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序

一、色诺芬的生平

色诺芬（Xenophon，Ξενοφῶν，约公元前444/前431—约前350年），是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在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哲学、教育学等方面均有所贡献，代表作有《希腊史》《长征记》等文史名著，与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约前430/前420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前396年）并称为古代希腊三大历史学家。

本书选译、评注的是色诺芬名下（包括一篇托名）涉及古代希腊经济和政治的七部短篇论著，皆属希腊历史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其中有多篇分别是西方历史上经济学、政治学领域的开山之作，是古希腊人留给后世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

关于色诺芬的生平，传世的资料极为稀少。他本人著述甚丰，但在著作中很少直接述及自己，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对他鲜有提及，且多语焉不详，甚或相互抵牾。后世作家偶尔提到色诺芬经历和事迹的零星资料，其可靠性往往也是存疑的。因此，关于色诺芬生卒年份以及其他许多具体问题，迄今依然悬而未决。不过，如果撇开那些细枝末节，色诺芬一生的主要经历还是清楚的。[1]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时代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os）在《名哲言行录·色诺芬传》的开头是这样介绍他的：“色诺芬出生于雅典埃尔基亚（Erchia）德莫[2]，是格里鲁斯（Gryllus）的儿子。他为人谦逊，长相英俊。”关于色诺芬出生的年代，在古代至少有三种说法。其一，色诺芬在自己所著《宴饮篇》[3]中提到，公元前424年，在德里昂（Delium）战役[4]中，他与其师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年）在雅典骑兵队中并肩作战，败退之时，苏氏见其跌落马下，便奋不顾身，救他一命。[5]按照雅典法律规定，公民未满20岁，通常是不能离开阿提卡本土作战的。据此，色诺芬应该在公元前444年或之前出生。其二，第欧根尼·拉尔修说，色诺芬的鼎盛年在第九十四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第四年，[6]即公元前401/前400年。古希腊人通常以一个人40岁为其鼎盛之年，这意味着色诺芬出生在公元前441/前440年。一些学者对此说深信不疑。其三，色诺芬在其所著《长征记》中这样写道：因为自己当时（前401年）比普罗克塞努斯（Proxenus）年纪稍轻，未能取代他而成为将军[7]；普罗克塞努斯战死时大约30岁[8]，而色诺芬在该书中还多次强调自己年轻[9]。据此，人们似乎也有理由相信，色诺芬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31年前后。

色诺芬出身于雅典贵族，父亲名叫格里鲁斯，母亲名叫狄奥多拉（Diodora），家境富裕，熟谙骑术，[10]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据说，成年的色诺芬在雅典市场上偶遇年逾花甲的苏格拉底，经过简短的对话，获准加入苏氏弟子之列。一般认为，他拜苏格拉底为师的情况大致可信，但师从著名雄辩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以及在底比斯期间师从普罗迪科斯（Prodikos）的情节，则颇为可疑。有的研究者认定在《希腊史》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说色诺芬曾亲历公元前410年伊奥尼亚的战事和公元前406年阿吉努塞（Arginusae）之战，并且亲眼目睹了公元前405年羊河（Aegospotami）之战的消息传抵雅典时的悲壮场面。这些说法是可能的，但远非定论。还有研究者认为，公元前404—前403年三十寡头当政期间，色诺芬很可能就在雅典骑兵队中服役。[11]不过，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

据色诺芬在《长征记》中记载，公元前401年春，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自小亚细亚起兵，长途跋涉前去攻打其兄长、波斯时任国王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企图夺取王位。色诺芬应朋友普罗克塞努斯之邀，告别老师苏格拉底，加入居鲁士的军队，成为希腊雇佣军之一员；[12]同年夏，在波斯帝国首都之一巴比伦城附近库纳克萨（Cynaxa）之役中，小居鲁士战死，希腊雇佣兵诸位首领被波斯人诱杀，而他则成为这支希腊雇佣军五首领之一。随后他们在波斯军队的引导下，穿越波斯帝国腹地，踏上漫漫归途；在这些希腊军人沿黑海南岸行军的过程中，色诺芬两度趁军队等待渡船的机会，提出就地建立新城安居下来的主张，均遭否决。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希腊雇佣兵渴望返乡。色诺芬及其所率军队在拜占庭驻留期间，当地斯巴达驻军的首脑企图逮捕他，把他交给波斯总督。鉴于此，公元前400年冬，色诺芬率部投靠邻近的奥德里赛国王修塞斯（Seuthes）[13]，此时他已成为这支希腊军队的唯一指挥官。按照两人之间的协议，如果斯巴达人继续追捕色诺芬，修塞斯将保护他；如色诺芬协助修塞斯作战，作为回报，修塞斯须划出一块地方交由色诺芬治理。但是，当修塞斯借色诺芬之助战胜敌手之后却背约食言。色诺芬打算回雅典，因手下雇佣兵固请，他又率领他们到小亚细亚去为斯巴达人效力。这时，斯巴达人正在和波斯人交战。由于斯巴达人没有按时给这支雇佣兵发放薪饷，他们便靠劫掠本地富户为生。公元前399年，色诺芬及其手下六千余人一起投靠斯巴达将领提布隆（Thibron）。[14]

其后，色诺芬可能留在小亚细亚，在提布隆和德基里达斯（Dercylidas）领导下继续与波斯人作战。大约在此期间，他娶斐列希亚（Philesia）为妻。斐列希亚为他育有二子，格里鲁斯（Gryllus，与其祖父同名）和狄奥多洛斯（Diodorus），这两兄弟可能是双胞胎。[15]

公元前396年，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奉命到小亚细亚指挥斯巴达军队与波斯人作战。色诺芬很快与他成为挚友，深受阿格西劳斯的器重，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其后色诺芬可能在其麾下指挥一支雇佣军，也可能担任其幕僚；“科林斯战争”打响后，他肯定随阿格西劳斯由小亚细亚返回希腊，并亲历科罗尼亚（Coronea）战役，[16]此役中与斯巴达对阵的主要是雅典人、底比斯人等，但尚不知他是否与雅典人直接交战。普鲁塔克在《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中暗示，色诺芬随阿格西劳斯参加这次战役，并非出于对雅典人的憎恨，而是出于对阿格西劳斯的忠诚和友谊；他两度提及指挥居鲁士手下希腊雇佣军的将领赫里庇达斯（Herippidas，而非他自己），也是基于同样的缘由。[17]普鲁塔克的分析不无道理。

公元前394年，色诺芬随阿格西劳斯前往斯巴达。[18]大约在公元前399—前394年间，雅典人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他终身放逐。原因也许与其师苏格拉底有关，但也极有可能是在前395年“科林斯战争”爆发后，色诺芬采取亲斯巴达和反波斯行动，触犯了雅典城邦的利益。[19]另一方面，鉴于色诺芬的功勋，斯巴达当政者在特里菲里亚（Triphlia）的斯基洛斯（Scillus，位于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举办地奥林匹亚附近）划出一片地产赠予他，以示嘉奖。这是他们不久前从爱利斯人手中夺占的。[20]阿格西劳斯也将他的儿子安排到斯巴达接受教育。[21]这对于色诺芬而言，既是一种荣耀，也可因此确保他对拉栖代梦人的忠诚。其后二十余年，色诺芬在这里过着富足而悠闲的生活，他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在这期间创作完成的。[22]

