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知识立场与时代关怀看《系年》的成书

作为重要的出土文献，清华简属于随葬品。李学勤指出：“作为随葬的书籍，总是和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有一定关系。”由于清华简“大多与历史有关”。他戏言道：“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学家。”[10]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历史学家”这一身份或定位，对于《系年》的成书及相关文本问题，应有着何种的影响呢？

笔者以为，如着眼于作者这一层面，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任何一种文本的形成，都应受到内外两大要素的影响。就内在要素来说，撰作者的知识修为与立场，将成为书写过程中的内在理据；而在外在要素方面，撰作者所处的时代，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刺激，将为知识产品打下现实烙印。尤其是历史著作，时代感更为强烈，外在的时势常常激荡着史家之心。当然，所谓“历史学家”不过是一句戏言。在那个时代，是否有着后来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是，《系年》的撰作者，必是与从事史学相关的人群，而这一人群就是——史官。考虑到先秦古书的复杂性，他可以是一位作者；也可以是一批作者，最后由某一位总其成。由于证据缺乏，现在还不能认定，这就是史官的撰作，但它与史官群体相关联，并受其思想及知识系统的影响，应是难以否认的事实。那么，他或他们又属于哪一派史官系统，内在理据与知识立场如何？在什么样的现实关怀下撰作了这部作品呢？下面具体论之。

（一）楚与非楚：《系年》文本的知识品质

我们注意到，《系年》虽为楚文字书写，但篇章行文间，却有着很多与楚地风格不一致的地方。

首先，它虽以楚为主，但不唯楚是从，在历史书写中，楚与其他国家名分齐同。李学勤评价道：“《系年》一篇字体是楚文字，但不能由此直接推论这是楚国人的著作。……篇中不为楚人掩丑，有时措辞颇为严厉……应该说，作者即使是楚人，他的眼光则是全国的，没有受到狭隘的局限。”[11]

其次，春秋战国的史书常载鬼神，如《墨子·明鬼下》曾引周、燕、宋、齐四地的《春秋》，都涉及了鬼神之事。楚地以“信巫鬼，重淫祀”[12]为特点，反映到历史叙述中，鬼神之事应占据更重位置。然而，《系年》几乎不言“怪力乱神”，只在首章有“商王之不恭上帝”“周武王登祀上帝天神”这样的一般性描述。然而，这样的表述，一方面是用作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天命观中的普遍意识，比之其他史书，哪怕是儒家经典《左传》，鬼神意识也极为淡漠。[13]如此风格颇为异类。

最后，《系年》在语词表达上与一般楚语有差距。陈民镇指出：“《系年》的用词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楚地文献，而且《系年》的素材来源当是复杂的。”他还注意到，《系年》在文辞上出现了秦地用法。[14]而Yuri Pines（尤锐）则进一步指出，《系年》的很多用词明显区别于战国出土文献，具有更早的资料来源，从中能看出东周早期以来语法的历史变化，它主要掺入了周与晋的材料，被撰作者统一于当时的规范之中。[15]

然而，这些表现虽“异类”，却不足以动摇其作为楚人作品的基本面。《系年》出于楚人之手的理由，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以楚文字书写的缘故，因为同为清华简的“《尚书》类”文本就不是楚人作品。《系年》为楚作品的理由更在于：在《系年》中，楚国是主题所在，它占据着显赫位置，在历史书写中有着明显的政治避讳，[16]这就与其他诸侯国分出了界限。另外，《系年》不仅以楚为本位，[17]从其叙事的完整严密，可知它是楚地之人精心构思之作，不是从他国、他处简单移抄而来。此外，鬼神缺位并不影响对楚地作品的判断。不仅是《系年》，同为清华简的《楚居》记载的是楚人世系，其简长47.5厘米，明显长于其他简册，毫无疑问，它是楚人极为看重的作品。但其中也少有鬼神描述，由此可以判定，在楚地的历史书写中，至少有这么一派，他们不重鬼神，而更在于人事。[18]

总之，《系年》是楚地、楚人作品。但就知识性格来看，“非楚”的特点也十分鲜明，与一般所理解的楚风格有着明显的差距。笔者以为，这表明，撰作者虽是楚人，但他或他们所承受的知识训练及意识，很可能来自楚地之外。

