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虞初新志》是清初文人张潮从时贤俊彦的作品中采编而成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该小说集分为二十卷，每卷少则收录两篇、多则选有十一篇，目录列有一百五十篇，但不少篇目下实际又包含数则短篇故事，因此故事总数超逾二百二十篇。它有意袭仿《虞初志》《续虞初志》编选唐人传奇的体例，所选作品的题目中多有“记”“传”等字，大体上以人物、鬼怪的逸闻奇事为主要内容，既有《姜贞毅先生传》《徐霞客传》《柳敬亭传》《冒姬董小宛传》《柳夫人小传》《郭老仆墓志铭》等叙写真人真事之作，亦有《记老神仙事》《鬼母传》《烈狐传》《鬼孝子传》《神钺记》《换心记》《化虎记》《再来诗谶记》之类事涉鬼神幽冥而怪异虚妄之文，还有《一瓢子传》《剑侠传》《秋声诗自序》《九牛坝观抵戏记》《书戚三郎事》等虚实相间、真妄参半的作品。其笔调偏于选录具有奇异情节或不平常的事件和人物，书写对象包括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神仙鬼怪、飞禽走兽等，书中形象无不鲜活如生、跃然纸上。这部作品上承《虞初志》，下启《虞初续志》，编选明末清初八十多位作家作品，囊括彼时优秀的稗说之作，其中不乏时兴的小品文笔调，引人入胜，回味无穷；而且编选体例别开生面，独具编家的慧眼卓识，推动“虞初”体小说显扬于世，可谓是清代文言小说集的典范之作。

一

张潮字山来，号心斋居士，又号三在道人，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清代文学家、小说家、刻书家。据陈鼎《心斋居士传》及今人相关研究成果考述，张潮出生于清顺治七年（1650），其祖张正茂、父张习孔皆以文墨著称，他自幼深受家学熏陶与文艺沁润，精通经史及诸子百家，十五岁便考取秀才，文名远扬大江南北。张潮青年时致力参加科考，可惜康熙五年（1666）、康熙八年（1669）、康熙十一年（1672）赴考皆不第，康熙十四年（1675）又逢母丧，故曾对此感慨道：“又况此十二年间苦辛坎，境遇多违，壮志雄心，销磨殆尽，自是而后安能复低头佔毕以就绳墨之文为哉”（《八股诗自序》）。此后，渐放弃举业，借创作诗歌而宣泄其“抑郁牢骚之慨”。三藩叛乱时，张家遭逢变故，所藏“书皆不存”（《虞初新志》卷十六评语），张潮遂侨寓扬州，常与孔尚任、冒襄、吴绮、邓汉仪等文士宴饮集会，交游日愈广泛。张潮原本长于诗文创作，又在扬州与诸文士切磋交流的氛围中稳步提升，逐渐进入创作旺盛期，几十年间堪称著述丰赡，撰有《幽梦影》《心斋聊复集》《心斋诗集》《心斋杂俎》《鹿葱花馆诗钞》《奚囊寸锦》等二十余种作品。张潮还喜好刊刻书籍，编辑刻印了《檀几丛书》《昭代丛书》等。康熙三十年（1691），他曾援朝廷新例“捐纳京衔”，以岁贡生授翰林孔目，“以赀为翰林郎，不仕，杜门著书”（陈鼎《心斋居士传》）。五十岁时，张潮遭诬陷入狱，出狱后生计萧条，两年后“复遭陷阱”，其心志愈加淡泊，曾以“安贫自是读书人分内事”（《尺牍偶存》卷九）相自勉。康熙四十六年（1707），张潮撰序并刊刻其作品《奚囊寸锦》，此后事迹遂不见传载，学界多推测他可能卒于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