色诺芬在《长征记》[23]中提到，希腊雇佣军会将其劫掠以及拍卖包括俘虏在内的战利品所得钱款总数的十分之一提出，交由几位首领保管，并由他们负责奉献给阿波罗（Apollo）和阿尔特密斯（Artemis）两位神祇。色诺芬将他自己所得份额的一半送到德尔斐，存放在那里的雅典圣库[24]（见图1）中，奉献给阿波罗神；并出于安全的考虑，将另外一半存放在以弗所（Ephesus）的阿尔特密斯神庙（见图2）的管理者麦加毕佐斯（Megabyzus）处。后来，麦加毕佐斯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时，将那笔存款如约带来移交给他。[25]

色诺芬收到钱款后，遵照阿波罗神谕的指示，为阿尔特密斯女神购置了土地，捐建了一座圣所。塞林努斯河（Selinus）横贯这片土地，河里鱼贝丰富；而在以弗所，也有一条塞林努斯河绕过阿尔特密斯神庙。色诺芬用圣库的资金修建神庙和祭坛，以土地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于阿尔特密斯女神。每逢重要节日，当地的公民、邻近的男男女女聚集一堂，热烈庆贺。阿尔特密斯女神赐予他们大麦、面包、葡萄酒和甜点，与他们共享献祭的牺牲和各种猎物。色诺芬的儿子、其他公民的儿子以及其他成年男子，均可参加为庆祝节日而举行的狩猎活动。他们在圣地和弗洛（Pholoe）山区猎捕野猪、狍子和牡鹿。

色诺芬的领地距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三四千米，沿斯巴达通往奥林匹亚的大道前行即可抵达。圣域内有牧场，山上森林茂密，本地的猪、羊、牛、马，完全可以满足节日庆典之需。神庙的周围是成片的果树，出产各种应季的水果。斯基洛斯的阿尔特密斯女神庙，仿照以弗所大女神庙的样式建成，神像造型也完全一样，只是规模小一些。神庙旁边矗立着一根柱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文字：“谨以此地献给阿尔特密斯。此土地的拥有者和收获者，每年须奉献其收成的十分之一，并从余额中保养神庙。如有未照此行事者，阿尔特密斯定会明鉴之！”[26]

第欧根尼·拉尔修还提到，斯巴达将军斐洛皮达斯（Phylopidas）曾将其征战所掳获的部分战俘赠予色诺芬。[27]色诺芬在其所著《家政论》《论财源》《回忆苏格拉底》中，对大土地所有者训练、使用奴隶和管理农场的情况了如指掌，很可能就是他的经验之谈。色诺芬在这田园诗般的环境里，生活富足安定，衣食无忧。这位“跨世纪”老人在参加狩猎、饮宴、交友、献祭等活动的同时，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现实状况，以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对时局的深刻理解，笔耕不辍数十年，就城邦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教育、道德、哲学等诸方面的问题进行反思、写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公元前371年，斯巴达人在琉克特拉（Leuctra）被底比斯军队击败，不得不退出先前所侵占的土地，色诺芬很可能在此时离开斯基洛斯。[28]公元前369年，为了对付迅速崛起的底比斯人，雅典、斯巴达这对老冤家不得不再度结盟，雅典人大约在前368年撤销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不过没有证据证明他重归雅典，而第欧根尼·拉尔修说他在科林斯定居终老。[29]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雅典参加骑兵队。格里鲁斯公元前362年在曼丁尼亚（Mantinea）之战中战死。[30]第欧根尼·拉尔援引历史学家埃弗鲁斯（Ephorus）[31]的著作，称格里鲁斯作为骑兵战士，作战异常勇敢顽强，直至战死沙场；还提到色诺芬头戴花环为儿子献祭，并且为有这样的儿子深感荣幸，[32]这证明色诺芬的名誉在雅典似已得到恢复。

色诺芬大约死于公元前354—前350年间。他在记载色萨利（Thessaly）人的史事时明确提到，“在这段文字的写作之时，……亚历山大的大妻舅提西丰努斯（Tisiphonus）居于塔古斯之位”。[33]这是其著作中所提及的可以确定的最晚年代。以上推论在其所著《论财源》中还有重要佐证。他先提到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期间的情况（德尔斐神庙受制于某邦），此战爆发于公元前356年秋至前355年春；[34]他还指出，“如今海上已无战事，收入也正与日俱增”。[35]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指公元前357—前355年“同盟战争”（Social War）之后数年的情况，是雅典财政最困难的一个时期。[36]色诺芬的最终居所很可能在科林斯，也可能在斯基洛斯。据罗马时代的波桑尼阿斯（Pausanias）记载，一位疑为出身于爱利斯的作家宣称，他们的祖先曾宽恕了色诺芬，允许色诺芬继续在那里保有他的地产，他还能指认色诺芬的坟墓所在地。[37]

二、色诺芬的主要著作

色诺芬著述丰富，并且全都完整流传至今，这在古代作家中很少见。其中有若干篇是关于回忆苏格拉底的对话体著作。这些著作中对话的主角通常都是苏格拉底。一般认为，色诺芬主要是借苏格拉底之口，阐发自己的观点。至于其中包含多少历史真实，学界一直存有争议。[38]传世著作中归于他名下的共有15部。

1.《希腊史》（Hellenica），色诺芬的史学代表作。全书分为七卷，接续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末节而作，记载自公元前411年秋冬之交至前362年曼丁尼亚战役间希腊地区主要史事。文笔平实简练，叙事冷静客观。全书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前两卷，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七年（前411—前404年）的战事，包括雅典内讧、波斯干预希腊诸邦战事并支持斯巴达人，阿吉努塞海战雅典获胜，羊河战役斯巴达奏凯，直至前404年雅典接受和约投降；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卷至第五卷开头，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至波斯“大王和平敕令”的颁布（前387年），斯巴达携战胜雅典之余威，扩充势力，厉兵秣马，准备东征，而科林斯、雅典、底比斯等邦在波斯鼓动、支持和操纵下，结成反斯巴达同盟，终于发生希腊诸邦之间的科林斯战争（前395—前387年）；第三部分包括第五卷至第七卷，记载斯巴达霸权一度得以稳固，随后趋于衰落；底比斯崛起并在琉克特拉、曼丁尼亚两次大败一向无敌的斯巴达重装步兵，伊巴米浓达（Epaminondas）统率大军多次攻入南希腊，终结了斯巴达长达数百年的希腊霸主地位。全书的核心内容是如实记述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如何击败雅典人而获得全希腊的霸权，以及这个霸权逐步衰落、崩解的过程。

2.《长征记》（Anabasis），全书分为七卷，年代跨度在公元前401—前399年之间。作者以写实的手法，详细记述了他参加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夺王位的波斯内战，以及库纳克萨之战失败后与万余希腊雇佣军从波斯帝国腹地向地中海沿岸撤退的艰苦历程。全书晓畅生动，文采斐然，历来被视为希腊古典散文的杰作。此书奠定了他古希腊文学家的地位。此书也是公元前5、前4世纪之交希腊城邦历史，波斯帝国政治军事及其与希腊关系的重要史料。[39]

3.《居鲁士的教育》（Cyropaideia），全书分为八卷，是一部酷似历史小说的传记题材的作品。[40]书中的主角是波斯帝国的开创者居鲁士大帝。作者以晓畅生动的文笔，通过描写居鲁士所受的良好教育，说明政治家的训练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叙述居鲁士的丰功伟绩，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具体史实往往经不起推敲。书中还记述了军事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如武器的种类，兵力的布置，进攻和退却的策略等。色诺芬在此书中对波斯大帝明显表现出崇敬之情，反映其时希腊人尚未充分形成对临近异族（Barbarians）的鄙视观念。

