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伊朗先知的出生时间和地点

在认为历史上确有琐罗亚斯德其人的学者当中，对于这位伊朗先知的生卒年月和出生地点，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若把有关琐罗亚斯德出生年代的不同说法归纳起来，则上限可追溯到公元前六千年前，而下限又延后到公元前600年，两者之间竟相差五六千年!17其中古希腊、罗马史学家的说法离谱太远，难为凭据。譬如，最先在著述中提及琐罗亚斯德的希腊史学家克桑托斯·吕底亚（Xanthosd-Lydie，约公元前5世纪初），认为琐氏生于阿契美尼德国王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出征希腊（公元前480年）之前六千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也曾说琐氏生于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之前六千年18。公元前六千余年，大大早于印欧语系共同体开始瓦解的公元前四至三千纪，作为伊朗雅利安人先知的琐罗亚斯德，绝不可能生活在那个时代。

根据巴列维语文献，如《扎特斯帕拉姆文选》等和伊斯兰时期学者阿布·里罕·比龙尼的说法，琐罗亚斯德的生卒年代应为公元前660—前583年。这也是古代伊朗的传统观点。此说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赞同，如尤斯蒂（Justi）、盖尔德内（Geldner）、韦斯特（West）和杰克逊（Jakson）等；同时也遭到不少西方学者的反对，如温迪施曼（Windischmann）、盖格（Geiger）、蒂尔（Tiele）、奥登贝格（Oldenberg）、巴尔托洛梅（Bartholomae）和埃德华·梅耶尔（Edvard Meyer）等。19伊朗学者普尔·达乌德认为，巴列维语文献对琐罗亚斯德生卒年代的确认，来自于萨珊王朝流行的一则宗教神话。这则传统神话讲述了善恶两大本原，即乌尔马兹德20与阿赫里曼，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为期一万二千年的斗争，最后以乌尔马兹德的全面胜利和阿赫里曼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其中提到这场斗争的最后三千年，亦即琐氏升天之后的三千年，将有三位隐遁先知相继问世，兴善灭恶，拯救人类。最后一位隐遁先知苏什扬特降世之日，即终审日到来之时，随着黑暗、邪恶势力被彻底革除，整个世界将恢复光明、美好的原貌。萨珊王朝的宗教祭司依据这则传统神话，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三千年，总共一万二千年。由此推算的具体结果，至萨珊王朝初期，恰好是第一位隐遁先知降生之时。因担心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动乱，祭司们便设法篡改传说中的历史，把琐罗亚斯德的生卒年代确定为公元前660—前583年。21这样，第一位隐遁先知的降世时间，就被人为地往后推延了数百年，上述传统说法之所以不为有的学者所首肯，其原因就在这里。

根据语言学的研究，“琐罗亚斯德之歌”——《伽萨》颂诗的语言十分古老，与印度吠陀梵语相近似，无疑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以前就已存在。普尔·达乌德教授指出，前引希腊史学家克桑托斯·吕底亚的说法，即琐氏生于波斯帝国薛西斯一世举兵远征希腊（公元前480年）之前六千年，可能是抄录者的笔误，实应为此前六百年，即公元前1080年。此说或许也能成立。普尔将《伽萨》和《阿维斯塔》后出部分，以及阿契美尼德王朝诸帝王碑志中有关神主名称的不同提法加以对照，发现《伽萨》颂诗只用“马兹达”、“阿胡拉”或“马兹达·阿胡拉”，极少使用“阿胡拉·马兹达”这个称谓；而《阿维斯塔》后出部分（如内容古老的《亚什特》）中，神主的称谓则有相对固定的形式，即“阿胡拉·马兹达”（有时也可拆开来单独使用）；到波斯帝国时期，诸帝王的碑志铭文总是连在一起用“阿胡拉·马兹达”，除个别例外（如薛西斯一世碑文），通常不拆开来单独使用。由此他推论说，《伽萨》颂诗为最早形成，《亚斯纳》中的《哈普坦·海蒂》（7章）比内容古老的《亚什特》各篇早出，而后者又比波斯帝国诸帝王的碑志早出。它们相互之间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确有时间差距（少说也有数百年），只是难以断定这种时间差距的跨度到底有多大。22似乎可以肯定，《伽萨》颂诗作者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年代，要早于米底王国（公元前672—前550）数百年。此说若是成立，那么法国学者达尔梅斯泰特有关琐氏为米底人，《阿维斯塔》是用伊朗西部的米底文写成的提法，便不攻自破了。赫泰尔（J. Hertel）旧说重提，坚持认为琐氏生于公元前6世纪，并且断定《伽萨》颂诗提到的凯·维什塔斯普也就是波斯帝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的父亲叙司达司佩斯23；更有甚者，他还把第五篇《伽萨》（《亚斯纳》第53章）说成是在公元前522年吟成的，那时琐氏还健在!真乃大谬不然。因为《伽萨》用语是产生于伊朗东部的古老语言，虽然与伊朗西部的古波斯语相接近，但两者之间却有明显的差别。24