（二）《系年》的知识立场及派属问题

那么，这种知识系统来自哪里？细绎文本，笔者以为，当与西周末期担任王室太史的伯阳关系至密。

前已言之，探究《系年》成书问题，应关注史官群体。然而，在传世文献中，楚地史官见载者极少，能明确身份的，只有《左传》昭公十二年及《国语·楚语下》所载的楚灵王时代的左史倚相。然而，他又来自哪里？学术渊源如何呢？有学者说：“倚相的原籍是晋国，先世为周太史。”[19]倚相的先世是否为周太史，材料有缺，笔者不敢附论。《系年》撰作者为倚相后辈，他或他们又是否为这一派的传人呢？笔者也不敢确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翻检史籍，周史官系统与楚人有着不绝如缕的关联，并深刻影响了楚人思想。可见的事实是，一方面，楚君臣推崇周史官，如《左传》哀公六年载，楚国有异象，“楚子使问诸周太史”。请注意，不问本土史官，宗周史官的意见竟成为决定性的。另一方面，楚人接受周史官系统知识训练者，大有人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以楚人而任东周王朝的史官，反映的正是这种状况。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楚国即使有自己土生土长的史官系统，也必受周官文化影响。

众所周知，楚国为南方大国。由于长期与中原诸夏隔离，王族虽可能也有华夏血统，也一度并入了周政治系统，但西周中期以来，已开始与华夏分道扬镳。[20]《史记·楚世家》曾载楚王之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表明的就是这种公开的决裂。所以，西周尤其是春秋以来，作为王朝的对立面，楚一直被排斥在华夏族群之外。在宗周系统内，作为担负王朝历史书写任务的早期史官，鄙夷楚人也就在所难免了。如《左传》成公四年引《史佚之志》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种史官意识的流露。然而，历史总是万端变化。西周晚期以来，随着王室衰微，天命正当性与持续性受到了严重冲击，鉴往知来的史官在哀叹历史命运之时，开始将眼光由中原投向他处，楚纳入了他们的视野，认识上有了根本性的转换，被学者称为“西周史官文化的集大成者”[21]的太史伯阳成为了典型代表。

太史伯阳，亦称伯阳父，为西周宣、幽时代的史官，其事迹见于《国语》及《史记·周本纪》。据《国语·周语上》，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西周三川皆震”，这场大地震引发了他的一通议论：“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可注意的是，作为“阴阳理论被用于解释自然现象的一次尝试”，[22]当他预言西周王朝覆灭的时候，这种阴阳不调的发生，被他归纳为“阳失之而在阴”，据《国语·郑语》，多年后，在与郑桓公的对话中，他将这种阴阳不调，直接指向了宠妃褒姒的当道。然而，据《史记·周本纪》，褒姒是在周幽王三年才“见而爱之”，伯阳不可能未卜先知，将阴阳问题直接锁定在“女祸”之上，所以，他后来对褒姒的指责，不过是加强论证的后知之明。也就是说，在周幽王二年时，阴阳不调另有所指。我们看到，在《国语·周语上》，伯阳异乎寻常地抨击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认为周已走入末世。由于周幽王刚刚即位，加之周代特别注重“积德行义”[23]，政治上讲求积累，伯阳所论应该就不是对新王的责难，而是借题发挥。也就是说，这种衰世的产生，责任不在新王，是以前的周王德行不善所致。那么，主要责任在哪一代周王呢？在《国语·郑语》中，伯阳征引宣王时代的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将阴阳不调及周的衰微点，明确定位于周宣王及其时代。要之，在伯阳的话语系统中，这种阴阳不调在周幽王时代只是必然之“果”，而“因”则被溯源于周宣王时代。

而就阴阳问题的发生来看，在周宣王时代，半世纪前的“不籍千亩”与之最为密切。《国语·周语上》载：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

如果剥去上帝或天神的外衣，可以看到，虢文公谏言的所谓“阴阳不调”，实质上是通过一种理论化的表述，来传达对农业的重视，而这些在后来很可能影响了史伯，并贯串于他的历史观中。

在史籍中，史伯的再一次出现在幽王末年。是时，作为天子叔父的郑桓公向其问策，一番长谈之后，确立了向东迁徙，立足中原的基本国策，春秋初年的“郑国小霸”就此打下基础。此番谈话载于《国语·郑语》。在这次谈话中，史伯认为，西周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故而力劝桓公向东发展，攻灭虢、郐，以作为自己日后的基地。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在这一进程中，不可与南方的楚国争锋。为此，他特别提到了楚国先祖季连：