4.《阿格西劳斯传》（Agesilaus），记述拉栖代梦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前444—前360年）的生平事迹。[41]这位国王虽然腿有残疾，但富有军事才能，在位期间（前398—前360年）正值斯巴达国势由盛而衰的时期，他作为国家最高军事统帅，率兵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斯巴达称霸、与波斯对抗、科林斯战争等）中扮演重要角色。此书是西方最早的传记体历史著作之一，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阿格西劳斯对色诺芬有知遇之恩，因而作者对这位国王推崇备至，赞扬他虔敬神明，诚挚待友，对邦国无限忠诚，对下属宽厚仁慈，作战时身先士卒，生活中质朴勤谨。溢美之词，不一而足。

5.《斯巴达政制》或译《拉栖代梦政制》（Lacedaimonion Politeia），是一部讨论斯巴达政制，或者说是讨论斯巴达人生活方式，探讨斯巴达国势兴衰的专著，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是研究斯巴达社会、政治、军事、法律、风俗的重要原始史料。[42]色诺芬与斯巴达的关系和他的个人经历，更突显此著的重要性。当然，要想全面深入理解此书的内容，必须结合《希腊史》《居鲁士的教育》《阿格西劳斯传》等著作，以及当时希腊历史的实际情况加以研读。

6.《论财源》（Poroi），或译《论收入》《雅典的收入》（De Vectigalibus，Ways and Means，The Revenues of Athens）[43]，此著的写作，很可能是针对“同盟战争”（前357—前355年）之后雅典财政极度困难的实际状况，着重讨论增加其财政收入的种种途径，堪称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财政学专著。虽然书中所提建议或设想往往带有某种理想化色彩，甚至脱离实际，但其立足点恰恰是社会现实。因此，此书对于研究其时雅典经济状况和希腊经济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7.《家政论》（Oeconomicus），或译《经济论》。古代希腊乃至西方第一部经济学著作。[44]此著借苏格拉底和雅典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伊斯科马库斯（Ischomachus）的对话，深入讨论如何管理家政，如何训练和使用奴隶，合理使用劳动力，选购哪种奴隶管家，娶什么样的妻子，以使私有财产有所增加；对话中还讨论了社会分工问题，探讨农业的重要地位及其与其他行业的关系，甚至涉及土地买卖和投机等问题。

8.《追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45]，色诺芬追忆了导师苏格拉底的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同时也叙述了苏格拉底对城邦、个人、友谊、美德等各种问题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与柏拉图笔下的有较大差异，究竟哪个更接近真实，尚难有定论。

9.《申辩篇》（Apologia），是苏格拉底的一篇自辩词。公元前399年，雅典人以“不虔敬”和“败坏青年”等莫须有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该篇是讲述苏格拉底在面对雅典人的指控和审判时，在法庭上为自己所作的申辩，一般认为可信度较高。

10.《宴饮篇》（Symposium），记述那些名流贤达饮酒聚会时，在酒桌上就诸如性、晨练、饮酒等论题高谈阔论、畅所欲言。

11.《希耶罗》（Hiero），是一部对话体作品。叙拉古的僭主希耶罗与睿智的诗人塞蒙尼德斯（Simonides）围绕幸福所进行的对话。双方围绕着平民生活与僭主生活的优与劣、快乐与痛苦展开。塞蒙尼德斯从大众的视角出发，认为僭主生活中的快乐一定远远多于平民，而体验过平民和僭主两种生活的希耶罗却以自己的经验予以反驳，认为情况恰恰相反。

12.《论骑兵队长》（Hipparchus），色诺芬在该篇中着重讨论了作为骑兵指挥官的职责以及骑兵的技术性问题，描述了骑兵的选拔、审查、训练、演习状况，以及他们的组织、布阵、行军、装备和生活等。色诺芬年轻时参加雅典骑兵队，后加入雇佣军，随小居鲁士参与波斯内战，撤退时被推选为指挥官，率领雇佣军余部返回小亚细亚，随即又在斯巴达军中效力，积累了丰富的训练和指挥士兵的经验。骑兵在古希腊军队中所占分量很小，作用有限。作者见识广泛，具有丰富的骑兵实战经验，该篇是西方军事史上首部专门讨论骑兵的著作。

13.《论马术》（On Horseship），是现存最早的骑术专著。该篇是为那些有志养马赛车但不得其门而入的贵族青年而作。色诺芬在此文中总结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扼要介绍如何选购良驹、判断马龄、养马驯马、驯服烈马，以及配备马具和武器装备等。[46]

14.《论猎术》（Cynegeticus），色诺芬在该篇中指出，狩猎使人年轻而充满活力；狩猎者长寿、健康、勇敢、可靠。这篇文章大都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字里行间时常洋溢着轻松、惬意、欢笑、和谐。作者详细列举了诸如各种猎网使用的网线数量以及47种猎犬名字。文章开篇即列举诸位英雄师从马人喀戎（Chiron）[47]练习打猎，以讨论打猎可以提升美德结尾。在色诺芬看来，狩猎益处多多，猎手是辛勤的劳动者，他们对父母、对朋友尽心尽责，对整个邦国有益。

15、《雅典政制》（Athenaion Politeia,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ians）。除了上述作品以外，在色诺芬的作品集里还有一篇佚名作者的文章，名为《雅典政制》。现代研究者根据其内容推断，其写作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46—前424年间，也有学者认为写于前441—前418年间或前431—前413年间。从写作时间和文风上看，它很可能不是出自色诺芬之手。此文自始至终以贵族寡头的口吻贬抑平民百姓，讨论雅典平民治邦理政的种种措施。近代学者通常称此文的作者为“老寡头”（Old Oligarch）或“伪色诺芬”（Pseudo-Xenophon）。事实上，在希腊古典时代，不同政治集团、社会阶层或者民间人士，对于雅典民主制已有不同看法。不过，近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在考察雅典历史时，往往特别关注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借用伯里克利之口，对雅典民主制所做的带有明显理想化色彩的评述，[48]而对“伪色诺芬”的评论则有所忽视。事实上，这篇对雅典时政的评述，无疑是客观、全面了解雅典民主制实际情况的极为珍贵的原始史料。[49]

三、色诺芬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

在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中，像色诺芬这样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历经城邦由盛而衰整个过程的“世纪老人”是绝无仅有的。

毫无疑问，色诺芬的著作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但是，千百年来，学者们对这个时代希腊城邦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是强调希腊城邦社会经济发展、奴隶数量激增、贫富分化加剧和阶级斗争趋于激化等等。[50]这些看法稍显简单化，也不尽符合历史实际。色诺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征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