丹麦学者阿瑟·克里斯滕森根据米坦尼文献25，提出琐罗亚斯德出生年代的上限应为公元前14世纪的假说，其理由是受到米坦尼诸王崇祀的吠陀教著名的神祇，如密多罗（Mitra）、伐楼那（Varuna）、因陀罗（Indra）和那娑底耶（Nāsatya）26的名字在文献中出现 ，而且Nasatya中的“s”尚没有音变为“h”（阿维斯塔语称为Naohaithya，巴列维语称为Nahaidya，词意为“妖魔”），这表明公元前14世纪生活在今土耳其境内的居民中包括印度—伊朗雅利安人，他们并非纯伊朗雅利安人。换言之，即米坦尼文献中提到的，是印度—伊朗人时期信奉的神祇，而不是马兹达教徒崇祀的对象，是为琐罗亚斯德教当时尚未传入的明证。克里斯滕森又根据语言资料和米底部落约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已在伊朗高原西部定居的信史材料，推断琐罗亚斯德出生年代的下限应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27元文琪认为，丹麦学者的上述假说，即把琐氏出生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300年至前1000年之间，单从琐罗亚斯德教由东部向西部传播的情况看，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要确认琐氏的生卒年代，还必须考虑到琐罗亚斯德教在伊朗东部的发展演变情况。如前所述，史前时期的东伊朗部落在经历神话时代（公元前1750年以前）和英雄时代（公元前1750—前11世纪）之后，步入了宗教时代（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根据《伽萨》颂诗的记载，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年代正值宗教时代的初期，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誓不两立的两大宗教派别的斗争。琐氏的问世，从创立、传播和推广马兹达教，直到取得初步的成功，构成了宗教时代初期东伊朗部落生活的基本内容。据此，元文琪以为，将琐罗亚斯德的生卒年代定在公元前11世纪比较适合。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和假说，因为我们手头并没有掌握确可信据的史料。

