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总体合作形势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程回顾、评价与展望
李进峰[1]
摘要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初创阶段、合作领域拓展阶段、稳步发展扩员阶段。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8年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成为当今世界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发挥重要平台作用，继续引领区域合作与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应对扩员等因素带来的新挑战。深化成员国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造福成员国人民，将自己打造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示范区。
关键词 上海合作组织 “一带一路”扩员 人类命运共同体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中苏边界就顺理成章变成了中俄、中哈、中吉、中塔边界。中俄双方举行“五国两方”谈判，俄、哈、吉、塔四国作为一方与中国谈判。1996年4月26日，“上海五国”机制正式建立，中俄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上海五国”元首第二次会晤，中俄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两个协定是建立“上海五国”机制的重要基础。
一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程
2000年，“上海五国”元首第五次会晤在杜尚别举行。江泽民主席提出了“睦邻互信、平等互利、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十六字“上海五国”精神，为国际社会寻求超越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重要经验，为“上海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按照时间和重大事件发生的顺序，可以将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上合组织初创阶段
上合组织初创阶段（2001～2006年）：创建以“上海精神”为指导的区域合作新模式。在“上海五国”举行元首第六次会晤期间，乌兹别克斯坦以平等身份加入“上海五国”机制。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标志着上合组织正式成立。
1.组织建设
成立初期组织建设包括理念建设、机制建设、功能建设和形象建设，其间，顺利完成了机制和法律建设任务，确保本组织有效发挥作用。上合组织最高决策机构是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下设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成员国外长理事会，议长、安全会议秘书和其他各部长会议等机制。在各部长级会议机制下，还设立了海关、质检、电子商务、投资促进、发展过境潜力、能源、信息与电信七个重点合作领域的专业工作组。2002年，成员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奠定了组织的法律基础。2004年，开始陆续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地区反恐机构、实业家委员会、银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论坛等机构。上合组织与联合国、独联体、欧盟等国际组织相继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建立了关系。
2.安全与经济“双轮驱动”合作
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首要因素，尤其是“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不断滋生、肇事。2001年，成员国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首次对“三股势力”进行定义，上合组织成为第一个制定恐怖分子标准的地区性国际组织。
在安全合作基础上，成员国逐步增强经济合作共识，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合作的文件，如2003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明确了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的优先方向和“长期、中期、短期”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逐步构建安全与经济“双轮驱动”合作。经济合作的主要原则是：平等互利；遵循国际通用规则；实事求是，稳步推进；以双边合作推进多边合作[3]。
3.面临的挑战和主要问题
成立初期的第一个五年，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上合组织发展曲折艰难的五年。上合组织经受了2001年美国“9·11”事件和2005年中亚地区“颜色革命”两次考验[4]。“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大规模反恐，并借“反恐”之名进入中亚，在中亚国家建立了若干军事基地。中亚国家独立以后，开始推进政治体制转型和经济转型，政治上按照“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体制建立新政权，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美国趁机在中亚输出其“西方民主”价值观，干涉中亚国家政权，策划“颜色革命”[5]。2005年以后，经历“颜色革命”后的中亚地区其形势对上合组织建设提出了两大挑战。第一，中亚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有西方国家干预的背景，中亚国家如何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6]第二，在中亚地区出现社会动荡时，上合组织在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应如何积极主动发挥作用？[7]
上合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自身功能与定位不明确；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的关系问题没有理顺；上合组织需要处理好与外部的关系，即上合组织与中亚周边国家的关系，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关系，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自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大国战略博弈和地缘争夺在上合组织区域凸显[8]。2005年，上合组织要求美国限期撤离在中亚的两个军事基地[9]，以此事件为分水岭，此后，美国对上合组织开始警惕，西方媒体对上合组织的偏见和质疑也增多[10]，一些西方学者对上合组织的定位与功能也有一些误解[11]。实际上，“上海精神”是国际社会寻求新型的、非对抗性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先行者，这种模式摒弃了冷战思维，超越了意识形态差异[12]。成员国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要加强安全与经济合作，努力把本地区建设成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13]。
（二）合作领域拓展阶段
上合组织机制完善与合作领域拓展阶段（2006～2011年）：从“经济、安全”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四大领域合作。为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成员国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在推动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共识明显增多。经过“颜色革命”的考验，除吉尔吉斯斯坦外，中亚国家普遍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在构建“和谐地区”理念推动下，上合组织发挥了成员国应对各种威胁的“防火墙”作用。同时，加强经济合作，成员国GDP从2001年占世界的4.8%提高到2011年的13.5%[14]。