第一，希腊世界格局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发展历程，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希腊诸邦中，资历最深的霸主，无疑当属拉栖代梦（斯巴达）。斯巴达人定居拉哥尼亚之后，不断伺机向外扩张，形成了国土面积和人力资源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自公元前7世纪末起，拉栖代梦人不仅成为南希腊无可争议的霸主，而且依靠其强大的常备军，频频干预希腊其他城邦的内外事务，俨然成为全希腊秩序的维护者。据希罗多德记载，为了结束庇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的僭主统治，他们曾两度出兵雅典。[51]修昔底德认为，正是他们推翻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大多数城邦的僭主政治。[52]波斯战争给希腊城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希腊城邦世界的旧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雅典海上霸国的崛起。雅典人虽然在大陆上很难动摇斯巴达人的霸主地位，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海军，一跃成为希腊乃至东地中海地区第一海上强国；他们利用原臣属于波斯帝国的那些希腊城邦急于摆脱波斯人桎梏的迫切要求，使得爱琴海区域以及小亚细亚沿海诸邦先成为其领导下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成员国，继而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其逐步臣属于雅典人，从而形成历史上的“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53]至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希腊世界，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前者陆地称雄，后者海上称霸；两强相持不下，经过一系列冲突和战争，大体保持均势，两强共同维持着希腊世界的“有序”状态。然而，随着双方矛盾不断升级和激化，一场大战势所难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双方的人力、财力、国力不断被消耗，到了战争后期，在斯巴达、雅典两败俱伤之际，波斯势力趁机介入，对希腊世界的局势演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波斯人对斯巴达人的支持，对于其最终获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拉栖代梦人在赢得这场战争之后的十年间（前404—前394年），实现了希腊及爱琴海地区暂时的“统一”，被有的学者称为“斯巴达帝国”。[54]但人们注意到，其本已薄弱的国家机构，却并未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有所强化，反而更加力不从心，根本难以掌控急剧扩大的领土。胜利者本该愈加强大，而拉栖代梦为何反而迅速走向衰弛了呢？这一点令古典作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随着科林斯战争的结束，这个外强中干的所谓“帝国”，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很快分崩离析了。于是，希腊再次进入“无序”状态，越发受制于波斯人。[55]公元前387年，波斯国王颁布的“大王和平敕令”表明，希腊诸邦现有秩序的维持，斯巴达苟延残喘的霸权地位，所依靠的不过是波斯国王的一纸敕令而已。成立于公元前378/前377年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一度使爱琴海的海上秩序有所恢复，但是从传世的盟约来看，这个同盟也是以不违背国王的敕令为前提的，说明雅典的势力已今非昔比了。“同盟战争”后，该同盟亦名存实亡。[56]在斯巴达、雅典双雄相继衰弛之际，底比斯人一度崛起（前371—前362年），他们在名将伊巴米浓达的统率下，多次攻入伯罗奔尼撒，数度重创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但随着伊巴米浓达的阵亡，其霸权也随即终结。色诺芬亲眼见证希腊世界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看到一个个“强人”衰老或离世，看到希腊世界一次次由“有序”变为“无序”，终于使他不能不对希腊世界的前途感到迷茫，或者说，他一时还看不到未来重建希腊世界秩序的希望。公元前362年曼丁尼亚战役之后，风烛残年的色诺芬也许彻底绝望了。他写道：“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与人们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57]

第二，希腊城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城邦危机出现萌芽并且初步发展，至公元前4世纪前期普遍日益深化，在不同城邦，其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样的。城邦作为希腊地区一种主要的早期国家形态，其社会经济基础是小私有者（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小土地所有制。色诺芬作为社会上层的一分子，生活在城邦危机的社会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对历史事实的取舍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发展到鼎盛时期，同时也初现危机萌芽。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公民权、士兵、土地所有权三位一体的城邦社会结构出现某种松动，甚至有彼此脱节的迹象，如雅典“军事移民”的常态化等等，都表明公民个人与公民集体、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58]城邦危机的实质，是城邦这种早期国家形态，已经不能适应业已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基础，或早或迟要被规模更大、统治机构更复杂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取代。城邦危机的深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通过内部发展，逐步突破城邦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国家机构随之演变和强化；另一种是外表上虽依然保持城邦基本结构，但逐步失去活力（内部的凝聚力或外部的扩张力），被其他更为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征服或者取代。

就个人和公民集体的关系而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私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私有化程度的加深、个人权势的增长等），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日益突出，某些权贵人物甚至把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凌驾于公民集体和国家利益之上。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如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59]、克里提亚斯（Critias）[60]、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61]等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公民集体同时也是一个战士共同体。当兵打仗、保家卫国原本是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随着战争频率升高、规模日益扩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某些城邦军队（如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海军）中异邦人的比例不断提高，雇佣兵制度悄然发展起来。这样，城邦财力的强弱对于军事力量的决定性影响愈益明显。这也是波斯人自前5世纪末起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操纵希腊城邦外交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最主要的原因。及至前4世纪，财政拮据困扰下雅典城邦，很少大规模使用雇佣军，公民兵依然常常担任军队主力，但公民参战的积极性往往取决于国家或雇主的财力状况，这实际上就是公民兵的雇佣兵化。斯巴达城邦危机则属于另一类型。[62]

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战争是邦国交往的重要方式。战争、海盗、贸易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地中海世界诸区域间联系趋于密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纵观希腊的历史，陆地和海上的征战不仅扩大了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也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大约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某些有识之士开始并且逐步习惯于跳出城邦的窠臼，从超越城邦的视角去观察城邦的兴衰，这是“希腊”作为民族、文化和地理概念形成的历史基础。当然，历史上的“希腊”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也是动态演进的。[63]色诺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考察和阐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突出的贡献。

第三，从希腊社会精英的心路历程来看，色诺芬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与古典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色诺芬的视角有其独到之处。作为有深厚文化素养的雅典贵族，他亲历雅典平民滥权，误国害民。他深爱祖国，渴望她国富兵强，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情结一直植根于他的心头。他后来将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雅典效力，可以为证。

城邦危机时代的思想家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力图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开出挽救城邦危机的种种“灵丹妙药”。虽然色诺芬并未像柏拉图那样，以其严密复杂的哲学思辩体系构建其心目中的“理想国”，但他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在《斯巴达政制》的末尾吐露了心声。色诺芬的“理想国”更加具化。柏拉图曾经设计过一个培养“哲人王”的系统工程，而色诺芬则是通过对具体的历史人物的描述抒发胸臆，虚构居鲁士大帝种种“优秀品质”并将其展示给读者。在他看来，假如现实社会中有这样的伟人，何必担心希腊世界秩序大乱？何必担心希腊世界支离破碎而难以统一？又如，他对于理想“宪法”设想是通过对来库古斯（Lycurgus）立法的赞美来加以阐发的；在他看来，倘若斯巴达人一直恪守古代圣贤的立法，何至于败落到如此地步？再如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不像柏拉图那样设想出公民的理想生活图景，而是通过对酒会、狩猎、马术等具体事务的讨论，通过虚拟诗人与僭主的对话，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其对那种理想生活愿景的追求。唯其如此，读者们需要将其所描述的各种“景致”拼接起来观察，才会隐约看出其“理想国”的整体构思。只有把《家政论》和《论财源》的相关阐述结合起来，才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色诺芬的经济主张；要把他在《希腊史》中对诸多英雄人物的评述，与他对雅典民主的批评和对居鲁士大帝、阿格西劳斯的称颂结合起来，才能大体厘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

色诺芬是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必然带有其时代特征。奴隶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要就是通过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奴役和剥削来实现的。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们崇拜英雄和强者，希望自己的祖国以武力征服他邦，从而实现和平有序的生活。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时期，希腊城邦总体上相安无事。可是，时过境迁，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雅典对外扩张屡屡受挫。雅典于公元前378年组织的第二海上同盟，到前355年“同盟战争”结束时也名存实亡。作为一位雅典人，色诺芬退而反思：雅典平民如果不剥削同盟者，难道就不能实现富足和强大吗？基于此，他在《论财源》中提出了改善雅典财政状况，增加雅典收入的种种理想化途径。如以优惠政策吸引外侨前来雅典居住和经营，授予外来经商者以诸多特权，等等。