关于先知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点和他的生卒年代一样，学术界经过长期争论，迄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是“西部说”，坚持宗教传统观点，主要依据巴列维语文献；一是“东部说”，注重语言学资料，从分析《伽萨》和《阿维斯塔》后出部分中引出必要的结论。巴列维语文献《本达希申》第29章第12节记载，雅利安人的原始住地“埃朗维杰”（Erān-Vēj），阿维斯塔语称作“艾尔亚纳·瓦埃贾”（Airyana-Vaejah），位于阿塞拜疆。据此，视“埃朗维杰”为琐罗亚斯德出生地的“西部说”者，赞同宗教传统的如下看法，即教主琐罗亚斯德于公元前660年生于阿塞拜疆，20岁时开始隐世遁居，修身养性，探求世间真理。30岁时，就像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得“天启”于西奈半岛那样，在乌尔米耶湖（今之雷扎耶湖）畔，蒙受神主马兹达的默示：要他深入民间去传播正教，引导黎民百姓抑恶扬善，弃暗投明，为拯救世界和自己的灵魂而奋斗不息。布道之初，琐罗亚斯德遇到顽固不化的巫师术士的极力反对，处境十分艰难，传教十年，追随者仍为数寥寥。后在神主马兹达的启示下，他奔赴伊朗东部的巴尔赫地区，42岁时得以说服当地国君凯·维什塔斯普皈依正教。从此，琐罗亚斯德名声大振，正教得以广泛传播。这引起坚持传统宗教信仰的邻国突朗君主阿尔贾斯普的极大不满，严厉谴责凯·维什塔斯普国王的离经叛道之举，扬言若不幡然悔悟，改弦易张，就将发兵血洗伊朗。于是，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以突朗人的惨败和伊朗人作出重大牺牲而告终（参见《缅怀扎里尔》）。77岁的琐罗亚斯德在战争中不幸殉难，被图尔·布拉托鲁什（Tur-Brātōrōsh）杀害于巴尔赫的一座拜火神庙里，时值阿契美尼德王朝创始人居鲁士（公元前559—前529年在位）出世前24年。28

坚持“西部说”的学者当中，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普尔·达乌德教授同意教主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在伊朗西部的阿塞拜疆，但他强调传教成功于伊朗东部的巴尔赫。问题是公元前7—前6世纪的米底王国，处于弗拉瓦尔蒂什（Fravartish，又译弗拉欧尔铁斯，公元前675—前653年在位）和胡瓦赫什特拉（Huvakhshtra，又译库阿克撒列斯，公元前625—前585年在位）统治下，已发展成为当时西亚的强国之一。琐罗亚斯德的宗教思想和主张正符合米底国王的意愿，何必要千里迢迢奔赴伊朗东部去传教？更何况那时的伊朗东部地区已被米底王国所征服。29再者，《伽萨》颂歌的用语为东部伊朗语，怎能设想一个西部伊朗人跑到东部伊朗去传教，并且用东部伊朗语吟诵经文？实际上，翻遍《伽萨》也找不到一处提及米底王国。地处伊朗西部的米底王国，无疑受到两河流域亚述—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但在《伽萨》中却不见丝毫这类迹象。笔者同意元文琪的观点，普尔·达乌德教授的意见，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西部说”者当中，还有人提出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应在雷伊，或者阿塞拜疆的拉卡（亦称拉克），但都缺乏证据，不足为凭30。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都趋向于另一种假说，即认为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似应在伊朗东部，理由是《伽萨》颂歌和《阿维斯塔》后出部分中提到的名山大川、部落战争和宗教活动，其地理位置和范围大都在伊朗东部，尤其是锡斯坦一带。31锡斯坦原称“兹兰格”（Zrang），安息王朝中期塞人（Sak，或Sakā'i）迁入此地，改称为“萨基斯坦”（Sakīstan）或“萨伽斯坦”（Sagastan）。伊斯兰时期的诗文经籍中所称的“塞格齐”（Segzī），意即“锡斯坦人”。《阿维斯塔》后出部分中，锡斯坦被奉为宗教圣地，传说中凯扬王朝诸帝王的世袭领地，境内的赫尔曼德河和哈蒙湖备受颂赞。32哈蒙湖在《阿维斯塔》称作“坎苏亚”（Kansaoya），巴列维语称作“卡扬塞”（Kayānse(h)）。《法尔瓦尔丁·亚什特》第62章提到，有99999个善者的灵体负责守护保存在卡扬塞湖的琐罗亚斯德的精液。《扎姆亚德·亚什特》第92节提到最后一位隐遁先知苏什扬特将从卡扬塞湖出世，以拯救世界。注入卡扬塞湖的赫尔曼德河“具有骏马之力、骆驼之力、男子汉之力和凯扬灵光的神力”，“闪耀凯扬灵光的赫尔曼德河，能将敌国的领土全部淹没”。（《扎姆亚德·亚什特》第66—68节）同篇《亚什特》第71— 77节提到凯扬王朝诸帝王与神圣的灵光合为一体，“个个勇武、敏捷，无不具有虔诚而高尚的美德，全都是大无畏的英雄和豪杰。”联系到教主琐罗亚斯德与凯扬王朝后期的维什塔斯普国王是同时代人，进而推论出琐氏的出生地在锡斯坦，“东部说”看来还是言之有理的。

