“河南省城为百万生灵所聚，筹谋迁避，原系万不获已之举。既据该抚奏称水消溜缓，人夫料物已充，民情安定，自以保护省城为是。但秋汛方长，水势靡定，该抚总宜竭力筹防，悉心保护。”[44]

（二）开封绅士反对迁省会

开封绅士在这次大水围城中一直在参与防水，道光帝迁河南省会的提议在开封绅士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于是绅士公禀总河，上《不迁省节略》：

本年夏六月，汴垣猝被水灾，大河环绕城隅，雉堞半皆倾圮，各大宪悉力保障，幸获安全。皇上轸念民依，屡颁谕旨，以省城应否迁徙，命钦使及各大宪详察情形，恩晖周千里而遥，圣虑廑万全之策，阖城绅士军民人等。罔不感颂皇仁。谨熟筹全局，缕陈管见六条，是否有当，伏乞钧裁。

一、详察形势必不可迁也。汴梁自古为都会之地，溯元明以迄国朝定都燕京，必于开封建省会者，以其地偏北，可以联燕冀，上拱京师。京师之于汴梁，疆土相接，正如车辅相依。嘉庆初年，三省不靖，而畿辅不至震惊者，汴梁为之屏蔽也。而下游吴越诸境，一水可通，汴梁控制于上，乃可联南北之势，而江淮资其保障。唐张巡守睢阳，而安史兵不能南下，汴梁仅距睢阳三百里耳！金、元以汴梁为南京，经南宋二百年，屡图中原，迄不能越淮北半步。此二者即其明证。形势有必不可失者，是以代遭水患，前人不敢议迁，实鉴乎其大也。洛阳偏西，可以蔽陕右，而不足以卫京师。为京师藩篱计，汴梁无可议者。此其不可迁者一也。

二、较量经费必不可迁也。省会非外府可比，御水其偶，御寇乃其常。若新移他处，则城垣必须加筑，城壕必须加挑，仓库监狱衙署公所必须添建。外府形势多狭，城基仅仍其旧，势必有所难容。若广拓城基，经费繁，而一时难以集事。且汴城虽以残缺，地当孔道，境接畿辅，断不能弃之弗雇。即使改省为郡，一切筑堤、挑壕修城、疏泄积水等事，仍无一事可缺。是一迁而增两城之费，不若不迁，而节省者多多矣！此其不可迁者二也。

三、审度营制必不可迁也。汴者当直隶山东、江西、安徽之冲，设立重兵始足以资控制而备调遣。若迁省他境，彼处必议增兵，此处必议减兵，即使仍设镇协，必不能如省城之兵额多而将才集。所有汴梁接壤，如东北之归德、曹、单，迤北之长垣、东明，迤南之颍、毫、肖、砀，其地犬牙相错，其俗强悍著名。一值多事之时，必因地旷兵少，乘虚窃发，患有不可胜言者。是省城迁而营制必变，营制变而安危顿异矣！此其不可迁者三也。

四、文武闱场必不可迁也。河南文闱乡试不下万人，加以商贾辐辏动辄数万计，即武闱校场可在城外，而买卖寓所均在城内，以各府城地面计之，实无一可容者。闻陕甘合为一闱，以甘肃无地容建贡院也。安徽、江苏合为一闱，以安徽无地容建贡院也。若省城果尔迁徙，欲置科场于新城，则限于地而难容；欲仍在旧城，则百执事临时调派，一切窒碍，且迁省原为避水患，若科场仍置旧地，则每逢乡试，正值秋汛极险之时，更将何计以避之乎？是省一迁而科场亦大费周章。此其不可迁者四也。

五、劝谕捐输必不可迁也。本年黄水漫溢，城垣残缺，闱场新毁，城壕淤垫，在在均须修筑。惟国家经费有常，断难各项请帑，势必借资劝助。现在一经劝谕，人即乐于捐输者，为省城仍旧故也。若迁省之议一行，则人心必多惶惑，谁复踊跃乐输乎？且省城乃九府四州所倚仗，为省城计，则各府州县皆以为分所应捐；若废省城为外府，则人人视同隔膜，劝谕者亦无措词。是省一迁而劝捐之说全行格碍矣。此其不可迁者五也。

六、体察民心必不可迁也。中州之民，安土重迁，读盘庚之诺，民情概可想见。本年大灾之后，民气亏损，急宜休养抚恤，倘甫经复业而遽令迁徙，富者自顾产业而必不欲迁，贫者苦无资斧而必不能迁，故家大族恋先人坟墓而又不忍迁，加以驻防必无可迁之地，回民必无乐迁之人。本欲安之，适以拢之，本欲靖之，适以乱之。且朝廷设官，原以卫民，如谓迁省不迁民，官可迁而民不必迁，是官移乐土而弃民于危急也！揆之各上宪爱民如子之心，必不出此。此其不可迁者六也。