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祝）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他还提出，随着西周的衰亡，除了楚国，还有三个国家必将兴起，一个是晋国：“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另外两个则是秦与齐，他说：“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

了解以上这些事实后，再来看《系年》的编撰，就可以发现，它的叙述逻辑与史伯理论高度密合，甚至就是接续而来。

首先，《系年》在春秋史事的叙述原点上，遵循的是史伯理论。由于《系年》“主要叙述的是东迁之后”[24]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一部简明的春秋霸业史，只是这部霸业史的特别之处在于，追溯了西周衰亡之因，并将衰亡点定于周宣王的“不籍千亩”。根据有关研究，对于西周衰亡的起点，在东周时代有着不同的看法，[25]宣王始衰仅为其一，在史官系统中，史伯应为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

其次，《系年》在叙事脉路上，与“史伯之论”之间有着一种“接着说”的内在轨迹。由前已知，史伯做了西周衰亡后，晋、楚、齐、秦四雄并兴的预判。如果再加上问策的郑国，按照史伯的路数，这五大国最关乎东周的政治走向，而这些在《系年》中得到了直接反映。从书写分量来看，四大国因其地位，在《系年》中占据绝大比重，这本合情理，但郑国除了春秋初年一度强盛，以后便无足轻重。然而，郑国史事除了分见各章，竟专辟十二、十三章以论其事。由篇章顺序来说，在第一章论及“不籍千亩”后，在第二章，郑、晋、齐、楚就开始出场，第三章则专论秦的兴起，这与史伯的叙史逻辑，应该也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史伯曾言，楚“天之所启”“必光启土”；晋“可以大启”，于是在第二章中，遂有“楚文王以启于汉阳”，“晋人焉始启于京师”的叙述，在文句上有着明显的承接。当然，史伯的预言也有落空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嬴秦、姜齐本是作为“大”且“兴”的国家而相提并论，但由于姜齐在春秋中后期即被田氏架空，这样一来，“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的预言中，姜齐一条就无法兑现。有学者注意到：“《系年》所述历史中，齐桓公霸业并没有得到重视。”[26]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因非一，但有没有因为史伯理论的落空，遂使得《系年》撰作者淡化姜齐，从而加以修正的意味呢？也因此在第三章专言秦，而不及齐，是否也有这种考虑在内呢？

最后，如与同为清华简的《楚居》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在叙述时，它们都截止于楚悼王。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很可能出自同一派别，甚至出自同一人之手。而在《楚居》论及楚先祖时，是从季连开始的。揆之于史，这种叙述系统与楚人的一般习惯并不一致，且不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楚辞》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在战国时期楚人的祀典系统“三楚先”（老童、祝融、鬻熊）里，就没有季连的影子。笔者以为，在祭典如此重要的场合无季连，显示出季连在楚人意识形态中并不占最核心的位置。而由前已知，在传世文献中，唯有史伯最为重视季连。不仅如此，据学者考订，“季连一系早期所居的‘隈山’（騩山），即位于密县、新郑与禹县之间的古之大騩（隗）山，正处于其先祖祝融曾长期活动的郑与嵩山之间”[27]。如果结合史伯策对可以发现，当他纵论天下时，其本位在于郑，而郑国所开拓的虢、郐之地，恰恰位于或临近于祝融始居，其后季连所在的隈山一带。也就是说，季连进入史伯的视野，与当时论郑国及天下大势密切相关。要之，季连与郑，与史伯有着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很可能影响了此后的叙述逻辑。

倘将思考方向定位于此，不仅《系年》的历史学脉得以疏通，其“非楚性”特点也将豁然而解。进一步言之，因为这一史官系统来自宗周，当然不会囿于楚地认识，故而呈现出全国性的大眼光，在句法方面，出现周、晋风格，以及东周早期及西周故地——秦地的特点，也就在情理之中。至于少叙鬼神之事，则不正与推崇阴阳的史伯理论相合拍吗？总之，《系年》与史伯派之间具有知识关联与承接，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

（三）现实关怀与《系年》成书

前已论及，除了知识立场，外在时势也是推动文本产生的重要因素。是什么样的现实关怀促使撰作者完成了此书，其间又包含了哪些家国情怀呢？下面，由成书时间入手来看这一问题。

