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即转折点？
埃利亚斯在20世纪30年代写了《文明的进程》，该书于1939年出版，当时的纪律、性道德、习俗都要严格得多。这时，让我们再想想扬。生活在当代的扬是个敏感的人，他深深地认识到某些话语是冒犯性的，并避免使用这些话语，还敏感地感知躺在他身旁的妻子的心情。扬对于自身的与他人的需要与界限一样敏感，这体现在身体上、心理上、道德上。扬还极好地体现了审美敏感性的文明成就，即“视觉的乐趣”（Augenlust）。当自然和环境不再构成威胁，而是向审美感知开放时，人类首次得以感受和培养出一种视觉的乐趣。与其他许多乐趣相比，这种乐趣是很有文化价值的。扬对美和独特性很敏感，于是将这种乐趣转化到他日常居住的空间（也就是他的家）中。扬的个人倾向几乎与社会要求完全吻合。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当今的社会要求远没有那么僵化，为个人设计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那么，冷漠的惩戒是否已经完全扩散为温暖的敏感性？像扬这样的人，难道不标志着埃利亚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文明化进程的终结吗？（尽管当时这一进程仍然被埃利亚斯描述为一个持续着的进程。）作为一个在身体、心理、道德、审美方面都敏感的当代人，扬难道不是完善的文明的证明吗？避免他人的痛苦、尊重与体贴他人、敏锐地感受自身的和他人的需求、了解人际界限与他人的脆弱性——谁会不把这些理想和品质描述为人性的巅峰呢？（详见第三章）
然而，仔细观察后会发现，现代晚期人绝非都像扬这样没有矛盾。即使在21世纪，人们也不得不克制自己的冲动，调节自己的情绪。惩戒会继续影响人们，即使人们不再能清楚地看到和感受到它。某一行为越是敏感，其社会约束就越强烈地被内化。用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18]的话说，大概是：当代人自己的愿望也总是社会的愿望，社会的要求已经融入人的血肉。
那么，如何才能把握扬和蒂内所体现的敏感性呢？对此，理查德·桑内特[19]提供了一条重要提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社会正在从外部主导的关系走向内部主导的关系。”这位哲学家还说：“感情，而不是普遍有效的公共互动形式，正越来越多地指导着行动。”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伤害了我或他人？什么时候某人冒犯了我，什么时候某人又冒犯了他人？社会的规范和形式在何处凌驾于人（或一般意义上的生物）的个体特性和易受特定事物伤害的脆弱性之上？
按照内部主导的逻辑，作为一个超越个人的系统，语言也被认为是有冒犯性的，因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事物与渴望真切表征的亲密需要相矛盾。语言的规则不再容许自由的游戏，而是被视为对自我的伤害和蔑视。[20]
于是，人们感受到语言中的规范、形式、固定的角色是异化的（甚至是一种暴力），弱势群体要表达自身的感知，也就可以想象了。因为，如果不弄清人们是如何从某种迄今为止被忽视的角度观察和感受社会现实的，那么弱势群体应该如何开展争取认可的斗争？更确切地说，人们必须展示自身的脆弱性，必须指出自身的种族和性别，以便言明社会中结构性歧视的现状和变化。
但是，强调真切和感情的力量，也使得语言同时失去了重要的保护功能。语言中的形式提供了支持，并在个人之间建立了联系。只要人们作为“公共领域中的人”相互接触，他们就会把亲密的、私人的，因而也是脆弱的自我抛在脑后。桑内特关切地观察着他所诊断的相应发展，他说：“亲密感觉的世界失去了所有的界限，不再受到公共领域的限制，而公共领域代表对亲密关系的一种制衡。”
在桑内特之后，罗伯特·普法勒[21]提出，通过“亲密关系的暴政”（Tyrannei der Intimität），文明社会的脆弱性会自动增多。他对公共领域做了如下阐述：“（由于亲密关系的暴政）人们在公共领域也被要求只作为私人角色（Privatpersonen），而非公共角色（öffentliche Rollen）而存在。对于私人角色，我们最好不要去触碰；而公共角色，正是文明社会的人际交流中所欠缺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推进上述观点，就能得出：更多的脆弱性，反过来又创造了对保护的更大的需求。扬默认的基本假设是：世界必须适应人的脆弱性，而不是人的脆弱性必须适应世界。因此必须剔除“Nigger”一词，无论其上下文如何[22]；必须废除阳性泛指；必须保护女性免受性骚扰。然而，反对这种发展的人认为，这样一来，自我的力量在何处？人的自主性又在何处？人自我保护的能力岂不是要退化？