二

《虞初新志》得名于汉武帝时期的小说家虞初，虞初曾博采天下异闻而撰“《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汉书·艺文志》），所以后世常以“虞初”为名来代称笔记小说。明代出现了一部记叙神异事件的小说集《虞初志》，又有汤显祖《续虞初志》，皆抄合汉唐小说而成。张潮对上述作品旨在记录异闻奇事的类型颇为欣赏，认为这些作品“调笑滑稽、离奇诡异，无不引人着胜”（《自叙》）。但这些小说集卷帙有限，搜采非广，且未收录时人佳作。张潮既然疏离举业，便将心志寄托在离奇诡异故事的编纂上，试图编选一本能体现“新”意的小说集。

《虞初新志》的编选工作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随选随刻、递补递印，经过二十来年持续性编刊才最终完成。撰写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总跋》虽记载“辑是书竟”，但实际上此时的选文工作并未停止，依然在不断增订中，这体现了是书经年累积、持续增补的编刻特征，亦是小说集编刻史上少见的情形。《虞初新志》卷十四《平苗神异记》评语提及“今壬午岁，苗民投诚薙发”隐指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事，即“（康熙四十一年）六月壬子，贵州葛彝寨苗人为乱，官军讨平之”（《清史稿·圣祖纪三》）。卷十七所引钮琇《物觚》明确提及“康熙四十年（1701）七月”，而书中多有收录的《觚剩·续编》一书实际上成书于康熙四十一年，所以《虞初新志》定本最早可能完工于康熙四十一年。

从选作的性质与体制来看，《虞初新志》所选作品大多是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不寻常的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延续了《虞初志》《续虞初志》编选传奇的选文类型，还借鉴《续虞初志》的评点模式而于文末附有评点之语。《虞初新志》共有一百五十篇篇目（依据小嫏嬛山馆刻本统计，该版本另缀四篇附文，即卷三《影梅庵忆语》《游一瓢传》、卷六《奇器目略》、卷二十《盒子会》，包括“传”八十一篇、“记”三十三篇，还撷选《因树屋书影》《樵书》《湖堧杂记》《客窗涉笔》《闻见卮言》《筠廊偶笔》《北墅奇书》《皇华纪闻》《圣师录》《讱庵偶笔》《柳轩丛谈》《啸虹笔记》《板桥杂记》《七奇图说》十四种笔记小说集或小品文集中的若干则记载，故事总数量极夥。《虞初新志》在甄选纪事作传的小说作品中，潜隐着强烈的志怪述奇意识，所选作品多具奇风异韵，即《自叙》所言“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核”，而奇幻的选文标准大抵贯穿于全书，正能折射张潮的小说遴选旨趣。

三

有别于此前虞初类作品的编选体例，《虞初新志》跳出了仅选录汉唐小说的套路，所选作品多为明末清初时人之作，内容并不囿于小说，多采作家文集之类，更能呈现文学创作的时代风貌。再加上随选随刻、持续增补的刊刻特征，以及选篇有别时俗的艺术素养与价值标准，《虞初新志》存有不可忽视的“新”意，总体上胜于此前同类作品。其选文特色，陆林《歙人张潮与〈虞初新志〉》一文曾概括有“文多时贤”“事多近代”、小说主角多出下层、“文集为多，间及笔记”、序跋批语阐发揄扬等特征。此外，尚有如下所述文学特质与殊奇之处：

