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总督立规矩，政事新气象

沈葆桢

曾国藩现在已不只是以前只带兵没有管辖地方权力的空头的“前兵部侍郎”了，他是个地方官，而且是个最重要的地方的地方官，因此，他的筹划不能只是军事上的，他要对全局作出安排，并且力图作出个新气象来。

第一件事便是招揽人才。

既然要办大事，一定需要人才。曾国藩夹带里的他认为可以独当一路的人才，除了已在他幕府的李鸿章外，左宗棠自然是一个，他的早年好友刘蓉也是一个。刘蓉自他的弟弟战死后，轻易不愿出山。李鸿章、左宗棠的独领一军作战容作者后面再说，这里要说的是曾国藩又强拉他看中的沈葆桢出来。沈葆桢字翰宇，号幼丹，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是林则徐的外甥，又是林则徐的女婿。曾国藩领兵入江西后，渐知沈葆桢有才干，加之敬佩林则徐的为人和操守，与沈葆桢也就渐渐亲近起来。沈葆桢治理地方，声誉非常好，1859年时，驻江西广信的沈葆桢受命将赴九江道任，广信百姓希望他继续留在该地，十余次到江西巡抚和曾国藩处具呈挽留，为了挽留沈葆桢，甚至士人罢考，地方罢市，修房者停工。可见沈葆桢受百姓爱戴之深。此时沈葆祯因为双亲年迈而归家养亲，现在曾国藩急需人才，便与江西巡抚毓科会奏请起用沈葆桢。他在奏折中说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他又亲笔致信，诚恳地说：“屈指海内贤者、朋辈志士，惟阁下高卧林泉，置身事外，因定计坚请台从出山，一奏再奏，以至三、五奏，数十函请，总以出而握手之日为止。”曾国藩又说，现在太平天国若由浙江经衢州向南蔓延，你在家乡也未必能够独全，早晚你要出来任事，不如现在出山。最后说：“伏冀上念国家，下念桑梓，中念友朋，翻然遽起，以慰喁喁之望。”在曾国藩反复努力之下，沈葆桢终于出来任事，当时沈葆桢的官衔是道员，一年以后，便由曾国藩保荐为江西巡抚，后来沈葆桢做到两江总督。这以后，曾国藩幕府中的人才越来越多，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都有，甚至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徐建寅父子、华蘅芳、李善兰都在曾国藩幕府。曾国藩看人才有他的一套办法。当初办湘军时，他就以争取人才为第一要务。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活，他对这方面的理解和认识又进了一步。他在批冯卓怀的禀文上写道：“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这就是他求人才的主要标准。

第二件事是安排财政。

养兵要花钱，而且要花大钱，这道理曾国藩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有体会。长江三角洲本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但那里大部被太平军占领，剩下的也在江苏巡抚薛焕的掌握中，包括上海这个十多年来新兴起的财源，曾国藩暂时都控制不了，只能向江西打主意。曾国藩奏请由江西的布政使总办他直接指挥的军队的粮台，也就是由江西布政使当他的湘军的后勤部长。他又把江西的财政收入分成两份，一份是来自旧有的钱漕，归江西巡抚，充做本省绿营及本省各地防兵军饷；一份是牙税和这几年新设的厘金，也就是两种商业税，由曾国藩直接派人征收，专供他所部军队的军饷。为此，他派李鸿章的哥哥，一直负责湘军后路粮台的李瀚章专办江西的牙税和厘金。

第三件是试图改变官场风气。

早在当京官时，曾国藩便对官场的腐败风气极为不满，但那时想改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既然有地方之责，就着手办这件事。军情变幻莫定，全面整顿吏治虽然办不到，但风气须改。曾国藩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入手办法也是多方面的。咸丰十年（1860）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署理两江总督刚刚一个月，他就专门写下饬令三条给总督衙门的巡捕、门印、签押，这饬令的内容大要如下：