色诺芬的作品中表现出明显赞赏斯巴达、贬抑底比斯的取向。但是，如果据此断定色诺芬不热爱甚至背叛自己的祖国，似乎也有些简单化了。城邦危机的重要表现，是人们爱国主义和集体意识日趋淡薄，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视荣誉、真诚和友谊；雇佣兵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初逐步流行，雇佣军行为最明显的特征，简单说就是“给钱就打仗，有奶就是娘”。既然强者代表公理，色诺芬在政治上崇敬波斯人及其先王居鲁士大帝，称许斯巴达先前立法者来库古斯以及现任国王阿格西劳斯，也就毫不足怪了。因为在他的视野中，波斯是近两百年来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是当时希腊世界传统秩序的维护者。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他获赠的那片土地，恰恰是拉栖代梦人对外扩张的直接结果。至于他对底比斯的看法，有的研究者指出，与其说是色诺芬个人的偏见，不如说那个时代希腊人共同的偏见。虽然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都有称雄全希腊的野心，然而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底比斯人若称霸无疑是一种僭越行为，而斯巴达人则正当得多；在希腊诸邦中，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它长期居于斯巴达、雅典之下，陆军弱于斯巴达，海军不如雅典，属于“二流”强国。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与波斯交恶以后，人们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历史污点——波斯入侵希腊时，底比斯人曾死心塌地投靠波斯人。更为严重的是，底比斯的崛起势必打破希腊人长久以来所默认的陆（斯巴达）海（雅典）对峙、势力制衡的传统格局，这似乎被视为一种不可接受的僭越。[64]

四、色诺芬的经济思想

在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比较关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论述，而对色诺芬的经济思想有所忽略。实际上，色诺芬是古代欧洲第一位撰写“经济学”“财政学”专著的人，堪称西方“经济学之父”“财政学之父”。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家政论》和《论财源》等著作中。[65]

（一）分工思想

色诺芬的分工思想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居于开创性地位。他在论述经济问题时实际论述了自然分工、社会分工、生产部门内部分工等一系列问题。

自然分工，是指由人们年龄、性别等自然条件引起的劳动分工。色诺芬详细讨论了两性自然条件特征、差别与劳动分工的关系，男女之间要彼此合作，取长补短，他指出：“在我看来，诸神很明智地将人们称为女性和男性的东西凑成一对，目的是为了让这对伴侣各自得到最好的东西。……对于那些生活在家里又想充实家庭的人们来说，就需要有人在室外劳作。耕地、播种、种植和畜牧都是这样的室外工作。这些是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当这些东西被运到家里之后，就必须要有一个人保存它们并且负责一些家里的工作。照顾新生的婴儿属于家里的工作，将谷物制成面包也是家里的工作，与之相似，将羊毛制成衣物也是。……我认为神祇将女人的特质准备得更适合室内的工作和事务，男人则是室外。神将男性的身体和精神造得更加能够忍受严寒酷暑、长途跋涉和军事远征。……我认为神便将室内的工作分配给了女人。”[66]

社会分工，是指人们社会劳动的职业划分，人们在劳动中既彼此分立，又相互依存。社会分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专业的分工，如农工牧渔等业的分工；另一类是领导者和执行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这两类分工都具体体现在一定的职业划分上。色诺芬指出：“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足以使他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而在大城市就不同了。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主顾，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67]这里论及木工、铁匠、泥瓦工、农民之间的分工；分工的发展受制于市场（主顾的多少）；大城市则有所不同，分工程度高于小城市，分工趋于细密有利于提高劳动技艺和产品质量，一个人兼做多种工作就“不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做好”。色诺芬在《家政论》中较多地论述了领导者和执行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他以农事、政治、家政和军事为例，谈及领导权的重要性，大至城邦联盟和邦国的领导人，小至一艘舰船的指挥官、一个农场的管理者，特别是“当神明般的、勇敢的且有知识的指挥者领导同一支部队”的时候，“能够用思想而不是靠蛮力去铸就伟大的事业。在私人的工作中也是如此，管理者是监管者和指挥者，他能够让人心甘情愿且充满活力地投身工作且能够持续保持，这些人就是那些能赚钱并且有所盈余的人。”色诺芬明确意识到由分工而担任领导职位（国王、舰长、管家等），由领导职位而拥有权力，领导者的素质和才能，他们的作用，对于包括农事在内所有人事来说，都“是最重要的”。[68]在论及雅典银矿的经营和管理时，他明确提到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管理者之间的分工，“有许多人，无论是雅典人还是外邦人，他们要么不愿意，要么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却很乐意通过脑力劳动，谋得自己生活所需”。[69]

马克思对于色诺芬的分工思想予以关注和较高的评价。马克思将柏拉图和色诺芬对比并指出：“前者（指柏拉图——引者）认为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后者（指色诺芬）则以他所特有的市民阶级的本能已经更加接近工场内部的分工。”[70]“他比柏拉图更详细地研究了分工，不仅是整个［社会］的分工，而且还研究了单个工场中的分工。”与柏拉图相比，“色诺芬的观点更前进一步：首先，因为他强调把劳动简化为尽可能简单的劳动，其次，他认为实现分工的水平取决于市场的扩大”。[71]

（二）界定家产、财富及增加家产的途径

古希腊文“家政论”（Οἰκονομικός）一词是由οἶκος（家、家产、家庭）和νομικός（法律的、有秩序的）二词合成，是现代西文“经济学”的词源。“家政学”是一门家产、家事管理的学问。家产不仅包括对房屋、土地和财产的经营维护，还包括对妻子和家奴的教育、培训、管理，涉及以家庭为单位的一切管理活动。因此在色诺芬看来，家产就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家政管理”是一门学问，它“能够帮助人增加家产，而家产是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东西”，“是那些对人的生活有用处的东西”。[72]

色诺芬敏锐地观察到物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只有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才是财富。譬如一个人有一种乐器，却不知道如何演奏，那对他来说乐器无异于石头；对于不会演奏乐器的人来说，乐器就不是财富；如果拿来出售，它就变成了财富。以此类推，如果有人有马不会骑，有羊不会养，有钱不会用，有地不会种，甚而带来损失，这样，马、羊、货币和土地就都不是财富。而一旦把它们拿来卖，就又成了财富。就是说，“能带来助益的才是财富，而带来损害的则不是财富”[73]。这当中实际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即物品在有使用价值时，从同一基点出发，它也有交换价值。

贯穿《家政论》的主要论题是如何增加家产。概括起来，大致讨论到三个不同的范畴。一是通过管理增加财产，对话中一再举例强调管与不管、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他特别强调田庄主人夫妻分工、如何选择和使用管家，如何训练和使用奴隶。二是泛论社会上由什么来创造财富。他提及“劳作”“知识”“技艺”和“有用的朋友”，认为这些都能增加财富或“创造盈余”。三是说家庭或个人通过买卖或投机也能增加财产。商人们漂洋过海，收购粮食，择机倒卖。他还特别提及土地投机：“那些垦殖得很好的土地花费更多并且不会再有多少升值空间了。……把一块荒地变成丰饶良田，没有什么升值比这个还要大的了。”[74]