1.加强政治互信
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客观上促使成员国政治互信加强，为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成员国的合作意愿明显增强。2009年前后，中亚地区“恐怖暴力事件”频发。针对中国新疆2009年发生的“7·5”事件和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发生的民族冲突骚乱等事件，成员国发出了一致的声音，表示谴责并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2.构建综合安全体系
重点加强安全防御能力建设。上合组织通过扩大安全合作领域逐步完善综合安全体系，明确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人文合作三者的关系，即经济合作是开展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从更宽泛的视野看，文化合作也是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2007年，成员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营造“大文化”合作氛围。该组织建立了包括军队、警察、情报、检察院、法院等强力部门在内的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功能的安全合作机制，有效打击“三股势力”。这些安全合作机制对维护地区治理平衡，协调成员国安全利益，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3.经济合作务实推进
尽管上合组织从2003年就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但是成员国之间多边合作进展实际上处于缓慢或停滞状态。2008年以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是成员国对多边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的转折点。2011年，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会议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关于世界和上合组织地区经济形势的联合声明》。2012年，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会议批准了《2011—2016年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成员国间经济合作的协调与管理，推动成员国在基础设施、经贸、金融、能源、交通、农业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4.拓展人文合作内涵
上合组织不断拓展人文合作内涵，明确经济合作是人文合作的基础。在普京总统倡议下，成立了上合组织大学。开展具有上合组织特色的文化年、旅游年活动等。成员国认为人文合作在上合组织定位中占有重要地位，人文合作不断加强，促进了成员国人民的心灵沟通和不同文化、文明间的对话与相互理解。
本阶段上合组织走过了从建章立制到建立各领域有效合作机制的成功之路，已成为建设亚太地区多边组织伙伴网络的重要一员[15]。上合组织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人文合作，坚持睦邻友好，努力构建“和谐地区”[16]。
（三）稳步发展扩员阶段
稳步发展与推动扩员阶段（2011～2018年）：规划中长期发展战略，发挥“一带一盟”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
1.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
成员国加强政治互信，构建“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2012年，成员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规划了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2015年，制定《上海合作组织2025年发展战略》，这是第二次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显示出上合组织自身建设已经成熟，组织发展的战略性、前瞻性、科学性增强。2015年，中俄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联合声明，明确上合组织作为“一带一盟”对接的主要平台，要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区域多边合作和自贸区建设。上合组织2015年乌法峰会打开扩员大门，2017年，印巴正式加入上合组织，首次扩员成功。2018年是上合组织扩员后进入新阶段发展的第一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主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习近平主席主持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重要讲话，提出五点建议，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17]。
2.安全合作持续推进
安全合作不断深化。2014年，中国新疆和中亚国家有关城市相继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2014年，美军撤离阿富汗，导致阿富汗局势出现新的动荡，“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中亚地区活动猖獗，宣称要在中亚开辟“新的战场”[18]。其间，成员国多次组织联合军演，并开展边防合作，从网络管理等层面加强对恐怖分子的监控。成员国加大参与阿富汗问题的力度，在阿富汗重建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3.经济合作进入“快车道”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标志着多边经贸合作机制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19]。各成员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推动经济合作进入“快车道”。第一，上合组织成为“一带一盟”对接的主要平台，也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主要平台。成员国之间的交通网、能源网与通信网建设已经取得明显成果，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成为新的亮点[20]。第二，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2015年，成员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区域经济合作》，标志着上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俄合作达成更多共识、获得更多成果，中俄实施“一带一盟”对接，将加速推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谈判和上合组织自贸区建设。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明确了产能合作、互联互通、金融合作、经贸合作四个重点领域。
4.教育、科技、环保成为人文合作重点
人文合作主要成果是上合组织大学建设和科技合作。成员国举办艺术节，开展文化产业交流。成员国之间双边和多边的科技合作和环保合作加强。2013年9月，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主要任务是落实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共识，推动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环境保护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全球环境挑战，促进区域绿色发展。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提出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丝绸之路，强调我们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21]。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提出“扎实推进环保领域合作”。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要用“安全观、发展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化解全球治理热点问题。习近平主席近年来历次上合组织峰会重要讲话精神，为深化各成员国环保合作和文化合作注入了新动力，为推动上合组织环保合作带来了新机遇，也为上合组织环保合作明确了方向。