首先，《虞初新志》在选文来源上存有明确的个人甄选标准，其文经过编者张潮审慎周详的考虑与裁定，汇聚明清之交的文言小说菁萃，体现出极高的艺术追求与审美意识。该书所选作品创作于明末清初之际，各篇作品的作者距张潮生活的时间比较接近；所选篇目大多是张潮博览群书后采摭而来，也有一些来自友朋的推荐或手稿寄送。张潮在选文圭臬上持守甚严，尤为注重文章质量，以极高艺术标准遴选作品，故《凡例十则》记：“是集只期表彰轶事，传布奇文，非欲借径沽名，居奇射利。已经入选者，尽多素不相知；将来授梓者，何必尽皆旧识。”得闻张潮有意编撰《虞初新志》，友朋常主动向他提供文章，如卷二《武风子传》末记“癸亥冬，瓜洲梁子存斋以此传录寄。未几，而何省斋年伯又以刻本邮示”。再如卷八《王翠翘传》《髯樵传》《赵希乾传》《万夫雄打虎传》底本目录皆注“手授抄本”，而《赵希乾传》一文末评“今甘子中素以斯传见示”。面对海内寄送的诸多作品，张潮依然坚持严谨选摘，宁缺毋滥，并非拿来即用，常在同题故事中反复斟酌，挑选质量更优者。像王炜和魏禧都撰有《大铁椎传》，张潮虽然谦逊地称“顾魏详而王略，则登魏而逸王。只期便于览观，非敢意为轩轾”，实际在选文时自立尺度，因此淘汰王文而选录魏文。为方便读者比对同题文章的差异，张潮还有意以“附”的形式增补文章，如在严首昇《一瓢子传》之后补录陈周《游一瓢传》，力求多角度展示一瓢子的丰富形象，于正文、附录相参照的境况中流露其选文观念，呈现彼时小说创作盛景之一角。

其次，《虞初新志》中的作品多有一种高蹈出尘的气息与缥缈空灵的韵致，恰与张潮个人追求遗世独立的精神气质相契合，臻于文学风格与编者品性相融合的艺术境界。该书选录不少神仙、隐士事迹，流露出烟霞云岚之韵，大有出尘超物之气，如卷八《耕云子传》记：“尝有人见其登匡庐顶，携一竹杖，衣葛藟衣，不冠，冬夏不易；见月出，则抚掌大叫啸，麋鹿不辟，从之行，见之者皆谓神仙人也。”仿若神仙中人的隐者一身布衣行走于层峦翠峰间，喜则拊掌，欢则狂啸，与麋鹿为伍，与自然为伴，真令人平添追慕之情。明亡之后，心念明恩的遗民无法忘掉华夏正统与明室遗泽，他们以隐居的方式来逃避江山更替带来的心理创伤，而《虞初新志》大胆选录此类隐遁逃世题材的作品。《花隐道人传》记主人公在甲申之变后“乃筑室黄子湖中，弃其鲜肥素习，衣大布衣，箨冠草履，曳杖篱落间”，不愿出仕，甘心隐遁，这正是遗民情结的留存。张潮生活的时代文网甚密，而隐逸之风恰成为文士避世的手段，故有《卖花老人传》《花隐道人传》《江石芸传》《爱铁道人传》《狗皮道士传》之类。张潮歆慕隐者行游山水、吟赏烟霞的生活，当他阅读《徐霞客传》时由衷感慨“恍如置身蓬莱三岛，不必更读霞客游记矣”。隐士生活充满诱惑，像《花隐道人传》记：“爰走扬城东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锸拨瓦砾，结庐数楹。一几一榻，张琴列古书画。携一妻二子婆娑偃息其中，陶陶然乐也。”作品中的人物流露出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精神气质，的确引人神往。甚至连文中物象亦是神韵潇洒，如《江石芸传》：“石芸家有白牛一头，卧桃花下，鼻无绳，常出入自如。”这只白牛似乎不受羁绊，自在之极，或者说它反衬着故事中的人物精神气质与洒脱风韵。张潮缘于科考失意，面对功名利禄时相对心境淡泊，正如友人所评“张子性旷达，蔑视科第，尤不喜浮词……洗尽铅华，独标雅淡，如姑射仙人立缥缈峰头，令望见者有形秽之叹”（王晫《张山来五十序》），故而上述作品的选录大概也是他拟欲摆脱尘世束缚而追求自在心志的流露，同时这些文章也成为管窥清初文人心态的渠道。