（三）重农鄙工

色诺芬极力推崇农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农业简单易学，对自己、对社会好处多多；二是突出从事农业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耕耘土地，收获食物，满足需求，有益健康，“有助于训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训练士兵的场所，是其他行业兴盛繁荣的物质基础。同时，耕耘是培育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有效途径，便于培养对神祇的敬仰之情。他说：“耕作是一切技艺的母亲和哺育者。因为当耕种得当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都会得到强化，但是在土地被迫荒废的地方，无论关乎陆地还是海洋的其他技艺，都将濒临灭绝。”[75]色诺芬对农民和工匠的看法判若云泥。他指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我们说过的，当战争降临这片土地时，如果我们让耕作者和手工业者分坐两边，问他们是想保卫田地还是想退守城墙，我们认为两边之中，那些拥有土地的人会投票保卫家园，而工匠们则不会抵抗，就像他们被训导的那样，坐在那里，既无痛苦，也无危险。”[76]他说在那些尚武的国家里，甚至不许任何自由公民从事手工业活动。他认定工匠们在敌军来临时不作抵抗，貌似证据确凿，实际上明显是出于对工匠的鄙视和偏见。

（四）对价格波动和货币职能的认识

古希腊世界贸易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在古典时代最大的工商业中心雅典，货币流通很普遍，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海事贷款和钱币兑换的商人。[77]这是色诺芬对价格和货币见解形成的社会基础。

色诺芬论述商品的价格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二是价格变动对生产的调节作用。他指出，“当青铜匠大量增多，青铜制品价格变得便宜的时候，铜匠就无事可做了；铁匠剧增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样，当谷物和酒数额剧增，而农产品价格低廉时，耕种土地便无利可图，结果造成许多人放弃农业，转而从事海上贸易、零售和放贷。”[78]

希腊世界通用银币，他将白银看作最重要的货币，开采银矿、占有白银是贵族奴隶主们梦寐以求的。其时波斯帝国通用金币，所以他承认黄金也是一种重要的货币。至于货币职能，色诺芬实际已初步论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和国际货币的职能。他在《论财源》中提出，邦国繁荣的时候需要银子，在遭遇歉收、战争的时候也需要银子。人们可以用银子招募兵员、购买武器和粮食等物品。这比较充分地阐明了银币的流通职能。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把白银贮藏起来，况且人们对于白银的追求永无止境。[79]雅典在海外推行本邦币制已近百年，白银的世界货币职能也受到色诺芬的关注。他写道：“在大多数城邦中，很多商人都被迫携带回程货物，因为他们在那里使用的货币不能在其领土之外使用。但是在雅典，他们能够换取大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他们不想携带回程货物，银币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出口物，因为不管他们在哪卖掉这些银币，总能获取比原来更多的价值。”[80]

在古代社会，农业经济、自然经济无疑是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古典时代的雅典商品经济发展，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古代世界的特例。色诺芬生逢其时，是简单商品经济的拥护者和研究者，在简单商品经济总概念下的财富增值、社会分工与生产单位内部分工、货币职能等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基本点上，初步地提出或论述了它们的基本范畴，为后世经济学发展起到了奠立基石和开辟路径的作用。因此，色诺芬的经济思想虽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仍称得上古代欧洲第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

五、色诺芬著作的抄本和译本[81]

在古代作家中，只有极少数人的作品得以完全保存下来。色诺芬为其中的幸运者之一。古代以色诺芬之名流传的文本共有15篇，可以分为历史和传记作品：《长征记》（Ἀνάβασις）、《居鲁士的教育》（Κύρου παιδεία）、《希腊史》（Ἑλληνικά）、《阿格西劳斯传》（Ἀγησίλαος）、《斯巴达政制》（Λακεδαιμονίων Πολιτεία）、《雅典政制》（Ἀθηναίων πολιτεία）；与苏格拉底相关作品：《追忆苏格拉底》（Ἀπομνημονεύματα）、《申辩篇》（Ἀπολογία Σωκράτους πρὸς τοὺς Δικαστάς）、《家政论》（Οἰκονομικός）、《宴饮篇》（Συμπόσιον）、《希耶罗》（Ἱέρων）；专题小文：《论马术》（Περὶ ἱππικῆς）、《论骑兵队长》（Ἱππαρχικός）、《论猎术》（Κυνηγετικός）、《论财源》（Πόροι ἢ περὶΠροσόδων）。其中《雅典政制》一文虽然在古代以色诺芬之名流传，但是现已基本不再被视为色诺芬的作品，作者通常被称为“伪色诺芬”或“老寡头”。

除传世文献之外，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色诺芬的出土文献残篇中，约有91.5%以纸草、8.5%以羊皮卷为载体，主要出土地是埃及，另外在利比亚和以色列等地均有少量发现。

《家政论》最早出土文献的发现得益于奥克西林库斯纸草P. Oxy. 2. 227和泰卜图尼斯纸草P. Tebt. 2. 682，约抄写于公元1—3年，前者包含了Oec.VIII.17— IX. 2，后者包含了Oec.XVIII.9等内容。而作为传世文献的《家政论》的中世纪手抄本主要集中于14—15世纪，最知名的是威尼斯抄本Venetum Marcianum 511、梵蒂冈抄本（Reg. gr. 096），此外还有柏林抄本（Phillipps, 1627. 224）、佛罗伦萨本（Plut. 55. 19）、维也纳本（Hist. gr. 095）等。《家政论》最早的校勘版本包含于1516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的色诺芬全集校勘本，随后又有不同程度的更新，目前最主要使用的是塔尔海姆（T. Thalheim）的托伊布纳本[82]和马强特（E. C. Marchant）的牛津古典文本[83]，马强特也是“洛布古典丛书”中色诺芬作品集的译者，[84]他在出版牛津古典文本的校勘本时经过比对，认为梵蒂冈抄本（H）是最可靠的。法国的布代版[85]在马强特牛津本的基础上校订，但是并没有对手抄本进行深入研究。译本除了上文提到的马强特洛布译本和布代法语译本外，还可以参考珀莫若（Sarah Pomeroy）的评注本[86]。

《论财源》大概是色诺芬的最后一部著作，目前已知最早的出土文献写成于公元2年，出土于埃及法尤姆的阿尔希诺依纸草P.Münch. 2. 41，其中包含《论财源》I.5—6的内容。此外还有出土于奥克西林库斯的纸草P. Oxy. 85. 5487,其中包含《论财源》1.4—5和2.1—2的内容。其中世纪的手抄本有数个传统，其中最为知名的是成书于14世纪的梵蒂冈抄本（Vat. gr.1950）、威尼斯抄本（Gr.Z. 368—9）、佛罗伦萨抄本（Plut. 55. 21—2）以及巴黎抄本（Grec.2955）等。《论财源》篇幅不大，校勘本多与色诺芬其他著作归置在一本书中，比如马强特的牛津古典文本及其洛布译本[87]。但是，关于《论财源》目前最好的译本是怀特希德（David Whitehead）的评注本[88]，怀特希德不仅仅纳入了纸草学的最新研究，还细致梳理了抄本传统，译文也更加贴近原文。

《斯巴达政制》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埃及纸草PSI Congr. 17. 9，其中包含《斯巴达政制》1.3—4的内容，现藏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纸草中心，这是目前发现的有关《斯巴达政制》的唯一出土文献。但是，其中世纪抄本有若干传统，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佛罗伦萨抄本（Plut. 80. 13; 69.25; 55. 21—22）、梵蒂冈抄本（Vat. Gr. 1334;1619）、威尼斯抄本（Gr. Z.368—9; 511）、莫德纳抄本（Puntoni 145）等。最早的校勘本出版于1516年，随后不断修订，马强特的牛津古典文本最广为使用，最常用的译本也是马强特的洛布本和利普卡（Michael Lipka）的评注本[89]。