二 如何客观评价上合组织
18年来，上合组织从确立“上海精神”到提出区域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发展观，从打造区域“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到打造“命运共同体”，从打击“三股势力”到构建安全稳定与和谐地区，在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中应对各种挑战，实现了持续发展壮大，使本地区逐步走向安全、稳定、和谐、繁荣的正确发展道路。首次扩员后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成功召开，上合组织新八国的亮相，显示了上合组织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一）上合组织的“四大作用”
18年来，上合组织已经实现了“三个跨越”：第一，组织功能跨越，从成立初期主要应对“三股势力”到开展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四大领域合作；第二，组织区域跨越，从成立初期的“中俄+中亚4国”，以中亚为中心，拓展到南亚、印度洋、欧亚大陆，形成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三个层次共18个国家的朋友圈；第三，组织议题跨越，从成立初期主要应对现实挑战和问题到实施成员国的未来发展战略对接，从中亚地区及周边的议题，拓展到欧亚大陆地区及周边的议题。
上合组织主要发挥了“四大作用”。一是上合组织是保障我国西部安全的重要国际合作机制。二是上合组织在推动成员国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区域安全合作范围越来越大，解决安全隐患的能力越来越强。上合组织已经成为成员国之间安全合作和协调交流的有效平台。上合组织在构建和谐地区方面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四是上合组织在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作用越来越明显[22]。
（二）上合组织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上合组织在18年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以及自身的功能定位的新拓展，经历了四次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
第一，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宗旨，以《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遵循，成员国共同构建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这一理论摒弃传统的冷战思维的“联盟”模式，坚持竞争与合作，反对“零和博弈”。
第二，上合组织的新安全观是理论创新，是对传统安全观的扬弃。要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的安全观”[23]。成员国认为安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孤立的、零和的，不追求绝对安全。上合组织始终没有将自身定位成一个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抗衡的“地缘政治集团”。
第三，上合组织开创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区域合作新模式，是对区域合作模式的创新。上合组织把“时代友好、永保和平”的思想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创造出了新型国际关系模式[24]。上合组织是践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25]。上合组织的合作理念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基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第四，上合组织谋求的共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是对发展观的创新，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强调发展的前提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共同发展。这种发展尊重各国的文明，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是一种超越了文明冲突的合作共赢的发展。
（三）上合组织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上合组织属于国际新型合作模式范畴，如果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联盟或欧亚地区主义”理论评价上合组织的功能与成效，难免会得出一些令人费解的、片面的结论。如一些西方学者用有关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与合法性评估的中层实证方法分析框架[26]，评价上合组织的功能与作用时，认为上合组织在“良性治理和民主建设方面相对滞后，上合组织容易被成员国用作镇压本国民众的工具”；认为由于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关系不具有强制性，合作模式也不是霸权模式，因此，很难判断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27]。
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理论等，哪一种能够解释上合组织呢？实际上，这些理论都不能全面解释上合组织。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些理论是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以世界东西方阵营对立为前提的国际组织理论，例如，北约、华约、欧盟等。这些联盟组织都有其针对性，都有其对应的“敌人”。而上合组织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和合”理念，“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二是来自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思考，在没有传统意义上战争的“对立面”或“敌人”的情况下，周边国家以增加国家之间信任和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为目标，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在组织形式和体系上借鉴了传统联盟的组织结构，但在国际组织核心理念方面又与传统联盟组织有本质区别，是对传统联盟理念的扬弃，主要体现在“三不原则”，即上合组织建立的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国际组织。
从上合组织的实践看，第一，上合组织是合法的，其合法性来自成员国的共同认可，以及包括联合国等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认可。第二，上合组织是有效的。仅从安全和经济功能两方面来讲：一是它有效应对了本地区的“三股势力”冲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确保了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二是在2005年以后，它有效化解了西方“颜色革命”的进一步冲击，保证了中亚国家的政权稳定；三是成员国经贸合作、经济增长、社会民生有了长足发展和改善。第三，由于上合组织的存在确保了中亚区域安全，才形成了我国西部新疆比较稳定的区域，为西部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稳定环境。第四，中亚区域稳定，有效保证了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不受挤压，防止北约的继续东扩，使中亚地区形成相对稳定和发展的区域。在中东、西亚、北非地区动荡不定的局势下，上合组织为中亚区域稳定，为世界的区域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上合组织属于地区性国际组织，其建立与成长过程首先符合一般地区组织的运作规律，同时，上合组织的发展理念和理论基础又不同于传统的西方“联盟”组织，它强调成员国结伴而不结盟。因此，其成长与发展不能简单照搬传统的“联盟”组织的经验。上合组织只有不断坚持并创新、改革自己的发展模式、理念和理论，才能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三 工作重点及未来展望