对于敏感性与韧性、脆弱性与韧性，下文将深入讨论这些对立关系。
[1]这里所说的“区分”对应原文的“Identifizierung”，此词有认同、同一性、身份、区分等含义。
[2]在本译文中，“共情”对应Einfühlung、Empathie、nachempfinden、Mitgefühl、mitfühlen、sympathisieren等词。在心理学中，一般要对“共情”和“同情”的概念做出区分。在德文中，一般词根中有表“进入”含义的词，如Einfühlung和Empathie，表达的是“共情”，而词根中有表“与……一起”含义的词，如mitfühlen，表达的是“同情”。但在本书中，作者并没有对此做严格区分。为了避免术语的误解，译者将这些表达全部统一为“共情”或“共情力”，而不使用“同情”或“同理心”等译法。
[3]德国文理中学教师一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在45小时以上，从下文强调扬的妻子是全职工作来看，扬的工作是兼职的。
[4]“所有学生因天气炎热而放假”这句话的原文是：“Alle Schüler haben heute hitzefrei.”，其中，“Schüler”是德文中“学生”一词的复数形式，但这个形式与“学生”一词的阳性形式是重合的。德文中表达“女学生们”的说法是“Schülerinnen”。按照性别平等的语言要求，此处这条通知可以表述为：“Alle Schüler_innen haben heute hitzefrei.”。详见知识背景1。
[5]“下画线形式”指用Schüler_innen表示“学生们”的用法。下画线不仅体现在书写上，其读法也常与Schülerinnen（女学生们）不同：Schüler_innen读如Schüler Innen。详见知识背景1。
[6]“萨沙”（Sascha）是女名，“阿莱克斯”（Alex）是男名。
[7]详见知识背景2。
[8]详见知识背景14。
[9]译文中的“声援”和“团结”，均对应原文的“Solidarität”（或其动词形式solidarisieren）。Solidarität的意思是“与某人或某个群体站在一起、休戚与共”，在当今，它还有一个具体的含义：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给推文带上一个话题标签（Hashtag）就表示声援某群体。例如：在#MeToo运动时期，给推文加上#MeToo的话题标签就表示声援被性侵的女性。
[10]详见知识背景3。
[11]从1997年7月4日起，婚内强奸（Vergewaltigung in der Ehe）在德国是触犯刑法的，且属于公诉犯罪。
[12]详见知识背景21。
[13]指小词尾带有贬义，可以用中文类比如下：用“Geflüchtete”对应“逃亡者”，用“Flüchtlinge”对应“逃亡仔”，“逃亡仔”中的“仔”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指小词。尽管如此，截至译者翻译时，以Geflüchtete替换Flüchtlinge并未上升为一种被公认为合理的德文规范。
[14]在本译文中，为了保持术语前后一致，“惩戒”与原文中的“Disziplinierung”一一对应。“Disziplinierung”还可以翻译成“惩罚”“约束”“驯化”“规范化”“纪律化”等。
[15]坦豪泽（Tannhäuser，约1230—约1265），德国中世纪诗人，写作恋歌和格言诗。
[16]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代表作有《愚人颂》等。
[17]但卢梭认为敏感性不在宫廷矫揉造作的世界中，而在自然的向善倾向中（详见第三章）。—作者注
[18]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从语言学出发来解释弗洛伊德的学说。著有《父亲的姓名》《康德同萨德》等。
[19]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1943— ），美国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的学生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好友。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艺术/音乐、家庭、观念史与身体史等，著有《19世纪的城市》《肉体与石头》《公共人的衰落》等。
[20]详见第六章的相关论述。
[21]罗伯特·普法勒（Robert Pfaller，1962— ），奥地利哲学家，著有《关于文化的快乐原则》《消极情绪》等。
[22]详见知识背景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