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张士诚与苏州
解决了称王、接班人和朱文正等一系列问题之后,庐州也落入掌中,朱元璋继续向湖北和江西一带用兵,意在清理陈汉集团的残余力量。
1365年十月,朱元璋认为自己目前已无大患,到了解决张士诚的最佳时机。朱元璋将张士诚的领土划分为三块,分别是淮北、浙北和平江核心区。他命徐达和常遇春率军攻打淮北,又命汤和严防死守,在浙北和平江一带拖住张士诚即可。
朱元璋的布置,可谓瞄准了张士诚所占地盘的弱点下死手。淮北在长江以北,而平江和浙北在长江以南。朱元璋之所以会采用这种“一分为二”的战略,就是仗着自己兵多将广,而张士诚兵力不足,绝不敢分散精力救援淮北。
在朱元璋看来,只要拿下淮北,尽可能地压缩张士诚的生存空间,就能在最大限度上逼张士诚犯错,方便朱元璋施行第二阶段的战略计划。
议定之后,徐达和常遇春很快出兵淮北,他们将泰州定为第一个攻击目标,很快就顺利拿下,随后又攻打高邮。张士诚不敢救援淮北,却又不甘心束手就擒,于是频繁出兵袭扰宜兴、江阴一带,均被朱元璋部击败。
徐达和常遇春继续发力,接连攻克淮安、徐州和濠州,此时距离徐、常二人出兵已有半年多的时间。随后他们又拿下了令刘福通饮恨的安丰,算是为此次出征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张士诚丢掉了整个淮北,只剩下平江、湖州等地,距离灭亡又近一步。
徐达回应天府向朱元璋交令是(1366年)五月初,而朱元璋再次下令攻打张士诚大本营平江是在八月初。这不禁令人感到奇怪:朱元璋收拾陈友谅时,那叫一个“迅雷不及掩耳”,鄱阳湖之战还处于收尾阶段,他就率军进入湖北了,要知道陈友谅的太子陈理当时还活着,湖北境内的陈汉军队也仍有一击之力,朱元璋此举虽然谈不上冒险,但显然还是有些激进。
可在打张士诚的时候,朱元璋却始终是一副“温吞水”的样子,打下一块地盘就休息一下,再打下一块地盘再休息一下,发起总攻之前养精蓄锐,三个月之后,眼看军队休整得差不多了,才命令二十万大军进发。而在大军出征前,朱元璋反复强调:张士诚不好对付,你们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面对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时,朱元璋也只派出了二十万军队;此时张士诚的军队总人数不足十万,朱元璋仍是派出了二十万军队。按照史书的说法,陈友谅野心勃勃,张士诚混吃等死,所以朱元璋始终对陈友谅穷追猛打,而对张士诚不屑一顾。可从朱元璋具体的做法来看,他似乎更轻视陈友谅,认为自己的二十万军队就足以对抗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张士诚的军队虽已不足十万,朱元璋却仍不敢轻视,摆出一副“狮子搏兔,亦用全力”的架势。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内部松懈,很多人认为大敌陈友谅已亡,对付张士诚简直就是手到擒来。朱元璋只得通过不断抬高张士诚地位的方式,反复要求众将警醒,但从结果上看用处不大。第二个原因是张士诚并不像史书所言,是个不知进取的家伙,他虽不像朱元璋所渲染的那样厉害,但绝对比陈友谅强得多,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写洪都保卫战时,我曾对比过陈友谅、朱元璋和张士诚,称他们为“元末江南三大枭雄”。很多人总认为陈友谅是最为高调的,因为他击杀徐寿辉后直接称帝,显然不是个安分的主儿;与陈友谅齐名的朱元璋自然不必多说,他就是本书的主角;张士诚能够与前面两位相提并论,显然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简单人物。
张士诚第一次称王是在1354年,那时朱元璋还没渡江,陈友谅更是在官府里吃皇粮。当朱元璋与陈友谅打得不可开交时,张士诚也与杨完者拼了个刺刀见红。
杨完者是苗族人,当他带着贫苦的苗族士兵来到淮东一带时,那简直是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模样,连吃带拿还要打包,对地方的祸害着实不轻。而张士诚是泰州人,他见不得杨完者这样的“蝗虫”祸害家乡父老,所以他尽管也投降了元廷,与杨完者同朝为臣,但两人之间的矛盾从来都没化解过。
在元廷看来,杨完者和张士诚都是贼寇投诚,都不可信任。他们也乐于见得两人大打出手,只要二人别把事情闹大,那么元廷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张士诚与杨完者交锋的过程中,杨完者胜利的次数较多,张士诚屡屡被打得落荒而逃。但张士诚无论败得多惨,都能很快重新站起来,继续与杨完者较量。杨完者最初认为,张士诚这种级别的对手并不难应付,随手就能收拾,可打着打着,他却发现张士诚似乎越打越强。杨完者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就向自己的监军请教。
这位监军是元廷派过来监视并管束杨完者的,怎奈杨完者天性野蛮,烧杀掳掠如家常便饭,监军也感到头疼。现在杨完者主动请教,监军决定教导他一些圣人之道,于是便说:“杨将军,张士诚之所以能够越打越强,是因为他的军队从不祸害百姓,军纪严明。百姓的身家性命得以保全,自然会积极拥护张士诚。你的军队走到哪都是一副野蛮做派,就算你击败张士诚的次数再多也没用,他总能重新站起来,而你只要败一次,就会万劫不复。”
杨完者能在乱世出人头地,肯定也不傻,监军的这番话,他真听进去了。于是他又问监军:“我也想像张士诚那样,得到百姓的拥护,我该怎么做呢?”监军告诉他:“你没必要搞什么发明创造,你就看着张士诚怎么做,然后跟着学就行。”
从此以后,杨完者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不同场合,屡次强调军纪的重要性,百姓的重要性,希望大家能够约束自己,不要再干让百姓痛恨的事。