2018年6月，上合组织第十八次元首峰会在青岛成功召开，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全球治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倡议弘扬“上海精神”，用“五观”来化解当前全球的热点问题，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该讲话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为上合组织未来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于上合组织的机制建设和未来发展，提出五点建议：强调要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不断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落实青岛峰会签署的一系列文件，提高上合组织的执行力；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强调密切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为推动化解热点问题、完善全球治理做出贡献[28]。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对上合组织未来发展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下一步本组织应处理好一些重点工作。
（一）上合组织“磨合期”的三大任务
从区域和国际组织扩员经验和上合组织首次扩员后自身面临的风险看，扩员后需要一个“磨合期”，主要有三个任务，即“增强成员国政治互信、完善调整现有制度机制、谋划新阶段实现新发展”。
第一，增强成员国政治互信，提高凝聚力。严格落实“上海精神”和《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增强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互信，促进新老成员国之间建立互利互信、平等协商的成员国关系。汲取东盟、欧盟扩员的一些教训，及时、妥善化解新老成员国之间存在的边境纠纷等矛盾与问题。如东盟扩员时，在吸收越南加入东盟后，也曾经遇到类似的情景，之后，是东盟制度的约束力和“东盟意识”的凝聚力化解了越南引发的相关问题[29]。
第二，完善制度机制，提高执行力。本组织成立以来一些签署的条约、协议等执行不理想，应分析根源，结合新阶段新任务制定有效措施，持续抓落实。一方面，上合组织在制度建设上，还存在一些制度和机制上的缺失，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增强上合组织的行动能力建设。另一方面，随着扩员后成员国增加、议题增多等诸多方面发生变化，上合组织的现有制度规定需要做相应的调整，需要完善在扩员方面的相关制度规定，包括如何引导和约束新成员国履行本组织法律和有关条约等。比如，如何制定区域合作新的制度性安排等。
第三，谋划未来发展，扩大影响力。近几年，逆全球化和区域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提出“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倡议，本组织实现首次扩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表明上合组织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在上合组织步入新阶段时，完善和修改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战略。主要有三个层面的任务：一是登高望远，以天下为公、世界胸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以区域视野，推动上合组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三是继续在四大领域有重点地推动具体工作，落实青岛峰会签署的各类文件及达成的共识。
（二）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示范区”
18年来，上合组织经历了风风雨雨，在解决问题、应对挑战和超越传统思维中不断创新与发展。当前，仍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从外部看，逆全球化和区域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把中俄视为竞争对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上合组织的干扰和质疑增多；地区内外多个机制之间依然存在一些矛盾和掣肘现象等。从内部看，中俄在上合组织发展与定位功能方面存在认识差异；中亚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多元化选择倾向；上合组织内部机制建设还存在一些掣肘现象。例如，如何在坚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下，发挥上合组织维护成员国主权安全的作用；如何既坚持“协商一致”基本原则，又能提高组织的决策效率；如何妥善处理中俄在战略合作大方向上的一致性与具体行动上的差异性等问题。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前景，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失衡与失序，为上合组织发挥地区机制作用提供了更大的实践空间。当前，基于共同的安全威胁、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发展愿望、共同的命运环境等，可以说成员国面临的“公共产品”需求比任何时候都多。成员国只有持续坚持打造“区域命运共同体”，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示范区”，才能推动上合组织在扩员后进入新阶段、实现新发展。
（三）坚持区域组织定位
具有地理性和共同利益是区域组织的特点。区域组织与全球组织的区别在于，区域组织是由本区域国家组成的，主要解决本区域问题，而不是全球性问题，区域组织是由本区域大国主导、由本地区成员国组成的国家联合体。从这个定义来考察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就会发现本组织在吸收对话伙伴国时在区域上有泛化的趋势。印巴加入后的上合组织，在地理区域、发展定位以及功能定位方面应该坚持“有所变，有所不变”[30]。尤其是，上合组织应坚持区域组织的定位不变，不能向泛区域组织方向发展，要防止自身衍化为“论坛化”机制。在扩员后的近两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上合组织的议题仍以中亚为主兼顾南亚。鉴于首次扩员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在“磨合期”本组织应暂缓扩员进程。下一步，扩员对象应从成员国周边选择并考虑区域上的连通性。
（四）推进区域贸易便利化落实
2018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签署15周年，应该认真总结教训和经验，立足长远发展，进行本区域合作新的制度安排。以推进上合组织自贸区建设为长期目标，发挥上合组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平台作用，以深入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为契机，促进自贸区建设，要注重实效、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不必急功近利，但要积极推进一些基础性工作，可以先从较低层次的货物贸易做起，用合作共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以消除个别成员国对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一些疑虑与担心。
（五）有关领域的合作重点
