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简《系年》看早期中国的历史书写

一 引言：从《系年》的体例之争说起

2011年12月，由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著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该卷收录的是一部完整的先秦史书，简牍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全书讲述了从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全国的历史大事，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史书，也是近现代秦以前史书绝无仅有的重要发现。”[1]整理者认为，它与魏晋时期的《竹书纪年》相类，故而拟题为《系年》。

《系年》一经发布，即引起各方的热烈讨论，学界对其所做的研究，涉及了先秦史及早期史学中的许多方面，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热点是关于《系年》的性质问题。《系年》作为一部史书，在学界基本没有异议。但它是一部什么类型的史书？体例如何呢？关于这一问题，分歧较大。按照整理者的意见，《系年》应是编年体史书，[2]循此理路，与此相关的论点则有：宋镇豪认为，《系年》是楚国史官所作具有纪年大事意义的史书；夏含夷则认为，中国上古时期主要有两种纪年形式的史书，一种是单国的历史编年；另一种是多个国家综合、比较的编年体，《系年》属于后者。另外还有学者认定，此为楚史《梼杌》。[3]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其中最为典型的观点是，《系年》与《竹书纪年》并非同类史书，而应属于纪事本末体，理由在于：

《系年》编纂的第一个特点，是其因事成篇，纪事本末的史体。……考虑，而且有内容的考虑。但如果纯从史体的角度看，清华简之《系年》，实与西晋出土之《竹书纪年》有根本的差别。《竹书纪年》的文本特征为“编年相次”，是典型的编年体裁，而清华简《系年》叙事虽重时间因素，其史学史上的意义也很突出，但却绝非编年体的年代著法。[4]

此外，又有学者提出，《系年》既不是编年体也不是纪事本末体，而是与《春秋事语》或《国语》相类的史书。[5]

笔者以为，在这些意见中，将《系年》归入《语》类文献，在论据上似乎还难以令人信服，通观《系年》文本，有两大要素成为争论的支点：一是时；二是事。前者是定其为编年体的根据；后者则是纪事本末说的依凭。倘若参照出土的《春秋事语》来看，《语》类书籍应是既不重时，也不重事。具体说来，就时而言，基本无年份记载；“事”则根本不是论述中心。[6]虽说传世文献《国语》中可见记时、记事之例，但那不仅数量少，而且完全是为记言所作的陪衬，起着“证验”言语的功能。[7]既然《系年》与这些特点不相吻合，那么，将其归入《语》类文献的意见基本可以排除，剩下的就是纪年与纪事本末之争了。当然，仅从结论上来看，学界还有些似乎是有别于以上的观点，如有将《系年》定为《铎氏微》一类，或归之于《故志》类书籍。[8]但倘按照这些意见进行细化，前者主要是对纪年类史籍的摘抄；后者所谓的“志”固然在体例上言事杂糅，但总的来说也是以事为主。[9]总归而言，可以归入编年与纪事的范畴中去，也即是说，编年与纪事是《系年》性质之争的最后落脚点。

从特定视角来看，《系年》的体例之争，反映的是对历史书写的不同理解，而这种历史书写又受到早期中国各种文化要素的影响。毫无疑问，《系年》为我们深入理解早期史学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以《系年》为观察口与切入点，对早期中国的历史书写及史学意识做一初步探研，以就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