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左翼”与德语左翼作家

20世纪初，德语左翼作家在文学与政治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但正因影响的模糊性与观念的可变性，“左翼作家”并非一个界限明确、固定的创作群体。因此，对“德语左翼作家”的界定选择首先应当回到“左翼”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左翼文学运动中。

左翼文学，既可以作为文学运动，同时又以其强烈的政治指向性而成为“与国家命运相关的意识形态生产”23，它与作为政治力量的“左翼”及其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起落紧密相连。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左翼”是西方代议制的产物，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国民议会中，主张自由的激进派坐在左边，保守派坐在右边，此后“左”与“右”逐渐成为政党斗争中激进或保守的代名词。24有研究者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这一表达方式在整个欧洲大陆被普遍采用”25。倾向于保留现有制度、采取保守态度的一方被称为“右翼”；而左翼人士则在文化上持激进的、革新的态度，在参与社会公共议题时反对社会不公，并流露出以激进手段改变现状的意图，“他们总是对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生产方式进行反抗、批判和颠覆，以乐观的精神憧憬一个和谐公正民主自由的理想社会”26。因此“左翼”不仅是一种对当下持批判性的态度，更是一种争取更充分平等的理想主义诉求。

与之相应地，左翼作家的创作往往以“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革命话语形式”27出现在文学的坐标系中，伴随当时社会的政治局势潮起潮落。因此，左翼作家自身并不与特定的文学体裁捆绑或具有明晰的时间分期，而是从其内容所传递的社会政治导向来加以界定。它往往对现存秩序持批判性政治态度，具备“因关怀社会而介入社会进而揭露社会和批判社会的激进精神”28，传递争取充分平等的理想主义诉求。左翼作家不仅是文学的反叛者，也是社会的反抗者。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家、评论家卡尔弗顿（Victor Francis Calverton）指出，左翼作家“对社会的反抗比对文学的反抗更感兴趣”，“他们的目的是回答问题以及提出问题，并提供一种新的秩序来取代旧的秩序。因此，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29

随着时间维度和语境的不同，“左”的具体指涉并不是固定的。就上述“左翼”在社会事务及精神气质方面的表现及内涵而言，有学者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左翼人士以共和主义者、世俗主义者为主，在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之后，法国社会中出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社会主义者成为左翼人士的新的代表。30从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实践而言，“左”的政治定位通常被理解为在意识形态上或多或少源于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态度。在文学层面，左翼文学作为一种跨民族的国际现象，滥觞于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随着20世纪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国际左翼文学运动进入高潮，并在随后出现了“红色的三十年代”：1922年苏联成立的文学团体“左翼艺术阵线”被认为“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政治上左翼激进派的概念来标榜自己革命的政治色彩的文学组织”31；日本成为“仅次于苏联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的策源地和实践、宣传阵地”32；中国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出现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十年”；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左联”的影响下，马华左翼文学产生并不断发展，随着历史局势变化，马华左翼文学在马来亚地区带动整个抗日运动，走向高潮33；美国左翼文学被称为“红色三十年代”，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的重要阶段34；英国工党人士成立“左翼读书俱乐部”35；在法国，30到50年代中期被视为法国左翼文学的鼎盛时期，出现了阿拉贡（Louis Aragon）、马尔罗、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等左翼作家36。而在德语文坛，这一时期的“德语左翼作家群历史地走到了德语文坛的最前沿”37。总体而言，在苏联文学团体的影响与努力下，国际左翼文学力量集结完毕，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左翼文学阵营最终形成。38其中，深具思辨传统的德语左翼作家亦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建立起“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Bund proletarisch-revolutionärer Schriftsteller Deutschlands），对社会现状深怀关切，表现出强烈的变革意识。在这一时代背景与创作心理影响下形成的德语左翼文本并非漂浮在一个脱离时间条件和原生背景的空间中，也并不纯粹以审美或民族的狭隘方式来表达自我。一方面，“左翼”作为一种激进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同情下层民众的政治态度，文学的政治化导致左翼作家的创作与意识形态斗争紧密相连；另一方面，这些文本并不是单纯的政治运动副产物，它继承了思辨、批判的德语文学传统，并从中获得发展成长。

但是如前所述，“倾向”本身就是可变的和难以定量的；若将同情民众的作家通通贴上“左翼作家”的标签，那么它指涉的范围将会漫无边际，具体的研究亦无从谈起。因此，根据上述对“革命”与“左翼”之内涵外延、产生发展的梳理界定，在本研究中，笔者选择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并将“左翼作家”确定在“社会主义者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创作者”这一相对狭义和明确的概念层面。