翻检文本，《系年》所记诸侯名号，最晚的是楚悼王。由于悼王为死后的谥号，整理者据此认为，“此篇作于楚肃王或更晚的楚宣王之世，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所收的《楚居》时代大致相同”[28]。笔者以为，如果更精细一些的话，《系年》的撰作时间应该是在楚肃王元年至四年，即公元前380—前376年。理由在于，《系年》第二十二、二十三章所记史事，在时间点上已进入了韩、赵、魏三家把持，乃至分晋之后。习文史者皆知，公元前403年为三家分晋，立为诸侯之年，但直到公元前376年，三家才最终灭晋，晋国宣告消亡。然而在《系年》中，（1）撰作者不用三家年号，依旧以晋统称之；（2）在叙史时，不仅是对秦、晋等大国，就是对于蔡、卫这样的小国，也分记其世系与史事，而三家却无此待遇。《系年》对它们的排摈，固然有不加承认的意味，但更大的可能在于，在完成此书的时候，晋虽已被分，但尚未最后覆灭，在撰作者看来，三家不可与之同列。此外，对于郑国的记述一直未断，甚至有两章专言郑事，而我们知道，在灭晋一年之后的公元前375年，郑国才被韩国攻灭。这样，就有理由相信，《系年》应作于楚肃王所在的公元前376年之前。此外，由于出现了悼王的谥号，毫无疑问，《系年》的撰作上限当为接续悼王的肃王初即位之时，即肃王元年（公元前380年）。这样，《系年》的成书时间就是公元前380—前376年。

这样的时间点，正是楚国盛衰的一个关键期。具体说来，肃王即位之时，对外而言，此前几位楚王，在战争中常遭败绩，尤其是强大的三晋对楚国威胁尤大，虽说吴起变法后，使得楚国在悼王后期一度占据了若干优势，但总体表现并不是太好，《史记·楚世家》所载悼王时代的攻战之事四条，仅一条为胜绩。而且，据《楚居》的记载，此时还遭受大灾，被迫迁都郢。悼王死后，吴起被杀，国势更是大为跌落。肃王即位后，连蜀这样本无足轻重的方国都能伐楚，而且逼使楚国“为扞关以距之”[29]，强国之风荡然无存。而这一年正是关键的肃王四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三家灭晋，一年后韩灭郑国。蜀伐楚之役未知月份，是否在灭晋之前不得而知，撰作者是否看到了这次失败，自然是无法判定。但研判当时的形势，三晋风头正劲，而楚一片颓势，则是毫无问题。虽说吴起变法曾带来起色，但也使得国内的矛盾明朗化，悼王死后，吴起被旧贵族追杀，被迫附于悼王尸身之上，但也不能得免，最终遭乱箭射杀。《史记·吴起列传》载，肃王上台后，“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总之，悼王留给楚肃王的是一个充满创伤的楚国，社会动荡，一片凋敝。在外，强敌虎视，三晋，尤其是魏国风头正劲；内部则各阶层矛盾重重，一切都在调整之中。

毫无疑问，肃王初年的楚国，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倘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下去，对外用兵，对内征敛，则国势必危。对于《系年》的作者来说，历史上的周宣王时代就成为了一面镜子。宣王虽号称中兴，但由于在军政上以征战来维持强势，最终大败于千亩；在经济上“不籍千亩”，农业生产大受损害。总之，与宣王时代一样，楚国不需要扩张性的虚假繁荣，悼王时代的天灾，就犹如厉王时代的大地震，已是上天的警示。整顿政治，发展经济尤其是农业，做好休养生息，是楚国中兴的首要选择。事实上，楚国也正是肃、宣时期实施了正确的“休楚政策”，对内发展，对外避免争端，使得楚国国力逐渐恢复，为后面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30]看起来，这样的选择是那时有识楚人的共识，作为“历史学家”，《系年》的撰作者，不可能不看到这一点。所以，《系年》首章从周宣王开始，末章以三晋大败楚结束，不能不说意味深长，有着鲜明的政治指向。总之，撰作者以其知识修为和思考，接续史伯系统的内在理路，在时势刺激之下，超越当下，超越一般楚人的区域认识，在现实中架起了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从而创作出了这部具有时代感的历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