再者，《虞初新志》选篇不乏描写英雄豪杰之作，张扬潇洒磊落的气质，似于文士品味和百姓需求间寻找到一个可渗透互通的合适书写面向。身为文士的张潮心佩刀剑、胸纳日月，他崇慕快意恩仇的侠客风采，追求逞心快意的生活，惯常保持着独立的自我个性与豪爽品格，“性沉静，寡嗜欲，不爱浓鲜轻肥，惟爱客，客尝满座”。豪客仗义疏财的品性，在他身上体现无余，“四方士至者，必留饮酒赋诗，经年累月无倦色；贫乏者多资之以往，或囊匮，则宛转以济。盖居士未尝富有也，以好客，故竭蹶为之耳”（陈鼎《心斋居士传》）。恰是基于天性使然，他有意选录了不少谈侠论豪之作，如《剑侠传》《汪十四传》《秦淮健儿传》《髯樵传》等。张潮对激于义愤而奋起抗争的百姓义行极为赞赏，所以评《五人传》“此百年来第一快心事也。读竟，浮一大白”。张潮执着于英雄侠客的行迹，期盼借此宣泄心中不平，因此评议《因树屋书影》“剑侠”一则云：“若我遇其人，当即恳靛面赤髭者为我泄愤矣。”阅读该书所选的豪侠英雄题材作品，真有虎虎生风、击掌狂啸的感觉，世间不平之事当有英雄拔剑铲平，而这亦是处于鼎革乱离之际普通百姓殷切期许的事情，故其作品能够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最后，《虞初新志》宣扬传统道德观念，揄扬士庶高尚的品格操守，潜藏着浓郁的儒家伦理观意识。张潮生于儒学昌盛的新安故郡，自幼深受家庭儒家义理熏陶教化。其祖父张正茂便是恪守礼法，以孝义嘉范见载于《（康熙）徽州府志》《（乾隆）歙县志》等的道德君子，曾侍父疾十余年不改初心，生性仁义而乐善好施。张潮接受醇厚家风的熏染，秉承忠贞孝义等道德观念，曾自撰《二十四孝赞》以弘扬孝道，因此他有意于《虞初新志》中选录忠于君王、孝于父母、义于友朋、守节宜室的作品，选文时难免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张潮标榜忠贞孝义的意识符合清初儒家思想发展的趋势，而儒家道统思维有助于消融清初的民族矛盾，极易赢得读书人和士绅的文化认同，因此这类故事有可能成为清初文学书写中的一个重要面向。比如围绕孝行，《虞初新志》的主旋律之一，便选录了《山东四女祠记》《闵孝子传》《鬼孝子传》《吴孝子传》《李一足传》《孝贼传》《赵希乾传》《孝丐传》等篇。此外张潮还借《圣师录》及《烈狐传》《义牛传》《义猴传》《义虎记》等动物的行为来寓示伦理内涵，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乎？其良苦用心的确不言而喻！

综上而言，《虞初新志》在清代文言小说史上可占一席之地，洵为不可多得的佳作。这部作品编撰之初便受到海内文士的普遍关注，冒辟疆、梁存斋、王晫等纷纷寄送佳作以求选录；书籍刊刻行世后，不断有人祈寄刻本，张鼎望曾致函云“《虞初新志》止得八卷。嗣后如有续编，伏祈惠寄”（《友声新集》卷三）。该书所选佳作及张氏评语都卓具特异处，故赢得学林认可，以致其声誉远超同类作品，“一言可采，表之不遗余力”（王晫《张山来五十序》），遂促使张潮成为重要的文言小说编选家和批评家。正是由于其作品传播广泛、影响匪微，才出现多种刊刻版本与模仿续作的出现，如嘉庆时郑澍若编《虞初续志》十二卷、黄承增编《广虞初新志》四十卷等。