关于雅利安人的原始住地“埃朗维杰”，《伽萨》中并未提及，有几篇《亚什特》提到琐罗亚斯德在“埃朗维杰”的戴蒂亚（Dāitya），又称“戴蒂”（Dāitī）或“韦赫戴蒂”（Vehdāitī）河岸，向神祇致祭行礼（《阿邦·亚什特》第104节，《古什·亚什特》第25节，《阿尔德·亚什特》第45节）。然而戴蒂亚河的地理位置何在，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达尔梅斯泰特说是指伊朗西北部的阿拉斯河，有的则说是指扎拉弗尚河，还有的说是指阿姆河。33因此，与之相关的“埃朗维杰”的地理位置到底是在西部还是东部，依然是众说纷纭，无法确定。安德雷阿斯和马克瓦尔特（Marquart）提出，“埃朗维杰”位于河中地区的花剌子模。而阿瑟·克里斯滕森却说，这是安息王朝初期宗教界形成的看法，后来由于伊朗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向西转移，祭司文人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又将“埃朗维杰”的地理位置定于阿塞拜疆（《本达希申》第29章第12节）。值得注意的是，《本达希申》第22章第5节指出，“弗拉兹达努”（Frazdānu），又称“弗拉兹丹”（Frazdān）湖位于锡斯坦；《赞德·沃胡曼·亚斯恩》第7章也说隐遁先知胡希达尔将出生于该湖；而《阿邦·亚什特》第108节提到与琐罗亚斯德同时代的凯·维什塔斯普，在该湖岸边向江河女神阿娜希塔致祭行礼。34这说明巴列维语文献中也不乏教主琐罗亚斯德出生于锡斯坦的证据。

总而言之，因为发轫于伊朗东部的阿维斯塔语（包括《伽萨》用语和《亚什特》用语）与印度吠陀梵语的关系，要比与产生于伊朗西部的古波斯语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伽萨》和《阿维斯塔》后出部分的内容也多与伊朗东部有关，所以把《伽萨》颂诗的吟唱者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定在伊朗东部还是比较稳妥的。至于具体在东部的什么地方，多数学者认为似应在锡斯坦，但也不能排除在索格德（粟特）、费尔干纳或巴尔赫的可能性。

作为琐罗亚斯德“善恶二元论”宗教—哲学体系的载体，《伽萨》神话约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伊朗东部，时值宗教时代（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的初期，伊朗雅利安人部落分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教派，即“马兹达·亚斯尼”和“迪弗·亚斯尼”。前者代表力主发展农业和定居养畜业的社会进步势力，后者代表顽固坚持自然放牧，逐水草而居游牧生活的社会落后势力。正如琐罗亚斯德教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一样，《伽萨》神话的形成也离不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同时也离不开对以往传统宗教信仰和原始神话的继承和改造。如上所述，前琐罗亚斯德时期的伊朗东部雅利安人部落经历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印度—伊朗人共同体时期（公元前1750年以前的神话时代）和印度——伊朗雅利安人部落联盟解体，各自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时期（公元前1750年—前11世纪的英雄时代）。所谓《伽萨》神话溯源，也就是回溯到上述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即由原始社会末期和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原始神话，进而探索和追寻《伽萨》神话的源头；主要通过印度吠陀神话，及其与内容古老的伊朗《亚什特》神话的比较研究，摸清《伽萨》神话的来龙去脉，以期加深对其精神实质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