从这一层意义而言，德语左翼文学的先声可追溯至19世纪。德国深具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民主传统，例如，海涅（Heinrich Heine）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1844）与维尔特（Georg Weerth）的《兰开夏之歌》（Lieder aus Lancashire，1845/1846）等作品中已经出现对社会秩序的政治批判。马克思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于1848/1849年发行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联合了无产阶级的主要理论家和作家，文学被有意识地纳入政治实践和理论探讨的范畴。39表现工人世界的戏剧已经出现，它主要服务于工会宣传及自我描述，与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存在密切联系。4019—20世纪初，文学领域的实践以工人诗歌（Arbeiterlyrik）和工人戏剧（Arbeitertheater）为主，并已显露出其集体性和政治性，“文学并非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集体实践的一种形式和一部分”41。这一时期的文学实践以揭露和批判为主，缺乏自觉的意识形态概括，往往还是说教式、宣言式的42，革命与反抗精神相对缺位，总体发展尚不成熟。

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已然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苏联革命及其理论的影响下，工人运动空前高涨，怀抱民主平等理想的左翼知识分子主动吸收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进行创作，“最先进的文学智慧与工人阶级政党有了紧密的联系，新一代具有阶级意识的写作工作者登上文学舞台，这两个群体的结合有了具体的形式”43。1924年，列宁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被译为德文发表在《工人文学》（Arbeiter Literatur）上。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原则”：“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包括什么呢？文学事业……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统一的社会民主党派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44苏联对文学功能的政治化定义，规定了文学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中的用途45，成为20年代后期无产阶级新文学实践的基础。1930年11月，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大会在苏联哈尔柯夫召开，会上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Internationale Vereinigung Revolutionärer Schriftsteller）；1931年，欧亚各国已陆续成立了13个分支，其中包括中国“左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与奥地利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合会（Bund der proletarisch-revolutionären Schriftsteller Österreichs）。但与魏玛共和国不同，奥地利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仍处于边缘地位，奥地利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在国内出版作品的机会相当稀少46，取得的成就相对有限。

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与奥地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相继解散，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遭到纳粹迫害，但他们依然发扬反战传统与国际主义精神，并试图联合来自不同思想派别、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流亡作家，尝试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流亡中坚持创作。在战争阴霾下，这一时期的左翼作家记录与讴歌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与反民族压迫斗争，号召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团结反抗。

总体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语左翼作家的创作突出表现为具有强烈政治属性与反抗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一时期，随着“工人通讯运动”的兴起，通讯（Korrespondenz）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受到重视，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埃贡·基希（Egon Erwin Kisch）等左翼作家在文学实践中形成了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创作风格。其中，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是魏玛时期基于新闻写作风格产生的文学思潮，亦是对表现主义的反动。它旨在从观察者的角度对社会和政治状况进行观察性的描绘，使事物展现出赤裸裸的本质，创作者摒弃装饰性的刻画和主观的感情投入，从而消除表现中的主体性，例如埃贡·基希在《愤怒的记者》序言中声称：“没有什么比简单的事实更令人惊奇，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环境更奇特，没有什么比客观更具想象力。而世界上最轰动的事情，莫过于我们所处的时代。”47报告文学与新客观主义的结合，既能勾勒出报告者本人的行动轨迹、典型人物的斗争和命运，又通过对事实的科学概括，不加修饰地展现了表面平淡的现实事件的爆发力。这一叙事手法在基希《秘密的中国》和霍利切尔（Arthur Holitscher）《动荡的亚洲》中展露无遗。它同时还作为一种承继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被用在虚构文本中，现实与虚构、现实与文学两个层面相互充实，通过去中心化和去感性化的写作策略，将具体个别的人物命运或事件泛化为社会现实，以此传递出创作者意在言外的写作意图。

戏剧方面，这一时期，埃尔温·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等左翼戏剧家继承并发扬了德国悠久的工人戏剧传统，他们“尊奉经典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理论”48，将德国左翼戏剧推向高潮，以“克服资产阶级艺术结构为目标”49的左翼戏剧在理论与舞台实践上得到新发展。

“二战”结束后，大部分流亡在外的德语左翼作家回到东德、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他们认识到，“应对希特勒政权给世界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负责”，并“立即投入了民主改革和清算法西斯的斗争”50，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文学创作仍未走出战争阴霾，是“反法西斯文学的继续”51，战争、反抗及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成为这一时期德语文学创作的主题。52作为20世纪上半叶以无产阶级革命和反法西斯战争为核心要义的世界左翼文学运动的余绪，左翼作家根据自身经历，对反法西斯的艰苦斗争进行回顾与再述。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德语左翼作家的创作内容与风格各不相同，政治身份亦非完全统一，但他们的写作在整体上承袭了左翼思想的反抗性内核与激进精神，并无一例外地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理论中寻找到全新的社会发展动力，从而在作品中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进行批判、揭示与斗争。