凡为将帅者，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凡为督抚者，以不需索属员为第一义。督抚与属员交涉，以巡捕、门印、签押三处为最。明日起早经过地方，即是与州县交涉之始。兹特严定条约、愿巡捕、门印、签押敬听而牢记之。

第一、不准凌辱州县。人无贵贱贤愚，皆宜以礼相待。凡简慢傲惰，人施于己而不能堪者，己施于人，亦不能堪也。往常见督抚过境，其巡捕、门印、签押即委员等，见州县官，皆有倨侮之色、严厉之声，实可痛恨。今当痛改恶习。

曾国藩手迹

第二、不许收受银礼。凡收人礼物，其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渐而收及鞍马、衣料，渐而收及金银、古玩。其初不过投赠之情，渐而笑索授意，渐而诛求逼勒，贿赂公行，皆始于此。嗣后我巡捕、门印、签押，务各自爱，不准收受丝毫礼物。倘有隐瞒收受者，重则枷号棍责，轻则递解回籍。

第三、不准荐引私人。凡巡捕、门印、签押，势之所在，人或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荐至营盘，或荐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袒护，为患甚大。自此次告诫之后，概不准荐人入将领之营，入州县之署，亦不准各营各署收受。

以上三条，巡捕、门印、签押三处，各写一分，贴于座右。如其自度不能，即趁早告退；若其在此当差，即小心凛遵。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湘军将领们自然非常高兴，曾国藩自宿松赴祁门，沿途经过杨载福和彭玉麟水师，事先写信告诫杨载福迎接时不要讲排场：“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除黄石矶三、五里外，上下游各营，均不必禀见。方今东南糜烂，时局多艰，吾辈当屏去虚文，力求实际。整躬率属，黜浮崇真。”不料各营仍有大搞迎接排场的，曾国藩再度写信给杨载福、彭玉麟：“十二复雪弟一缄，十四复厚弟一缄，皆言力戒官样、黜华崇实之事。兹国藩于十六日抵横坝头，各营迎接已极热闹，特此专布，恳两君严戒各营，禁止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等，千万之恳。”

曾国藩要求属下地方官要勤、俭、廉、爱民。为此他不厌其烦地一再告诫属下地方官。还是前面所说的批冯卓怀的禀文，他又写道：

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在给其他地方官的批札上，他写道：

为政首在爱民。此时安抚灾黎，尤须心诚。

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该署令颇能从此着力，案到即办，是勤于治事也。严禁需索，是廉以持己也。至除暴所以安良，原不可稍存姑息。如医者攻治邪毒，即所以培养元气。但须察得仔细，办得真耳。

唯俭可以养廉，唯勤可以生明。此二语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临别叮嘱之言，千万勿忘。

勤、廉二字，系为政之本。平日必须于此二字认真体会，俾案无片纸积留之牍，室无不可告人之钱。自有一种卓然自立之象。望努力图之，并告诸同年，无负我初心也。

勤、廉二字，看似平浅。实则获上在此，信友在此，服民亦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即偶然青盼，亦不能久。欲求寅僚之敬佩，百姓之爱戴，即袭取于偶然，亦不可得矣。欲讲廉字，须从俭字下工夫。用人宜少，官气宜轻。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当限定每日讯结几起，作为自己工课。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二十二日，江苏阳湖士人赵烈文到曾国藩大营，他在日记中写道：

闻营弁言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合营办事及供役，悉用官弁，无私从一人。应酬简易，巡捕官白事，长衫而已。帅（指曾国藩）亦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听，更号有违误者，亦不加严责，好语训诲而已。民间辞讼，虽细必亲，小民直至督辕递呈，无一钱之费，其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

此情此景，让小才子赵烈文十分感动，他在日记中企盼上天器重这样的大臣，停止战乱，则老百姓实受其福。又说像曾公这样的人即使没能成功，其人也可以千古不朽。曾国藩向来优待士子，就便恳请赵烈文入幕，赵烈文先上了一份万言书，然后欣然入曾国藩幕，以后成为替曾国藩起草章奏和机密文件的心腹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