杨完者在族群内的威望极高,别人即使不赞同他说的话,也不敢公然顶撞。一时间,这支苗军不再烧杀掳掠,逐渐变得像一支真正的军队。当这个消息传到张士诚集团后,张士诚手下的文臣武将都很紧张。杨完者本来就厉害,我们借助百姓的支持才算勉强撑住场面。如果杨完者也开始玩“爱民如子”这一套,我们的优势就会逐渐丧失,到时候如果再败给杨完者,恐怕就很难重新再站起来了。
面对心慌意乱的众人,张士诚却毫不惊慌地说:“当初我们起兵的目的,不就是希望百姓不受欺压吗?要是杨完者真能做到‘爱民如子’,那么我张士诚就算被他赶到大海里去喂鱼,也绝不会怨恨他。只希望他能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更不要表面做个样子,背地里欺骗百姓。”
如果从表面上理解张士诚这番话,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张士诚全心全意为民,真乃“乱世明君之典范”。可如果深度解读张士诚这番话,自然也能感受到他的不屑与自信。张士诚之所以能在淮东一带纵横多年,就是因为他已经将自己的影响力深耕于这片土地。或许从军事角度来说,杨完者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收拾张士诚,但杨完者作为一个外来户,想在这里与张士诚争夺民心民意,那简直是痴心妄想。
凭借杨完者在族群内的地位和威望,或许在短期内可以约束军队。可时间一长,当杨完者及其手下兵将发现,百姓依然把他们看作侵略者,把张士诚看作亲人时,再想约束他们遵守军纪,恐怕就比较困难了。
果不其然,当杨完者发现自己军队的纪律变得越来越好时,又开始向张士诚大打出手,张士诚不出意外地再次惨败。在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杨完者绝望地发现,这姓张的怎么又满血复活了?
尽管监军在旁边一再强调:“既然我们已经打算走亲民路线,就绝不能半途而废,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在这里立足。”可当杨完者从自己的亲随和将官眼中读懂了他们的不满后,这套“亲民战略”就被他彻底放弃了。
既然你们不拿我当自己人,那我以后也不用跟你们客气了。兄弟们,喜欢什么自己拿,别人不给的咱就抢!就这样,苗军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仁者之师”形象轰然倒塌,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了百姓眼中罪孽滔天的魔鬼。
不知从何时起,在苏杭一带流传出一句谚语:“生不谢宝庆杨,死不怨泰州张。”“宝庆杨”是杨完者,“泰州张”就是张士诚。这句民谚的意思是说:“哪怕杨完者留了一条活路,我们也不会感谢他;哪怕受张士诚连累而死,我们也不会埋怨他。”
我一直认为张士诚与朱元璋“同性相斥”,就是因为这两人太像了,他们都是从底层爬上来的,知道底层百姓的苦,更能体谅他们的苦。他们永远是一副“底层代言人”的形象,永远知道“民意大于一切”。
陈友谅靠阴谋诈术上位,对内无威望,对外未施恩,所以他尽管兵多将广,朱元璋也不惧怕他。只要通过“斩首行动”干掉他,再急速进军步步紧逼即可。
对于张士诚这样的“翻版朱元璋”而言,正版朱元璋自然最明白他的可怕之处,当然也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杨完者用不好“仁者之师”的招牌,但朱元璋能用好,因为他也是靠这一套起家的,这足以抵消张士诚的优势。只要不断压缩张士诚的生存空间,就相当于破坏了张士诚的群众基础。张士诚虽然能得民心,但这并不代表百姓都是他的死忠,必须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好像把鱼和水强行隔离开,从而增加它窒息死亡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张士诚集团也有其他弱点。平江就是现在的苏州,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传说中的好地方不断消磨着张士诚集团的士气和进取心,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割据一方当草头王。张士诚或许也想改变这一现状,但他是宽仁有余而进取不足,在关键时刻又容易陷入纠结,并不像朱元璋那样善于决断。只要朱元璋能让张士诚集团看不到希望,他们决死反扑的概率就不会太大。
针对张士诚集团的这一弱点,再结合之前攻打淮北大部分地区的相关经验,朱元璋对第二阶段的战略计划做出了微调:不可急于求成,但也不能过于放松,要让张士诚集团感受到绳索正缓缓靠近他们的脖子。
若论排兵布阵,朱元璋肯定不及徐达;若论冲锋厮杀,朱元璋肯定也不及常遇春。但说起战略部署和规划,朱元璋就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永远都知道因地制宜,更不会死板地套用一种模式,而是在反复尝试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并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此时张士诚还拥有平江、杭州和湖州三地,朱元璋要求徐达和常遇春先打杭州和湖州,同时严令他们不得滥杀无辜,攻城为辅,攻心为主。
朱元璋的做法得到了回报,杭州和湖州都没有坚持太久,均在1366年的十二月选择了投降。但是在面对孤城平江时,朱元璋即使料到了围城时间会较长,却也没想到会这么长。从包围平江到攻陷平江,足足用了十个月。
十个月后,朱元璋攻破平江,张士诚在被带往南京受审的途中自缢而亡。平江当地百姓始终对张士诚感恩戴德,因而对朱元璋的拉拢示好无动于衷。面对这一现状,朱元璋也没玩虚的。既然你们不愿意真心归附,我也不强求,不过从今往后,你们的赋税记得多交一点。就这样,平江这个人口稠密且富庶的地区长期被吸血,这一现象直到朱元璋的重孙——明宣宗朱瞻基登基之后才有所改善,其间持续了近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