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乡社会学的时代使命
根据前述城乡社会学的“点线面体”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改变高度重叠，且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展开，个体的焦虑和不适应由此而生。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工业化、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人的城市化，这导致所谓的虚拟城市化、半城市化、被城市化，出现了城乡连续体之间的很多中间形态。这样的中间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风险，从而避免了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也形构了中国城乡发展的独特面貌，即刘守英等所称的“城乡中国”，[10]这是“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之间的过渡，这个过渡预计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环节。
纵观国际经验，城市化、工业化和市民化三者的发展态势出现了两个路径。一个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与人口的城市化和市民化进程同步的路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伴随工业化的推进而产生和发展的[11]。在此路径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不同的形态：在英国，传统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是通过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将农村人口驱逐到城市而逐步实现的；美国是通过人口的自由移动实现的；日本是经由跳跃式迁移与农村非农化结合实现的[12]。
另一个是以拉美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工业化落后于城市化的路径。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拉美的城市化发展在相对短时期内，在政府的政策诱惑下快速实现。拉丁美洲的“大城市化”与“超大城市化”趋势非常明显，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城市化过程缺乏政府规划与政策引导，城市治理形势严峻[13]。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吸纳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入城市的这些移民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只能在城区建设非正规的简易住房，由此逐渐发展成大片的贫民窟。城市内部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陷入所谓的“拉美陷阱”或“转型陷阱”[14]。
而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城乡关系的调整为出发点，强调积极稳妥和有序推进的平衡策略。中国城市化过程既不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相吻合，也不同于拉美国家工业化明显滞后于城市化的路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就业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基本稳定就业，在此基础上推进市民化进程；二是保障地权，依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让农业转移人口既进得了城，又回得了乡，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进退有据；三是渐进转移，从允许“离土”到允许“离乡”，再到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始放宽落户条件，分阶段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15]。
以上三个特征体现了“有序推进”的战略构想。“有序”就是城市化需要在时间、空间、资源与价值四个层面展开并在社会的承受力范围之内，不能走拉丁美洲的城市化道路。我们也没有遵循西方城市化道路的时空背景，这个“序”需要在中国的语境里围绕中庸理性而确立，从速度上，不能太急，也不能太慢；从关系上，相关各方都可以接受，不至于脱序。“推进”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都应该积极作为，政府在城乡关系的调整中要承担引领角色，要结合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唯此，才能使城市化真正符合人民的需要与利益，否则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社会风险。因此，从城乡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代的挑战就是如何实现以社会质量为中心的、社会风险在可接受范围的、具有发展型特征的城市化，从而实现城乡共享发展，这是城乡社会学的时代课题。
需要推进以增进社会质量为目标的城市化。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注重人的需要、权利、体验与感受，也就是重视城市化进程中不同群体的获得感、满意感和安全感。要而言之，城市化以符合民心为前提和基础。这里引入“社会质量”这个概念是合适的，这是为了突出城市化的社会性。社会质量包含四个维度：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16]。这四个维度围绕的是人的需要、权利、体验和感受，背后的价值共识是自由、平等、融合、团结。社会质量既是个体的，又是整体的。城市化进程涉及一系列群体之间的利益与关系的调整，这样的调整不应仅仅以经济效率或发展速度为目标，而是既要充分考虑社会心理的承受力、接受度，又要考虑利益格局的平衡和优化，不能简单地以为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就是正当的。因此，以社会质量为中心的城市化的核心议题就是要以制度化的方式合理调节城乡连续体中因不同形态而衍生出的不同关系的格局，而人的心态和体验就是在这样的关系脉络之中界定和展开的，生态和心态的秩序同等重要。
需要建立城乡关系调整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城乡关系的调整，势必引发一系列的困难、挑战乃至风险。从目前的情形而言，风险源有四个：社会目标单一、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社会冲突增生[17]。这四个风险源都有可能出现在城乡关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城市化以经济增长为单一目标，忽视社会质量的增进，就会因经济社会不协调而引发民生风险。社会结构的失衡，比如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不同步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风险：空间与资本密切关联而滋生金融风险、资本与权力结合而导致社会极化。如果城市扩张与农民利益保护、城市人口规模控制与外来人口的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不能予以平衡，城乡关系就有失调的风险。如果城市化进程之中不同群体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受到影响，而没有合理的补偿和保障机制，社会冲突就难以避免。因此，需要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形成系统的、动态调节的制度框架，合理分配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及个人的风险管理责任，有效处理社会风险，从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需要建构发展型的城乡关系。城乡关系的建构涉及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这是一个渐进、动态且复杂的过程，是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是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等多重关系互动的结果[18]。大规模的人口在城乡之间迁移是在既定制度限定与机会结构下兴起的，它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处于持续的互动过程之中，并导致未曾预期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又成为新一轮城乡关系调整的结构限定与机会空间，这就是城乡关系的动态转化过程。应该说，过去一段时间推进的城市化累积了不少矛盾和挑战，比如大量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产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出现了空心城；城乡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这显示，城乡关系的调整并没有实现平衡和协调的预期。因此，城乡关系要确立新的目标，笔者将这个目标称为“发展型”。“发展型的城乡关系”这一概念建立在社会发展的理论演进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的基础之上，它强调新型城乡关系的建构要以提升发展能力与提供发展机会为核心目标，“能力”和“机会”应成为新型城乡关系建构的核心话语。以是否提升了发展能力和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作为发展型的考察指标。这一目标导向意味着城市化并非简单的农转非、上楼或进城，而是要真正赋予参与这一进程的人群以发展机会，这样的城市化才是贴近群众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政策、产业政策的调整要有相应的社会政策予以配套，从而实现动态平衡。
城乡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是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是确立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理论建构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建构中国的城乡社会学上有所建树，就可以促进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另一方面，可以为国际同行提供一个有别于经典社会转型理论的参考框架，从而为全球社会学知识库存增添中国的贡献。这是中国社会学的时代使命，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行动本土化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研究”（16ZDA084）的阶段性成果，原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2] 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3]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
[4] 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 Portes，A.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Some Conceptu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10（2010）：1537-1563.
[7] 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8] 杨中芳、林升栋：《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构念图的建构效度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
[9] 张德胜、金耀基、陈海文等：《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0] 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11] 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7期。
[12] 朱信凯：《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1期。
[13] 郑秉文：《拉美城市化的教训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过度城市化”与“浅度城市化”的比较》，《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
[14] 谢长青、李晓燕：《国外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与城市化经验及启示》，《学术交流》2008年第9期。
[15] 金三林：《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总体思路和战略路径》，《经济要参》2013年第43期。
[16] 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7] 童星：《中国社会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8] 周飞舟、吴柳财、左雯敏、李松涛：《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