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乡社会学的“费孝通传统”

费孝通先生开创了城乡社会学这一重要传统，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独特视角。费孝通早在1931年就写了一篇论文《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和乡村》，这篇论文可谓中国城乡社会学的发轫。[3]他指出，要研究乡村的社会变迁，不能脱离都市的背景，也就是说要在城乡关系的脉络里考察乡村变迁。《江村经济》是进一步阐释这一理论观点的鲜活个案，从江村可以看到，城乡之间存在密切的贸易、金融和人员往来关系，这是江村经济生活活跃的重要原因。不过，城市工业吸引农村人口，这对农村社区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因此，他倡导工业下乡或乡村工业，这是破解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暗示。然而，当费孝通1957年重访江村时，乡村的副业、贩运因在当时看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而被迫停止，这导致乡村的衰败，城乡之间的割裂对乡村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城乡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乡村发展的必要条件。至此，费孝通更多的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乡”，“城”是背景。

当社会学再次重建之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费孝通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经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小城镇等都保持了高度的热情。当时的调查研究表明，城乡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结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费孝通在这一时期倡导推动小城镇发展，认为小城镇发展可以解决大问题，这从江村的再发展得到了验证。他特别指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尽管有其内发的逻辑，但更有其独特的城乡关系脉络，也就是当时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以及计划体制主导下的城市工业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因此，费孝通探索在城乡二元对立之间提供新的可能性，即聚焦城乡连续体之间的中间点，这样就明确了城乡关系之中“城”和“乡”的双重聚焦。

费孝通对浦东的关注实现了第三次转向，即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城”，“乡”是背景。浦东在很短的时间内崛起为一个现代化城区，成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样本。费孝通指出，“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进行浦东的研究，并把它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一篇社会学的大文章”。他高度关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当地农民的适应与调整，对人的强调体现了其人文关怀。这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议题，即如何实现人的城市化。他从浦东吸引了大量外地劳动力这一现象中看到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了基于土地的社会保障，这样农民工就可以往返于城乡之间。不难看出，浦东这样的城市发展个案也有着深刻的乡村背景。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从一个更高的高度进行了文化与哲学的思考，他提出要重视心态研究，要扩展社会学的界限，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中的“自觉”所指向的是一种“不自觉”状态，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认、去认识、去解释，这就是不自觉的文化，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认识，以浑然不觉或习以为常的方式看待，或简单地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粗暴应对。因此，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这样的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而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因此，文化自觉是在全球文化坐标之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全球化进程之中实现自主适应，而非被动适应。在西学新知不断引入的情况下，知识界很容易为“新”所困，有时候会简单地将所谓的“旧”弃于一旁，处于一种对自己的文化不自觉的状态。人们常常于日常生活与行动中实践某种文化，但缺乏自知之明，这就要求反思我们的行动或实践，特别是那些不太容易在“译语”中得到解释的行动或实践。实际上，费孝通先生的城乡社会学研究很好地体现了这样的文化自觉，即从中国文化的脉络之中寻求理解城乡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关联。

费孝通先生的城乡社会学研究充分体现了其“志在富民”的历史责任感，展现了扎根中国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的转型，尤其是以江村的历时观察为个案，具有深刻的历史感，体现了关系主义思维，建设的是“人民的社会学”或“为了人民的社会学”，这就是城乡社会学的“费孝通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