除上述价值之外，张潮在《虞初新志》中的评点也应值得肯定，纵使将之置于小说评点理论大环境中亦不逊色。《虞初新志》计有张潮一百七十三条评语，包括交代作品出处或与己渊源、阐发世情认知、慨叹印证之语，及章法辞语评点等内容，诸多评语寄托着张潮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观点。张潮点评特色鲜明，不迎合世俗价值标准，多能彰显他无功利的读书之乐，也更见其性情趣味。

四

《虞初新志》版本、藏本繁多，足以反映其传播影响之广，而其主要版本演进情况如下：

第一，现存较早的康熙序刻本流传较广，该版本前面有张潮康熙二十二年（1683）撰写的《自叙》及《凡例十则》，故称“康熙序刻本”“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清康熙间刻本”等。但这一版本现存的多种藏本绝非康熙年间刻成，应刻于乾隆时，因为正文中保存了雍正、乾隆时“禛”“弘”“历”等避讳习惯，如卷九《剑侠传》《皇华纪闻》作者“王士禛”讳作“王士正”，如卷九《再来诗谶记》“宏治中”、卷十三《曼殊别志书》“王茂宏”“弘”写作“宏”。但有些篇章则未避讳，似夹杂康熙原刻本的情况，如卷二《柳敬亭传》“杜将军弘域”、卷十四《平苗神异记》“弘治”、卷十七《物觚》“陈弘泰”、卷十九《七奇图说》“上古制造弘工”“身体弘大”。而且受乾隆帝诏令从典籍中删汰钱谦益文章的影响，该版本删去与之相关的《徐霞客传》（卷一）、《柳夫人小传》（卷五）、《书郑仰田事》（卷十六）。

第二，乾隆诒清堂本是张潮的从孙张绎刊刻的，《贩书偶记》著录《虞初新志》“乾隆庚辰诒清堂重刊袖珍本”，国家图书馆藏本卷末有刊刻者识语“时乾隆庚辰岁腊日也。诒清堂后人张绎谨识”，据此知该版本刊刻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嘉兴图书馆亦藏十四卷残本。该版本目录中增注作品的出处，所选篇目也有了变化。

第三，罗兴堂清远阁本首页署“罗兴堂舜章氏校”，版心刻“清远堂”，该版本是在诒清堂本基础上校订而成。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奚囊寸锦·序》“时乾隆甲申（1764）新秋潨川后学罗兴堂舜章氏题于清远阁”推断，罗兴堂清远阁本《虞初新志》刊刻时间与《奚囊寸锦·序》所提及的时间相差无多，约在诒清堂本刻成后，故《中国古籍总目》提及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本《虞初新志》实际是套用了罗氏刊印《奚囊寸锦》的时间。该版本目录中也注明作品的出处，所选具体篇目存在变化，德国国家图书馆“乾隆甲辰重镌”本将和钱谦益相关的《徐霞客传》（卷一）替换成《姜贞毅先生传》，去掉《书郑仰田事》（卷十六），保留《柳夫人小传》（卷五），卷七把《象记》替换成《纪周侍御事》；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则将卷五《柳夫人小传》替换成侯方域《贾生传》，保留了《象记》，增加卷六《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卷二十《板桥杂记》两篇，卷十七未收录《南游记》。

第四，日本文政六年（1823）和刻本参考了康熙原刻本及张绎诒清堂本。该版本卷前有日本文政六年荒井公廉的序言：“其书有前后二刻，以康熙癸亥张潮所刻为初出，乾隆庚辰张绎所校巾箱本则系重镌，但重镌增五篇，而阙二篇，增者为《徐霞客传》，为《柳夫人小传》，为《书郑仰田事》，为《纪周侍御事》，为《板桥杂记》，阙者为《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为《象记》，今用初出原本翻刻之，更追补重镌内四篇，独《板桥杂记》，东都书肆既刊行之，故除。”日本和刻本以“康熙原刻本”为蓝本，卷末《拾遗》又增补《徐霞客传》《柳夫人小传》《书郑仰田事》《纪周侍御事》四篇。仔细考核和刻本的文字，它与国内流传的康熙序刻本极为接近，故疑它所依据的底本并非康熙时张潮的原刻本，而是经过避讳处理的产生于乾隆时的“康熙序刻本”。