目前已知《阿格西劳斯》的唯一出土文献是法尤姆的阿尔希诺依纸草，首次于ZPE 115 (1997)第117页出版，包含文本的第1章第18节。其中世纪手抄本主要有威尼斯本（Gr. Z. 368）、梵蒂冈本（Vat. Gr. 1950; Urb. gr. 93, 117）、佛罗伦萨本（Plut. 55. 22）。主要的校勘本和译本分别为塔尔海姆的托伊布纳版本，马强特的牛津古典文本和洛布译本[90]。

《论骑兵队长》一文目前尚未发现相关出土纸草文献，但是其中世纪抄本传统丰富。最早的修订本在1516年于佛罗伦萨出版的色诺芬全集中出现，后来最为常用的校勘本是托伊布纳本[91]。最常用的英译本为洛布版本[92]。

《雅典政制》因成书年代问题基本不再被认定为色诺芬的作品，如今一般取穆瑞（Gilbert Murray）最先使用的“老寡头”指代作者，或直接称之为“伪色诺芬”。其中世纪抄本主要有佛罗伦萨本（Conv. Soppr. 110; Plut. 55. 21—22; 80.13）、莫德纳本（Puntoni 145）、巴黎本（Grec. 1644; 2955）、梵蒂冈本（Vat. gr. 1335）和威尼斯本等等。校勘本主要有马强特的牛津古典文本，与色诺芬的其他经典短文并列，洛布的译本同样为马强特所作，其他流行的英译本有奥斯邦本[93]，罗兹本[94]，等等。

20世纪晚期以降，色诺芬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9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召开了关于色诺芬的学术研讨会，而后会议组织者从提交的60多篇论文中精选24篇，于2004年结集出版（C.J. Tuplin，Xenophon and His World: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Liverpool in July 1999，Franz Steiner Verlag，Stuttgart，2004）。201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教授米歇尔·A.弗洛尔主编的《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Michael A. Flower，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Xenoph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国际古典学界关于色诺芬著述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内容涵盖色诺芬所处的时代背景，其在希腊历史学、哲学、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多部著作的专门研究，语言、叙事风格的探讨以及若干专题研究。

中译者在译注过程中，主要参考古希腊文原文以及多种现代译本、评注本，注释一方面是精选近百年现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是译注者自己的研读心得。同时，根据自己对原文和希腊史粗浅的理解，对有些注释做了相应的处理，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的内容。译者自知学力有限，虽竭尽所能，但错误之处难免，敬祈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译者　　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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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期较为详细考证色诺芬生平的专论，可参C. J.图普林：《色诺芬和他的世界》（C.J. Tuplin，Xenophon and His World: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Liverpool in July 1999，Franz Steiner Verlag，Stuttgart，2004），第33—54页；R. B.斯特拉斯勒：《地标色诺芬〈希腊史〉》（R. B. Strassler ed.，The Landmark Xenophon’s Hellenika, A New Translation by John Marincola, Introduction by David Thomas，Anchor Books，New York，2010，以下简作“地标《希腊史》”），序言，第xvii—xxiv页；M. A.弗洛尔：《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Michael A. Flower，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Xenoph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第15—36页。

[2]　德莫即村社。该德莫位于雅典城以南，距离卫城约20公里，在今雅典国际机场之北。古代雅典共有一百多个德莫。

[3]　色诺芬：《宴饮篇》（Xenophon，Symposium）1. 1。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经过后人校对、整理，在古代即已被划分为卷、章、节，现代学者们引用时，通常只注明其作者、书名及卷章节；如果该作者只留下一部传世作品（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斯特拉波等），则只需注明作者名字和卷章节即可。当然，古典作品传世的抄本不同，章节的划分也略有差异。一百多年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被公认为是英语世界众多古典译本中较好者，采用古典原著与英语译文相对照的体例。目前这套丛书在国内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和图书馆均有收藏。本书所引古典作品凡未特别注明者，皆用该丛书译本。如今读者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古典作品的现代译本。因此，译者在引用古典作品时，遵照国际学术惯例，仅注明卷、章、节或行。

[4]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与波奥提亚人的一次交战。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Vols. 4,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 1980—1984；中译本参阅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以下简作“修昔底德”），IV. 93—96。

[5]　斯特拉波：《地理学》（Strabo’s Geography，以下简作“斯特拉波”），IX. 2. 7；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Diogenes Laertio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以下简作“第欧根尼·拉尔修”），II. 22。

[6]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5。传统认为，希腊自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开始有确切纪年。

[7]　色诺芬：《长征记》（Xenophon，Anabasis），III. 1. 25。中译本参阅《长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8]　色诺芬：《长征记》，II. 6. 20。

[9]　色诺芬：《长征记》，III. 1. 14等。

[10]　在雅典公民中，养马者属于少数最富裕阶层成员。他带着自家的马匹参加长征，即为明证。参阅色诺芬：《长征记》，III. 3. 19。

[11]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中译本参阅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II. 4. 6。

[12]　居鲁士手下的波斯军队号称10万，实际上可能有4万左右；另外有来自希腊各地的雇佣军1.3万。参阅色诺芬：《长征记》，I. 2. 7。

[13]　奥德里赛人（色雷斯人一支）之王。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2，9；IV. 8. 26。

[14]　对库纳克萨之战和希腊军队（西语文献通常称之为“万人军”）长征的评价，千百年来以讹传讹，误解不断。有关讨论参阅徐松岩：《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15]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2。

[16]　此战发生于波奥提亚境内的科罗尼亚附近，阿格西劳斯大败希腊反斯巴达联军。时间为公元前394年8月。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3. 15—21。

[17]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2. 4，3. 15—18；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Plutarch，Parallel Live），II. 10—11；XVIII. 2。

[18]　第欧根尼·拉尔修：II.51—52；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XX. 1—2。

[19]　参阅P.科伦茨：《色诺芬〈希腊史〉译注》（Peter Krentz，Xenophon’ Hellenica, II. 3.11—IV. 2.8，Aris & Phillips Ltd. 1995），序言，第2页。

[20]　拉栖代梦人与爱利斯人的这次交战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02—前400年间。参阅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以下简作“狄奥多洛斯”），XIV. 17. 24；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以下简作“波桑尼阿斯”），III. 8. 2以次。而色诺芬的记载为公元前399—前397年间。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21—31。

[21]　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XX. 2；普鲁塔克：《道德论集》（Plutarch，Moralia），212B；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4。

[22]　公元前392—前371年。参阅M. A.弗劳尔：《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第30—33页。

[23]　参阅色诺芬：《长征记》，V. 3. 7—13。

[24]　在德尔斐，希腊诸邦奉献给阿波罗神的财宝和贡品，通常皆置于各自城邦的圣库中。有学者认为，色诺芬可能在16年后即公元前394年，随阿格西劳斯一起向德尔斐阿波罗神奉献战利品。参阅M. A.弗劳尔：《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第29—30页。

[25]　参阅色诺芬：《长征记》，V. 3. 4。据考证，此事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392年或前388年。参阅M.利普卡：《色诺芬之〈斯巴达政制〉》（M. Lipka，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 Introduction. Text. Commentary，Berlin and New York，2002），序言，第4页。

