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打击贪腐的“空印案”
自洪武十三年正月处理胡惟庸案，一直到洪武十四年九月出兵南征，在这段时间里，大明朝廷还算比较太平。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堂上爆出了一个大新闻，那就是后世所熟知的“空印案”。
“空印案”的始末大致是这样的：朱元璋在不经意中发现，地方官员到南京报账时，都会随身携带盖有印信的空白书册。地方官员进京报账是有一套流程的，带着盖有印信的空白书册上京，这是严重的渎职行为。于是朱元璋就责问相关涉事官员，得到的解释是，因为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而户部在审核各地财政报表时又非常严格，一定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好几位，稍有不合便作废重报。由于那个年代没有电报、电话和网络，一来一回非常麻烦，所以官员们都习惯携带盖有印信的空白书册，等户部核查过详细数额之后，再填报具体数字。
朱元璋一听到这种说辞，顿时就火冒三丈，立刻指示相关部门严查此案。两年前他刚处理了胡惟庸案，手上的血迹还没干透，立刻又有一批携带空印的官员送到眼前，那还有什么客气的？数百涉案官员因此被杀，数万涉案人员因此被流放或判刑。官员的那番说辞，粗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实际上，这是地方士绅和官员联手，想方设法地糊弄朱元璋，与中央政府争夺税收的隐秘博弈。
官员们带着盖有印信的空白书册来到京城，你说你是为了防止钱粮因押运受到损耗，可谁知道你不是为了从中贪墨（贪图利益）呢？你如何自证清白？就算你自证清白了，可你敢保证所有官员都不会从中贪墨吗？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禁止使用空印，不管你是不是清官，一旦查明使用空印便立刻严惩不贷。如果某位官员敢大声抗议：“空印可以大幅度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禁止空印就是浪费我们的生命！”那肯定也要被抓起来的，谁给你的胆量这样无法无天？
无论官员们怎么强调客观困难，都必须承认一点：使用空印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因为任何书册都必须先写内容再盖章，这是谁也无法反驳的。至于有人说，只要出现些微差错就要回去重新盖章，这种说辞一望可知是假的。朱元璋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二代，而是白手起家打天下的一代，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误差是可以理解的，朱元璋甚至还会默认淮泗功臣集团豢养白手套，比如被刘伯温斩首的李彬就是长期为李善长等人捞钱的，朱元璋最初也没怎么管，“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他也懂。
我们在生活中总会听到一个词——潜规则。什么是潜规则呢？就是那些端不上台面，但大家都默认的规则。违反潜规则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却很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孤立和排挤，“空印案”其实就是一个经典的潜规则案例。潜规则不好查更不好抓，违法行为之所以会演变成潜规则，主要原因是卷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争相捞好处，受损的是国家，而非某一个具体的人。在这种背景下，潜规则就可以半公开地存在于社会之中。
再看“空印案”，官员们真的侵害了具体某个人的利益吗？好像没有。可这种行为会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朱元璋发火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领导面对潜规则案件也只能命令相关部门出台一套解决方案，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有关部门的官员都卷入了相关事件中，你让嫌疑人出台一套嫌疑人管理办法，这和让狼看羊圈有什么区别呢？
“法不责众”是所有领导都要考虑的现实状况。可朱元璋偏偏不信这个邪，在他的人生信条里，就没有“法不责众”这一说。或者说，朱元璋所认为的“众”和我们所理解的“众”不是一个概念。
“空印案”的具体爆发时间有争议，涉案人数同样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没争议的，那就是在处理整个“空印案”期间，当初随朱元璋打天下的那批功臣都没有涉案，被杀被流放的大多是元廷投降过来的，以及大明立国以后通过各项机制选拔出来的官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后世学者在谈及“空印案”时都会抛出一个观点：但凡被“空印案”波及的，都是那些陋俗难改的旧体制官员，以及被他们所影响的部分官员，朱元璋对他们下手，就是为了肃清旧元陋习，还大明一个海晏河清。
可在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论调不是这样的。朱元璋乱刀剁下，大明帝国人头滚滚，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全部被杀光。很多人不敢当面说，但总会从犄角旮旯传出一些不太好听的言辞：这个皇帝怕是野兽转世吧？太没人性了。翻开史书看看，哪有这样做事的皇帝呢？官员又不是你养的牲畜，哪能成批地杀呢？
之所以会有人持这种观点，完全是因为他们站队站歪了，习惯从官员的角度来看问题。没有哪个官员是省油的灯，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玩潜规则，目的就是构建利益共同体，一旦被他们得手，整个大明就要被蛀空。他们的做法，就是把整个大明变成一个人情社会，用各种裙带关系维系感情。长此以往，这个国家还是朱家的天下吗？