第五，咸丰元年（1851）小嫏嬛山馆刻本弥补了前述诸版本缺失的篇目，还首次在卷十七增加了《南游记》，在篇目收录上堪称最为完备。《南游记》一文记孙嘉淦“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则吾南游之始也”，此处的辛丑指康熙六十年（1721），但张潮是否阅读过《南游记》尚存疑问。学界一般认为张潮辞世于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所以他可能无缘亲览十余年后才撰成的《南游记》，此篇或是后来刊刻者羼入其中的。

该版本首页分三行镌刻“咸丰元年重刊”“虞初新志”“小嫏嬛山馆藏板”字样。从目录所列作品出处、增入《姜贞毅先生传》《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及异文等信息来看，此本与罗兴堂清远阁本渊源颇深，如目录《九牛坝观抵戏记》写作《九年坝观觝戏记》，《湖堧（壖）杂记》写作《胡瓀杂记》。但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小嫏嬛山馆刻本目录中徐芳、朱一是、吴伟业、吴肃公等人的字号有异，且目录中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等四版缺少出处，卷十九《七奇图说》有文无图。民国时开明书店影印康熙刊本附《校印题记》记：“世所传《虞初新志》多从道光坊刻本翻印，舛误颇多，其最著者，如卷十九《七奇图说》有说无图。张氏于每篇之后，均有评语，今本多所阙略，甚至凡例、总跋亦均被删。”编者提及“道光坊刻本”早于小嫏嬛山馆刻本，颇疑这或是小嫏嬛山馆刻本所据的底本，这个坊刻本虽以罗兴堂清远阁本为底本，但错误较多，而小嫏嬛山馆刻本承袭了坊刻本的讹误，因此本书又参校其他版本或典籍以寻求最可靠的文本记载。

本书以咸丰元年（1851）小嫏嬛山馆刻本《虞初新志》为底本，参校康熙序刻本、乾隆诒清堂本、罗兴堂清远阁本、日本文政六年（1823）和刻本、王根林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因为小嫏嬛山馆刻本仅有《自叙》，故又依康熙序刻本、文学古籍出版社1954年排印本补足《凡例十则》《总跋》。

五

本书一般不对篇名作注释，多将每篇作品的作者列为第一条注释，并在注释中注明作者信息及作品所出典籍。本书依据小嫏嬛山馆刻本中《虞初新志目录》注明每篇作品的出处，例作某篇出某书或某篇《虞初新志目录》注出某书。《虞初新志目录》所注典籍出处皆未注典籍卷数，为方便读者继续查阅，本书在每篇作品的第一条注释中标明能查阅到的所出典籍卷数。同时，列述所见转引该篇作品的典籍及卷数，例作“又见”“见引于”等。《虞初新志》所引《觚剩》《因树屋书影》《皇华纪闻》等小说集，仅在每则故事的第一个注释中附注所出卷数及引书，如无必要，不再单独作注。

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典籍、年号等名词术语，会根据文章内容灵活进行详注或简注。

此外，文中涉及古代文人所作诗词，考虑到译为现代文会打乱原有韵律，译文一般保留原文，注释中会对其中生僻词做解释。

囿于学识所限，本书的译注过程中难免出现讹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我们祈望这本书能让读者由此打开一扇通往探研明清文化语境与文学创作的门户，任思绪与心志驰骋于文艺审美境界，随作品记载而感受彼时的世情百态，借明清人物的事略行迹而明悟人生真谛。更期盼读者能于阅读中慎思明辨，倘能由此发现问题而能深入探究，诚为读书之乐事！

邵颖涛　岳立松

甲辰仲秋书于长安百米阳光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