[26]　色诺芬：《长征记》，V. 3. 13。

[27]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3。

[28]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3。

[29]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3。

[30]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4；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5. 17。

[31]　埃弗鲁斯（约公元前405—前330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库麦（Cyme），著有《历史》（Ephorus，History）30卷，内容始于赫拉克勒斯的子孙返回伯罗奔尼撒，直到马其顿国王腓力围攻柏林苏斯（公元前340年），被誉为古代第一部通史。该著作未能保存下来，但有些古代作家特别是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在写作《历史丛书》时曾大量援引其著作。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S．Homblower &A. Spawforth，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3rd Edition Revis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第529—530页。

[32]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5。

[33]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4. 37。

[34]　参阅色诺芬：《论财源》，V. 9；M.利普卡：《色诺芬之〈斯巴达政制〉》，序言，第5页。

[35]　色诺芬：《论财源》，V. 12。

[36]　有些研究者认为，色诺芬此著乃是向雅典著名政治家、理财家优布鲁斯（Eubulus，约公元前405—前330年）所提出的施政建议书。优布鲁斯从公元前355年开始在雅典政坛崭露头角，在其后十余年内使得雅典国力有了明显增长，从而成为雅典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参阅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563—564页。

[37]　参阅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V. 6. 6。作者乃是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和历史学家，鼎盛年约在150年。该著作描述了希腊各地的名胜古迹、历史故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38]　例如，引人注目的是，在色诺芬和他的师弟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的个人形象有明显差异。现代研究者很难判断哪一个更近乎历史事实。

[39]　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40]　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沈默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41]　除了此书，色诺芬在其《希腊史》中也不惜笔墨，记载阿格西劳斯的文治武功。普鲁塔克的《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主要沿用色诺芬所提供的史料。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可参阅P.卡特里奇：《阿格西劳斯与斯巴达的危机》（P. Cartledge，Agesilau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Baltimore，1987）；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39—40页。

[42]　此著详尽的译注本，参阅M.利普卡：《色诺芬之〈斯巴达政制〉》。对该书相关评论可参阅施特劳斯：《斯巴达与色诺芬的品位》，陈戎女译，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68—201页。

[43]　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44]　现代西文“经济学”一词即源自此书标题。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45]　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46]　参阅王以欣：《神话与竞技：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6—221页。

[47]　根据希腊的传说，马人喀戎乃是克洛诺斯的儿子，古代色萨利的神祇。他从阿波罗和阿尔特密斯那里学习医术、音乐、体操、狩猎术和预言术。和其他马人不同，他主持公道，富有智慧，对人和善，很多英雄在他那里从师学艺。

[48]　修昔底德：II. 35—46。

[49]　参阅徐松岩、赵青青：《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

[50]　参阅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刘家和、王敦书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版，1998年重印本，第270—271页。此外，《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所著《世界上古史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88—200页）、崔连仲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6—238页）、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修订版，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60—264页）、朱寰主编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6—188页）等著作，都持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译者已就此提出不同看法。参阅徐松岩：《论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走势》，《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51]　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Histories，4 Vols.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25；中译本可参阅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以下简作“希罗多德”），V. 64—65。

[52]　修昔底德：I. 18。

[53]　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论雅典帝国》，分别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1999年第1期。

[54]　参阅H. W.帕克：《第二斯巴达帝国的发展》（H. W. Parke，“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Spartan Empire 405—371 B. C.”)，《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50卷第1分册，1930年，第37—79页；R. E.史密斯：《吕山德与斯巴达帝国》（R. E. Smith，“Lysander and the Spartan Empire”），《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第43卷第3期，1948年7月，第145—156页。

[55]　参阅A. G.基恩、R.霍洛威：《公元前412—前386年波斯在爱琴海地区的政策》（A.G. Keen, R. Holloway, “Persian Policy in the Aegean, 412—386 B. C.”），《古代文明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第13卷，1998年，第93—95页。

[56]　参阅J. L.卡吉尔：《第二雅典海上同盟》（J. L. Cargill, 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1987）；徐松岩：《第二雅典海上同盟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57]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5. 26—27。

[58]　参阅徐松岩：《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城邦危机的深化及其原因》，《齐鲁学刊》1989年第4期。

[59]　又译“亚西比德”（前451—前404年）。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家、军事家。

[60]　克里提亚斯（约前460—前403年），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家，柏拉图的舅父，前404—前403年三十寡头政府的主要首脑。

[61]　塞拉麦涅斯（？—前403年），雅典政治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之一。参阅徐松岩：《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五世纪末雅典政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62]　参阅徐松岩：《黑劳士制度、土地制度与“平等者公社”的兴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63]　参阅徐松岩：《古代“希腊”的起源与流变——一项概念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64]　施特劳斯：《评色诺芬的〈希腊志〉研究》，高诺英译，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第244—245页及附注。

[65]　国内学者胡寄窗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前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6—88页）中专辟一节讨论。作者认定《论财源》非色诺芬所作，证据稍嫌不足。

[66]　参阅色诺芬：《家政论》，VII. 18—28。

[67]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VIII. 2. 5。

[68]　色诺芬：《家政论》，XXI. 5—11。这可以说是他的经验之谈。色诺芬的《长征记》（III. I. 38）中，在希腊雇佣军群龙无首的危急关头，他便强调领导的重要性，认为当务之急是推举出军队的将官。

[69]　色诺芬：《论财源》，IV. 22。

[7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05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1、326、334页。

[72]　色诺芬：《家政论》，VI. 4。

[73]　色诺芬：《家政论》，I. 7—9。

[74]　色诺芬：《家政论》，XX. 23。

[75]　色诺芬：《家政论》，V. 17。

[76]　色诺芬：《家政论》，VI. 5—7。

[77]　相关研究参阅陈思伟：《古典时代雅典海事贷款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78]　色诺芬：《论财源》，IV. 6。

[79]　参阅色诺芬：《论财源》，IV. 7—10。

[80]　色诺芬：《论财源》，III. 2。

[81]　本节由刘峰执笔。

[82]　T. Thalheim, Xenophontis Scripta minora, Lepzig: Teubner, 1910.

[83]　E. C. Marchant, Xenophontis opera omnia II, Oxford: Clarendon, 1910.

[84]　G. P. Goold, ed.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 168: Memorabilia and Oeconomicus, Symposium and Ap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85]　P. Chantraine, Xenophon : Économiqu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49.

[86]　Sarah B. Pomeroy, Xenophon Oeconomicus: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87]　E. C. Marchant, Xenophontis opera omnia V, Oxford: Clarendon, 1966.

[88]　David Whitehead, Xenophon: Poroi (Revenue-Sour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89]　Michael Lipka, 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 Introduction, Text, Commentary, Berlin: de Gruyter, 2002.

[90]　E. C. Marchant, G. W. Bowersock, Xenophon VII, Hiero. Agesilaus. 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 Ways and Means. Cavalry Commander. Art of Horsemanship. On Hunting.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91]　Franz Ruehl, Xenophontis Scripta Minora,2ed, Leipzig: Teubner, 1912.

[92]　E. C. Marchant, G. W. Bowersock, Xenophon VII, Hiero. Agesilaus. 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 Ways and Means. Cavalry Commander. Art of Horsemanship. On Hunting.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93]　Robin Osborne, ed., The Old Oligarch: Pseudo-Xenophon’s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Lactor, 2004.

[94]　J. L. Marr & P. J. Rhodes, Xenophon: Old Oligarch,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3ed, Oxford: Oxford book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