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与平衡

据我调查的老年人表示，大体上他们子女现在的生活，在物质条件上比他们过去好多了。然而，许多老年人觉得他们的养老需求对于孩子是一种负担。产生这种观念的原因，一部分在于一些宏观历史因素，割断了中国父母过去和子女终生进行代际交换的传统。例如，年近90岁的住户张威，在孩子小的时候被打成“右派”而入狱，后来孩子们作为“下乡青年”被派到农村。这些事件导致了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没能好好照顾他们，因此，老了之后，他觉得无权受用他们的资源。

在和张爷爷的一次交谈中，他回忆了80多年前的童年，当时和堂表亲戚、祖父母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互相照顾。但是，时代变了，现在他想要“解放孩子们”。他讲述了他是如何住到养老院的：他本来和女儿一起住，女儿曾经是下乡知青。他们以前被下放到同乡的人有时会小聚一下。出去聚会时，女儿就安排家附近的餐厅给他送一日三餐。然而，有一次她和丈夫要出去两周。他们就商量该怎么办，尽管没和张爷爷说他们的顾虑，但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主动找他们说，他觉得他们给他找家养老院比较好。他们反对，但他坚持。现在他们自己也退休了，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个礼拜天来看他，待不到一个小时。他盼望他们能待久一点，待一整天，但“不敢”叫他们这样。他就“把自己放在第二位”，知道无论家人来不来、来几次，总是把老人挂在心上的：“我没有怨言。我不能埋怨他们。”

研究者发现，亲子权力关系早在抗战胜利后就开始改变了，当时推行的土地改革以及建国后的农村合作社削弱了代际交换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Newendorp, 2017; Y. Yan, 2003）。近年来，市场经济观念将“互惠原则”重新定义为“理性计算的平等交换原则”，然而当代老年人由于之前挣的工资非常低，无法采取这种交换（Y. Yan, 2003: 189）。此外，居住空间缩小、子代收入提高、孙代减少都阻碍了多代同居，切断了这条老父母为家庭做出贡献的主要途径。尤其是残疾和无法自理的父母，无法参与到代际交换中，只能作为受惠方，这就增加了他们的内疚感和负债感。

这些常见的因素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老年受调者觉得自己是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但是我认为，物质性失衡不是他们进养老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住养老院通常是增加而不是减少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1]另一方面，大多数老人承认，他们的经济状况总体上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无能为力。但正如《论语》所强调的，亲子交换应当超越物质层面：“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使父母无法有效地参与物质交换，他们仍然有力地掌控着亲子的情感交换状态。从这个更抽象的层面上，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年迈的父母不顾子女的反对，决定搬进养老院。

养老院老人常常骄傲地表示，他们向孩子要求得多么少。“我不要求任何孝顺……对我来说，我就满足了。我提什么要求，他们都满意。对于我来说，这就够了。”一位67岁的老人说道。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是老人们应对亲子关系失衡的策略之一。策略之二，是为孩子提供无形资源，以代替有形资源。例如，张爷爷觉得，主动搬进养老院是给予女儿真正想要的东西——时间、金钱、空间和自由。他力所能及地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或至少是感觉上的和谐。

用张爷爷的话来说，他选择住养老院与女儿的孝顺无关，只是作为父母的仁慈。他主动这样做，是两重意义上的宽容。第一，他给予了女儿“解放”的终极礼物。第二，由于是他坚持要住养老院的，女儿接受他住养老院就无损于孝心，反而是一种顺从的孝举。虽然像张爷爷这样说清楚住养老院动机和经过的老人不多，但大多数都能表现出这种体谅子女的仁慈。比如，宋欣就是一个例子，她是一个来自云南西部边陲小村的护士。来到昆明后，她孜孜不倦地将一家废弃医院改造成享有极好护理口碑的老年医院。虽然女儿一直说要在她晚年的时候照顾她，但宋欣目睹了日常照护的负担，知道女儿不明白这一责任的实际沉重性。尽管才50多岁，她已经在计划建立一个可以安度晚年的养老院了。她多么爱她的女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