在安全领域，继续以打击“三股势力”为重点，深化综合安全合作。充分发挥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的作用，使中亚与南亚形成协调的整体的安全区域，构建安全稳定的欧亚地区。在经济领域，发挥上合组织的“六大平台”作用。务实推进成员国在互联互通、经贸、产能合作、金融、能源、科技、环保、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深化本地区经济合作，践行“绿色丝绸之路”理念，推动成员国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发展与安全，发展与环保紧密结合起来。加强成员国间的环保合作，防止环境污染等，避免走传统发展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在人文方面，重点推进教育和科技合作，加强成员国人才培养和成员国青年人才交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加强智库合作，引领成员国共同创新，提高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在合作理念方面，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成员国的发展既造福当代人民，又造福未来子孙，实现可持续发展。
[1] 李进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党委书记。
[2] 江泽民在“上海五国”元首第五次会晤期间发表《携手共进继续推动“上海五国”进程向前发展》重要讲话，提出“上海五国”精神（新华网，2000年7月5日）。
[3] 邢广程：《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求是》2003年第14 期。
[4] Eugene Rumer，“The U.S.Interests and Rules in Central Asia after K2，”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ummer，2006，pp.145-147.
[5] 孙壮志主编《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 赵常庆主编《“颜色革命”在中亚兼论与执政能力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 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过去和未来的5年》，《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
[8] Alec Rasizade，“The Specter a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Foreign Service Journal，Vol.79，No.11，Nov.2002，pp.48-52；Subodh Atal，“The New Great Game，” The National In-terest，Issue81，Fall 2005，pp.101-105；Pham J.Peter，“Beijing’s Great Game：UnderstandingChinses Strategy in Central Eurasi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No.28，2006，pp.53-67；Bobo Lo，Axis of Convenience：Moscow，Beijing，and the New Geopolitic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8，pp.91-115.
[9] Matthew Crosston，“The Pluto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Micro-Agendas，IO Theory，and Dismissi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omparative Strategy，No.9，Jul.2013，pp.283-294；Stenphen.Aris，SCO：Challengy to China’s Leadership，2013.
[10] Thomas Ambrosio，Catchingthe“Shanghai Spirit”：How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romotes Authoritarian Norms in Central Asia，pp.1321-1323.
[11] 美国卡耐基基金会主席Jessica T.Mathews认为，上合组织成立的目的之一是对抗北约东扩。Jessica T.Mathews，“September 11，One Year Later：A Word of Change，” Policy Brief，Special Edition 18，Camegie Endowment for Intermatonal Peace，c.5.
[12]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上海宣言》，《人民日报》2006年6月15日。
[13] 胡锦涛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共创上海合作组织更加美好的明天》的重要讲话（新华网，2006年6月15日）。
[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M）数据库（2017）。
[15] 《上海合作组织十周年阿斯塔纳宣言》，《人民日报》2011年6月5日。
[16] 胡锦涛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和平发展世代友好》重要讲话（新华网，2011年6月15日）。
[17]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人民网，2018年6月10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610/c64094-30048403.html）。
[18] 李进峰：《上海合作组织2016年形势分析与展望》，李进峰等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9]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新华网，2014年9月17日）。
[20] 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新华网，2013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9/c_118357974.htm）。
[21] 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发表题为《携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的重要演讲（新华网，2016年6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6/23/c_1119094900.htm）。
[22] 李进峰：《上海合作组织15年：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3]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凝心聚力 精诚合作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的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9月1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9/12/c_1112464703.htm）。
[24] 胡锦涛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和平发展 世代友好》的重要讲话（新华网，2011年6月15日）。
[25]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新华网，2018年6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0/c_1122964013.htm）。
[26] A.J.K.Bailes and A.Cottey，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p.215.
[27] A.J.K.Bailes，V.Baranovsky and P.Dunay，Rege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Area，pp.188-189.
[28]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新华网，2018年6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0/c_1122964013.htm）。
[29] 李进峰：《上合组织扩员与东盟扩员比较借鉴》，《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3期。
[30] 李进峰等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