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权力的历史动力学》：精英 精英生产过剩和迈向危机之路
谁是精英？社会权力的来源
谁是精英？你，读者，是精英吗？如果让我打赌，我预测99%的读者会回答：“不是！”那么首先，让我们定义一下我所谓的精英是哪些人。在社会学中，精英并不是指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更优秀的人。他们不一定更努力、更聪明或更有才华。他们只是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力——一种能够影响其他人的能力。一个更能描述精英的词语是“权力持有者”。
由于权力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如此重要，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再次提到它，届时我会讨论社会学家如何定义古往今来不同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力持有者。但是现在，我们走个捷径。在美国，权力和财富密切相关。因此，弄清楚哪些人属于哪些等级的权力持有者相对简单。（第五章将对“谁统治”这一问题进行详细介绍。）
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并且你的资产净值为100万 ~ 200万美元，那么你大概能跻身前10%的行列，这处于美国精英群体的底层。[3]这类人大多并非特别有权力，并没有很多人听命于他们，但这数百万美元的财富（以及通常伴随而来的较高收入）赋予这10%的人很大的掌控力——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他们可以拒绝不如意或薪水不够高的工作，或者拒绝在他们不愿前往的城市工作，甚至可以选择退出无休止的激烈竞争。他们通常拥有自己的房子，能送孩子去上好大学，突发医疗事件也不会动摇其地位。无疑，他们已经摆脱了“不稳定的生活”。
对于那些资产净值以千万甚至数亿美元计的人来说，财富和真正权力之间的关联才开始变得更密切。这一阶层的人包括企业主和大公司CEO（首席执行官），他们能对成百上千的雇员行使权力。很多有权势的政客也居此列。（大约有50名国会议员的资产净值超过1000万美元。）不过，财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9位美国总统的资产净值甚至没有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算），包括哈·里杜鲁门、伍德罗·威尔逊和亚伯拉罕·林肯。但是超过一半的美国总统有足够的财力使自己置身于现今前1%的层级。[4]在1850年以前，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至少）位于前1%。
此外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在美国，成为权力持有者的穷人不会长久地处于贫穷状态。比尔·克林顿成长于阿肯色州的一个贫困家庭，其继父酗酒且暴虐，但现在他的财富据估计至少有1。2亿美元。[5]在美国，财富和政治权力之间产生密切关联的部分原因在于，很多在职业生涯之初一文不名的政治家，在离开政府工作之后加入了富人的行列。但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已经非常富有的人比普通人更有可能寻求和获得政府职位。想想罗斯福、肯尼迪家族、罗斯·佩罗、迈克尔·布隆伯格，当然还有特朗普。
然而，即使在美国，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关联也不是牢不可破的。下面，我们来讨论权力的其他来源。第一种是最强硬也最粗暴的社会权力形式，即高压权力：它是一种强制力，或者一种强制性威胁。专门施展高压权力的美国人，比如军事将领和警察，通常完全附属于其他形式的权力。埃德加·胡佛——美国第一任也是最有权势的一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是其中的例外，不过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第二种权力是财富（或更广义地说，是积累的物质资源）。富人可以雇用别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一定范围内）。
第三种是更为微妙的一种权力形式，即官僚权力或行政权力。现代人从属于各式各样的机构。通常，我们要听命于各种各样的“领导”。当然，这些关系中存在着一种高压权力的元素，因为不服从指令会导致你被解雇、罚款或逮捕。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服从指令只是因为社会规范的力量。机构中不同级别的领导行使着不同层级的权力，机构规模越大，职位越高，他们的权力就越大。
第四种是最“软”的一种权力形式，即意识形态权力——信仰的力量。软实力，或者信仰，是一种能够影响民众的强大力量。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包括思想领袖（比如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各大报纸的专栏作家，以及如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社交媒体人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谁是精英？”这个简单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尝试用过于简单的体系去解释其中社会权力的流动可能会事与愿违。我的工作是使我的理论尽可能简单，但是不至于太简单。[6]
抢椅子游戏