根据上述引入和论述，在文本选择上，笔者从创作主体及叙事主题两方面加以界定：首先，如前所述，基于左翼作家与政治实践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创作者在政治立场上应具备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其次，创作的文本既可来自作者的亲身体验，亦可基于新闻报道进行文学性再创作，须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为主要叙事对象，展现中国革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风貌。秉持以上原则，本书选取安娜·西格斯、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埃贡·埃尔温·基希、阿图尔·霍利切尔、克拉拉·布鲁姆（Klara Blum）、鲁特·维尔纳（Ruth Werner）和苏珊·万托赫（Susanne Wantoch）七位德语左翼作家的12部作品。

西格斯、沃尔夫和维尔纳均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其中西格斯与沃尔夫加入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通过文学写作号召无产阶级进行斗争。20世纪30年代，西格斯创作《杨树浦的五一节》（1932）、《驾驶执照》（1932）和长篇小说《战友们》（1932），以鼓励革命低潮中的仁人志士团结奋斗；40年代末，西格斯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再次谱写中国的反法西斯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创作《将新纲要送往南方委员会》（1949）和《失散的儿子们》（1951）等以中国革命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沃尔夫则根据中国报道，以上海纺织女工罢工为题材，创作戏剧《泰扬觉醒》（1930）以期唤醒德国工人的革命斗志。维尔纳接受苏联共产党指派，在30年代远赴中国，在上海和东北地区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抗日，回到东德后，她投身写作，将这段艰险的经历以文学化的形式展现在长篇小说《不平凡的少女》（1958）中。报告文学作家霍利切尔受国际工人援助组织（Internationale Arbeiterhilfe）资助，游历巴勒斯坦、印度、中国和日本，在《动荡的亚洲》（1926）中记录见闻、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沃土。奥地利共产党员、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成员基希对无产阶级革命充满热情，他在游记《秘密的中国》（1933）中揭示中国被外国势力侵略奴役的苦难。奥地利女作家万托赫同为奥地利共产党员，因犹太人身份流亡中国，回到祖国后以自己在中国河南亲历的抗日战争为素材，写下小说《难路》（1948）。布鲁姆在青年时期加入奥地利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Österreichs）与奥地利社会主义作家协会（Vereinigung sozialistischer Schriftsteller），并凭借诗歌获得苏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文学奖项，她与中国戏剧家、革命家朱穰丞的爱情促使她来到中国，谱写《香港之歌》（1959）、《牛郎织女》（1951）等中国革命故事。上述文本均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涵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报告文学等体裁，既观照投射现实的历史背景，亦兼具文学性的虚构想象；通过对事件的强调、排除和分类使其类型化，以达到“发现”“识别”“揭示”或“解释”的叙事目的。53笔者认为，它们在同类文本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反映出德语左翼作家在书写中国革命时所展现的审美品格、互动深度和价值认同。

纵观这一时期的德语左翼作家的创作，意识形态倾向深刻影响了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象征和形象的使用、资产阶级古典文学、民歌、宗教、神话遗产的再加工以及对特定题材的选择；此外还影响了作家的自我理解、对文学团体的归属、出版的机会，当然也包括对公众的影响。54左翼作家的中国革命叙事同样打上了“党性”的鲜明烙印。德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又深受十月革命及列宁主义的影响，同时经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深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德语作家通过自身经验与中国革命这一书写主题展开深层互动。

相较于中国作家在本土革命叙事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民族认同与情感归属，德语作家将目光投向远东的中国革命，则有更多元的历史政治原因，如奥地利犹太女作家万托赫曾流亡中国河南和重庆；政治活动家维尔纳在沈阳与上海参加谍报工作；布鲁姆通过恋人叩开中国文化的大门；基希、霍利切尔、西格斯对中国现状产生意识形态范畴的革命共鸣；沃尔夫则试图以中国革命斗争唤醒德国工人阶级……或将个人生命的转轨融入中国革命的变局，或以激越的想象描绘革命青年的觉醒之路，他们把无产阶级的苦难作为民族的厄运来把握，由此催生的共同责任意识将其创作视野拔高至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广度。只有阅读文本本身，才能揭示出文献背后丰富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学事实材料，梳理隐匿在“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政治神话背后德语左翼作家共同构建的中国革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