严格来说，“空印案”算不上什么大案，但后世史书依然把“空印案”放在了“洪武四大案”之中，与“胡惟庸案”“郭桓案”和“蓝玉案”相提并论，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空印案”挑战了皇权的威严，惹得朱元璋大发雷霆。这一点比较好理解，像朱元璋这样的强势帝王，根本容不得手下人跟他耍心眼。二是“空印案”定性为冤案，就是要把舆论造起来，必须让后世读者知道，曾几何时，出现了一位屠夫皇帝朱元璋，他狂性大发杀死了千百位为国尽忠的清官和好官。
在“空印案”的审理过程中，有一位名字叫郑士利的小人物高光出镜。他写信给朱元璋，认为官员携带空印是有客观原因的，皇帝的想法不错，但在处理此案时的一些手法恐怕值得商榷。我为什么说郑士利是小人物呢？因为这位老兄并没有干过什么露脸的事，他之所以能被堂而皇之地写进《明史》，完全是沾了“空印案”的光。
通过郑士利这个人，令我想起了东汉末年的司马直，这位老兄同样是个小人物，他也没干过什么露脸的事。司马直之所以能被堂而皇之地写进《后汉书》，完全是因为他写信痛斥汉灵帝卖官。郑士利和司马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文人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后世的文人士大夫在写史书时，自然会破例给出一个优待，把这两个小人物写进史书。
谁会喜欢司马直呢？自然是反对汉灵帝卖官的人，也就是那帮世家大族。汉灵帝卖官并不是为了自己奢侈享受，而是希望能从世家大族手里抠出一笔钱，缓解中央的财政危机。也就是说，汉灵帝的卖官是在选出官员以后逼捐，这自然会惹得既得利益集团不满。谁喜欢郑士利呢？自然是官僚集团，他们努力把“空印案”中受打击的官员洗白，然后再抬出郑士利这么个小人物，用以展示所谓的“民意”。
当然了，我也不是号召大家从朱元璋的角度来看问题，因为朱元璋也不代表百姓的根本利益。他是皇帝，他所思所想的不过是如何将自己的江山从一世二世传到千世万世。我只是强调，“空印案”并不是简单的谁有理谁没理，而是官员和皇权都试图压服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官员们选择以沉默抗争，朱元璋选择大开杀戒，都是出于捍卫自己利益的目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他们的核心利益点不一致。
比如说，大家都说汉武帝刘彻雄才伟略，打得匈奴远遁漠北，是大有为之君。但对刘彻治下的官员和百姓而言，刘彻是个什么人呢？整天就知道死要钱，打仗打得国内户口减半，世家大族看到刘彻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这种皇帝怎么可能不遭他们的嫉恨呢？
再比如说，大家都说荆州牧刘表是个暗弱无能的家伙，曹操瞧不起他，刘备随时准备干掉他，孙权也对他恨得牙痒。但对荆州百姓和当地的世家大族而言，又有哪个领导能比刘表更完美呢？刘表从不折腾百姓，而且尊重世家大族。刘表主政荆州十八年，大部分地区都能保持和平稳定，简直就是汉末乱世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如果坐在电脑前大发议论，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喜欢刘彻这种领导；可如果事关自身的利益，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喜欢刘表这种领导。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他敢下狠手整治所谓的潜规则，但潜规则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朱元璋在一顿乱砍乱杀之后，也只能被迫使用潜规则对付潜规则。提着长枪勇敢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最终还是被迫臣服于现实。
“空印案”之所以被认为是冤案，还在于无人敢揭露内幕。潜规则所代表的利益面太广了，如果有人敢揭发相关内幕，就等于与所有潜规则中的受益者为敌。我们可以模拟这样一个场景：如果官员甲死不招供，就意味着他与无数官员站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就算皇帝想杀官员甲，他也未必敢动手。如果官员甲运气不好，遇到了朱元璋这种屠夫皇帝，那么官员甲即便被杀，舆论也会站在他这一边，因为大家都会认为官员甲死得冤枉，他的孤儿寡母也会受到社会普遍的同情和帮助。
可如果官员甲为了讨好皇帝，主动或被动揭露相关内幕，那就意味着他站在了官员的对立面。在这种背景下，就算皇帝不杀官员甲，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为官员甲为了自己活命，居然选择出卖成千上万的同僚。如果同僚们最终有惊无险，那么他们肯定会联合起来收拾官员甲；如果同僚们运气不好都被杀了，官员甲就得仔细算算，自己到底得罪了多少人。这帮官员被杀死了，总会有新的人来顶替，他们看到官员甲这样的“官场败类”时，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空印案”不但没能成为贪污案，反而成了朱元璋滥杀无辜的铁证。但我却依然坚定地认为，“空印案”肯定有疑点。
在“空印案”中，官员们具体搞了什么鬼，我们已经很难还原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官员们肯定会借此机会，适当地侵蚀帝国赋税，然后与士绅等基层代表瓜分相关利益。所谓的“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坐在一起，对着一些空白书册集体做账，只是为了工作方便”，这种话只能用来骗小孩子。大明帝国后来的诸位皇帝，只能被迫看着官员们用精心设计出来的假账管理国家，最后的结果就是，大明帝国的政府资源都被官僚集团和各大利益集团一点一点地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