以上六条，均系上关国计下卫生民之实在情形也。矧值海疆多事，人心宜静而不宜动。迁徙之说行，必致人心摇动，其患有不可胜言者。如谓城外四面淤高，中成釜底，不无后虑。窃维衡工之后，不闻再有衡工；马工之后，不闻再有马工；仪工之后，不闻再有仪工。良以经办大工处所，堵筑自必加固，兵夫自必加防，非寻常工次可比，应不致复有他虞。现已赳期合龙，所有善后事宜，急应于春正定议，次第妥速奉行。更可以工代赈，俾亿万灾黎藉资糊口。此则满汉军民人等，焚香顶祝，仰戴皇仁于生生世世者矣！”[45]

从开封绅士的《不迁省节略》看，主要表达了开封绅士的以下思想：

其一，开封军事地理位置重要，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如迁省会，开封必减少驻兵，一旦有事，则会威胁清政府统治安全。

其二，迁省会所需经费巨大，且将面临很多困难。迁省会则要新建一城，城壕、城墙以及仓库、监狱、衙署、公所均需建设；而开封城因地理位置重要，不能轻易丢弃，但因受洪水破坏严重，很多设施需重修。因此，迁省会是增添两个城市的建设费用，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些代价是难以承受的。迁省会将会有很多困难，开封是文武闱场所在地，科场迁出，则新的府城限于城市规模将很难容纳。

其三，民心不愿意迁徙。中州人民，安土重迁，富者有产业，不愿意迁移，贫穷的人没有资金不愿意迁徙，且先人坟墓皆在开封，民众更不愿意迁徙。

其四，迁省会则会造成劝谕捐输困难，被破坏的开封城难以重建。被洪水破坏的开封城重建不但需要国家资金，更需要士民的捐输，一旦迁省会“则人心必多惶惑，谁复踊跃乐输乎？”，且如果开封丧失省会地位，则全省九府四州士民“人人视同隔膜，谕者亦无措词。是省一迁而劝捐之说全行格碍矣。”没有了资金，开封城的重建也就越发困难。

其五，由于184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开封被洪水围困期间正值鸦片战争时期，所以“矧值海疆多事，人心宜静而不宜动。迁徙之说行，必致人心摇动，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一旦迁徙，造成人心摇动，则会成为内忧外患之势。

其六，开封城经过大修之后，应当“不致复有他虞”，能抵御今后洪水的侵袭，且工程可以以工代赈，暂时解决开封大灾后百姓的生计问题。

但是开封绅士的意见还要征得主要治水官员的同意，然后才能上奏朝廷，由于当时开封城洪水威胁仍然没有解除，“先是总河朱至，睹省城危险恐不可保，且各大宪亦俱犹疑，仍有议迁之意。绅士等面见总河，力陈不可迁之故，总河命开节略，以便再行会议入奏，至是合词联名上之。旋奉旨允行。”[46] 至此，这次省会议迁结束，开封作为省会的地位才得以继续稳固。

从晚清这次省会议迁情况看，这次议迁是由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在开封被洪水围困，百万百姓面临灭顶之灾，为了保证开封百万百姓的生命安全，才提出的迁河南省会之议；由于当时情况危急，道光帝又不是现场亲历者，因此道光帝的迁省会之议并没有明确指示河南省会究竟要迁向何处，这只是在开封被洪水围困的危急万分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河南巡抚牛鉴带领开封官民一起战胜了洪水，保住了开封城，同时也保住了开封作为河南省会的地位，他事后也得到了道光帝的奖赏，升任两江总督。[47] 但是困扰开封城的黄河洪水问题并没有根除，开封作为河南省会的地位以后还会受到黄河洪水的挑战。

三 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在历史上，开封曾经长期是河南省的省会。但在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原因，河南省会曾两度迁离政治中心开封，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其省会的地位。

