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蒙元百年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崖山海战的硝烟散尽，南宋的残阳彻底没入历史的深渊，元朝一统华夏，定都大都。忽必烈，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站在时代的潮头，开启了蒙元百年的传奇篇章。

建国伊始，忽必烈深知，欲稳江山，需恩威并施。政治上，他借鉴汉法，设立中书省总领政务，枢密院执掌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构建起中央集权的行政架构，一改蒙古旧制的松散。地方推行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大行省，如辽阳行省控驭东北，云南行省管辖西南边陲，行省长官由朝廷任命，大权独揽，又受中央节制，既强化统治，又兼顾地方差异，此制沿用后世，影响深远。

经济领域，元朝疆域辽阔，商业潜力巨大。忽必烈大力发展交通，重修大运河，使其北起大都，南至杭州，漕运畅通，江南财赋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又开辟驿站，“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贯通”，东起高丽，西至波斯，政令军情旦夕可达，商旅往来更为便捷。同时，鼓励海外贸易，泉州、广州等港口千帆竞发，瓷器、丝绸远销海外，马可·波罗游历至此，惊叹东方繁华，称泉州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

文化方面，元廷对宗教秉持宽容之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并行不悖。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受封国师，创蒙古新字，用于官方文书，促进文化交流。文学领域，元曲异军突起，关汉卿、马致远等大家以笔为剑，或针砭时弊，如《窦娥冤》痛斥社会黑暗；或抒发豪情，《天净沙·秋思》勾勒塞外风光，传唱市井，为华夏文化添一抹别样色彩。

然而，元朝统治，民族矛盾尖锐如棘。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森严，蒙古贵族享有特权，在科举、仕宦、法律诸多方面高人一等。汉人、南人备受压抑，科举取士名额寥寥，且多为低级官职，民间不得私藏兵器，稍有反抗，便遭严惩。如此不公，仿若地下暗火，悄然涌动。

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承平日久，渐生奢靡之风。他赏赐无度，对王公贵族、寺院道观动辄赐金千两、土地万顷，致国库渐虚；又疏于军事，边疆军备松弛。大德五年，海都、笃哇等西北藩王叛乱，战火重燃，元军仓促应战，数年苦战，虽终平定，却损耗巨大，元朝盛势初显颓相。

元武宗海山即位，为填补财政亏空，滥发纸钞，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困苦。又重用亲信，卖官鬻爵，朝堂之上，乌烟瘴气。幸其在位仅四年，未致大乱，但元朝根基已腐，隐患重重。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力图振作，恢复科举，汉人、南人子弟重获晋升希望，文化渐兴，“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士人归心。然改革触动保守势力，进展艰难，且皇室内部争权不断，英宗硕德八剌即位后，锐意革新，裁减冗官，推行新政，却遭守旧贵族忌恨。至治三年，英宗在上都南坡遇刺身亡，新政戛然而止，元朝陷入更深的政治漩涡。

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即位，靠政变上台，为稳局势，大肆封赏拥立者，财政愈发窘迫。此时，天灾频繁，黄河决堤，洪水泛滥中原；大旱肆虐，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而官府仍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红巾军起义，星火燎原。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即位，面对乱世，起初任用脱脱为相，锐意改革。脱脱整饬吏治，打击贪污，主持修撰宋、辽、金三史，文化盛事，传为佳话；又变更钞法，治理黄河，欲挽狂澜。然改革触动多方利益，且元朝统治积弊已深，难以回天。

红巾军起，天下大乱。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挥师北伐，“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虽壮志豪情，终因力量分散、缺乏协作，被元军各个击破。但四方响应，郭子兴、朱元璋等群雄并起，割据一方。

朱元璋崛起淮右，麾下徐达、常遇春等猛将如云，李善长、刘伯温等谋士如雨。他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稳扎稳打，先据金陵，后扫平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统一江南。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大军北上，如秋风扫落叶，发布《谕中原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唤起汉民族共鸣。元军望风披靡，节节败退。

至正二十八年，明军攻克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原统治崩溃，退回漠北，史称“北元”。但蒙古势力仍存，不时侵扰边境，明廷多次北伐，互有胜负，终成对峙之势。

纵观蒙元百年，疆域空前，横跨欧亚，文化多元交融，商业盛极一时，其武功赫赫，震撼世界。然民族政策失衡，致社会撕裂；后期政治腐朽，天灾人祸交加，终失民心，黯然退场。但元朝留下的行省制度、宗教宽容、元曲瑰宝，以及民族融合足迹，深深镌刻在华夏历史长河，成为后世发展的基石，为中华历史添上浓墨重彩、复杂厚重的一笔，引人深思，令人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