第一度迁移是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23年12月12日，河南省长张凤台被免职，由同属于直系军阀派系的李济臣继任。由于李济臣和前任省长张凤台以及河南督军张福来之间有矛盾，因此李济臣上任之后把河南省署移驻洛阳办公，仅留实业、教育两厅在开封。但李的迁移省署行为遭到了开封工商界的反对，1924年1月，“开封商界推举代表50人赴洛，请省长李济臣早日到汴，省署不必移洛阳”。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随后，孙岳率国民军开始清剿吴佩孚的残余势力，国民军进展较为顺利，迅速清除了直系在河南省大部分的势力。1924年11月7日，北京政府命令：免去李济臣河南省长职务，以孙岳继任。由于国民军与直系残余的战争仍在继续，12月7日，孙岳电执政府请辞河南省长职务，国民军一师四混成旅参谋长何遂由间道入汴，宣布代理河南省长职务。开封仍为河南省会。[48] 这次省会迁移只迁出了部分省署办公机构，时间仅一年，可见只是军阀之间的一场闹剧而已，对开封省会地位的影响相对较小。直系军阀失败后，在历史传统力量的作用下，开封很快又重新成为河南省会。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军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地盘、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有城市工商业阶级，才是真正关心城市省会地位的，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城市省会的地位息息相关，也只有他们才会是真正想阻止省会迁移的力量。

第二度迁移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寇的步步紧逼，河南省会被迫经历了数次迁移。

河南省会第一次迁移：1938年6—7月份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往南阳。1938年5月21日，中日豫东会战打响。当日，日军大本营在徐州会战基本结束后，部署前线部队向西挺进，扩大战果。[49] 此时，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部署部队，计划将突出的日军第十四师团歼灭于内黄、兰封（兰考）、民权之间。这次会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8年6月3日，日军第十六师团攻占杞县、通许、陈留。“豫东兰封会战后，日军第十四师团和第十六师团一部挥军西指，直下开封。1938年6月5日晨，日军3000余人由白兰寨向开封北城进攻。同时，敌重炮数十门，飞机十余架向开封猛轰，顿时开封城内居民死伤逾千。开封守军宋肯堂一四一师一个旅和税警旅，虽然击退日军多次登城，但因开封城郊敌人尚陆续增加，傍晚，日军终于从东、北两门攻入城内。守军遵守战区“与开封共存亡”的严令，同入城之敌展开巷战，但宋肯堂却擅自下令撤退，并率先逃出开封。6月6日凌晨，省会开封陷落，广大平民惨遭洗劫。1938年7月12日，日军土肥原部向开封商会勒索巨款60万元，强征壮丁2000余人。从此，开封古城即成为人间地狱和日伪统治反动中心。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南党政机关由开封迁驻南阳。[50] 同时迁徙的还有河南省图书馆和一些文化教育部门，如河南大学等。这是河南省会在抗战期间被日军逼迫下的首次迁徙。[51]

河南省会第二次迁移：1939年10月由南阳迁往洛阳。1939年10月5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奉1939年9月19日行政院第四四三次会议关于“免去主席程潜、代理主席方策及委员龚洁等本兼各职，任卫立煌、方策、曹仲植、张广舆、鲁荡平、齐真如、罗震、李鸣钟为河南省府委员；以卫立煌兼主席”的命令，在洛阳宣誓就职视事，同时决定将省府由南阳迁至洛阳。7日，卫立煌奉命兼省保安、防空司令。25日，卫立煌发表施政方针，表示“澄清吏治”“推行教育”“打破经济难关”“努力维持社会治安”。可是就在卫立煌宣誓就职并把省府迁到洛阳时，日军25架飞机在29日轰炸了洛阳，以致洛阳全城警报至晚9时方息，给卫立煌来了一个下马威。卫立煌出任河南省府主席后，在军事上他不能不勉力发动所谓“冬季攻势”，命令孙桐萱第三集团军渡河东去，破坏陇海路罗王段，并向兰封（今兰考）、开封进袭；命令郭寄峤第九军主力协同李家钰四十七军在豫北破坏沁阳至博爱交通，并攻击沁阳、武陟日伪据点。在政治上，容忍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使少将参议耿明轩制造“确山惨案”，进攻新四军留守处，袭击中共河南省委。在经济上，1939年11月3日由省府委员会第八一二次会议决定设立周口镇营业税局槐店（沈丘）分局，并由建设厅决定在全省50余县试办纺织。在对待难民问题上，他责令一战区于10月20日成立难民调查委员会，自兼主委，同时又于11月15日亲由洛阳赴郑巡视河防，并以“豫东河防、汛防，皆极坚强，郑州甚为安谧镇定”安定民心。[52]河南省政府在由南阳迁往洛阳的同时，1939年3月31日，饬令省图书馆由宛移洛开馆。[53]

河南省会第三次迁移：1942年4月28日，河南省政府及其所属机关由洛阳迁往鲁山县。1942年4月10日日机轰炸陕州（今陕县）、渑池等县后，日机百余架又炸洛阳。19日，日机18 架再炸洛阳。《河洛日报》因之停刊月余。21日，省主席卫立煌以洛市损失惨重报告请救，蒋介石允拨10万元予以施赈。1942年5月9日，侵占龙门的日军骑兵2000余人在战车百余辆的配合下北犯洛阳。10日，洛阳城防警戒线被日军突破。11日，敌占里河，继占西工。13日，敌坦克部队一部从西南角突入洛阳城内，守军与之展开激烈巷战。次日，守军终将该敌赶出城外。然在14—22日的城北邙岭战斗中，守军十五军虽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予以英勇抵抗并付出重大牺牲，但终未扭转战局，阵地全毁，主力被迫撤入城内，转守城垣。24日晨，在日军劝降遭到守军严拒后，日军以第六十三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为主力，在大炮百余门和飞机27 架掩护下向城内发起总攻。守军各部分据四门及城防要地，顽强抵抗。午后，守军第九十四师防守的东北城角和六十五师防守的西北城角同时被敌突破。各部守军依托既设阵地对敌节节抵抗，给敌军以大量杀伤。下午5时，敌坦克部队突入市内，守军指挥系统被敌断绝。各部无险可守，利用民房与敌巷战。至晚，守军弹药将尽，无力再战，奉令从东门夺路突围。午夜，洛阳失守。至此，历时37 天的河南战役，以国民党军的“日退百里，日失一城”的大溃败而告结。早在洛阳沦陷前的4月28日，河南省政府及其所属机关由洛阳迁移鲁山，易地办公。省府主席李培基亦于本日抵达鲁山。30日，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及其机关报《河南民国日报》亦随之南迁。同日，《河南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告别洛阳》，1942年5月14日，该报在鲁山恢复出版。同时迁移的还有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挑选4000 余册新书由内乡运至鲁山鲁阳中学女子部，开辟河南省图书馆鲁山阅览处。1943年3月14日，鲁山阅览室正式对外开放。[54]

河南省会第四次迁移：1944年5月河南省府由鲁山县迁往南阳丹水镇。1944年5月初，省会鲁山就因许昌失守而受到严重威胁。2日，日机5架轰炸鲁山县城，遇难群众71人，伤40余人。5、6两日，日机连续轰炸鲁山，人民生命财产又遭到损失。5月7日，鲁山被敌占领，省府机关即随一战区向西南转移，行至内乡，即驻丹水镇（现属西峡县）。接着在1944年7月18日，行政院第六六九次会议通过免去李培基河南省府主席职务和任命刘茂恩为河南省府主席的决议，另任齐真如兼省府秘书长，王公度为教育厅厅长，王抚洲为财政厅厅长，汤子珍为建设厅厅长。1944年7月22日和9月25日，明令刘茂恩任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省府驻地仍治丹水镇。[55]

河南省会第五次迁移：1945年4月由丹水镇迁往卢氏朱阳关。由于日寇的进一步紧逼，“次年4月因日军进犯豫西南又迁避卢氏朱阳关。此时，省府处于豫西南一隅，又与平汉路东七、八、九区失去联络，几乎名存实亡。”[56]

河南省会第六次迁移：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河南省会迁回开封。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16日，国民党河南省府主席刘茂恩等省府全班人马，随着一战区和五战区等对河南大片领土和大中城镇交通要道的抢占，由卢氏朱阳关迁返开封，同时根据陆军总司令部关于“各省市辖区内一切行政及事业机构，应由各该省政府主席接收”的命令，开始对全省实际控制区发号施令，行使职权。[57]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河南省会在抗战时期的迁移路线：开封→（1938年6—7月）南阳→（1939年10月）洛阳→（1942年4月）鲁山→（1944年5月）南阳丹水镇→（1945年4月）卢氏朱阳关→（1945年9月16日）开封。

综上所述，河南省会的第一度迁移只迁出了部分省署办公机构，其主要原因在于军阀政客之间的利益、权力之争，时间范围也仅仅持续了一年。随着直系军阀的倒台，河南省长的易人，开封省会的地位很快恢复，虽然这次事件影响较小，但它毕竟是一次付诸实际的行动，对于开封传统的省会地位仍然有一定的损害。河南省会第二度迁移的原因在于躲避日军的进攻，抗战时期河南省会一再迁移，直至退到偏远的小乡镇，几乎名存实亡。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省会迁移，是国民党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的被动迁移，战争给开封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其正常的发展，尤其是1938年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了花园口大堤，在豫东平原形成了面积广大的黄泛区，使开封周围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同时，河南省会迁出开封及其以后的一再迁移，也动摇了开封作为河南传统省会在民众心中的神圣地位，既然省会可以一再迁移，久之，民众便也习以为常。而相隔10年（1945年河南省会迁回开封到1954年）之后，河南省会再次由开封迁郑州，自然在民众中也引不起很大的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