我们一旦开始思考所谓的精英行为，就会见识到其复杂性的多个层面。第一，就财富而言，精英与非精英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收入前10%的人（差不多是以现价美元计算的百万富翁）可以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很多掌控权。收入前1%的人（差不多是千万富翁）可以对别人的生活有很多掌控权。身价上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富翁甚至拥有更多的权力。但是前1%的人和前10%的人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收入分布是一条平滑的曲线。社会对前1%和前10%的人在态度上无巨大差异，或者对前10%、前1%和前0。1%的人在态度上也是如此。在第三章，我们将看到另一种根据受教育程度（有四年大学教育经历和没有这一教育经历）来区分社会阶层的方式，如果我们想理解生活轨迹和社会态度多样性的话，这种方式会显著得多。[7]
不同的社会精英通常善于运用不同种类的社会权力：陆军将领、海军将领和警察局长施以高压权力；CEO和财富持有者行使经济权力；参议员和联邦部长掌管行政权力；电视主持人和有影响力的主播施展说服力。每一种影响力都有自己的权力等级。这在军事指挥链中尤为明显，但是其他软性的权力种类也有自己的等级序列。
当我们提出“如何造就精英”这一问题时，复杂性的第三个层面便出现了。为了理解精英生产过剩，我们需要理解精英的社会再生产——随着时间推移，精英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区分那些已经属于精英群体的人（建制精英）和那些想要进入精英群体的人（精英追逐者）。精英追逐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取决于他们所追逐的权力类别和想获得的级别。比如，大部分陆军中尉想成为少校，大部分少校想成为准将，而大部分准将则致力于在军衔上加更多的星。同理，千万富翁想成为亿万富翁，那些赚到人生第一笔上亿美元财富的人则致力于进入十亿美元富翁的阶层。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志于获得更多的权力，但权力追逐者的数量永远大于相应的职位数量，这就造成一些人非常努力但无法获得相应职位——失意的精英追逐者。当精英追逐者想要的权力的相应职位数量远远超过供给数量的时候，精英生产过剩就会产生。现在，让我们聚焦于财富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观察精英生产过剩在这一领域是如何形成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超级富豪——资产至少为千万美元者——的数量飞速增长。[8]1983年，这种家庭的数量仅为66000户，到2019年（可获取这一数据的最后一年），这一数量增长了9倍多，为693000户。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美元的通货膨胀；我们调整了进入这一阶层的家庭资产门槛（按199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在这一期间，超级富豪家庭总户数增长了53%，因此按比例计算，千万富翁的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从0。08%膨胀至0。54%。
富人财富激增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精英底层。如果千万富翁的数量增长到原来的10倍，家庭资产为500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数量就会增长到原来的7倍，那些资产仅在百万层级的人数将增长3倍。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群体财富等级越高，过去40年里其财富增长得就越快。
富人数量的增长从表面上看并不是一件坏事。美国梦的一部分不就是变得富有吗？但是这个好消息包含两个负面因素。第一，巨富阶层的迅速膨胀并非与其他人群的财富无关。当巨富的数量成倍增加的时候，典型美国家庭的收入和财富实际上在减少。（比“典型”更准确的用词是“中位数”，这一数值将财富分布从正中间一分为二；美国劳工阶层的经济衰退将会是第三章的主要议题。）普通美国人和富裕精英之间的财富差距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这一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广泛讨论。
第二个更为微妙也更不容易被普遍理解的问题是，[9]当社会金字塔变得头重脚轻时，这将给社会的稳定性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
要理解原因，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游戏。在音乐剧《庇隆夫人》中，一群阿根廷军官玩了一个听音乐抢椅子的游戏。它是这样进行的：音乐响起时，军官们开始绕着一组椅子走；音乐停止时，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把椅子坐下。不过，游戏玩家的数量比椅子要多一个，因此总有一个倒霉的军官找不到椅子从而出局。然后撤掉一把椅子，游戏重新开始。最终，只有一个人是赢家。在《庇隆夫人》中，赢家是胡安·庇隆上校，他后来在音乐剧中（同样在现实生活中）成为阿根廷总统和正义党创始人。
在精英追逐游戏（或简称追逐游戏）里，我们在每局中增加玩家的数量，而不是减少椅子的数量。和抢椅子游戏一样，开始时有10把椅子，代表权力职位（比如政府职位）。在第一局中，11位玩家（精英追逐者）抢椅子。10个人可以获得精英资格，失败者则成为一个失意的追逐者。在接下来的几局中，我们增加玩家的数量，最终达到2倍、3倍（同时椅子的数量不变）。赢家的数量保持不变，但失意的追逐者在增多，从最初的1人增加到10人，然后20人。随着游戏的进行，想象一下混乱和冲突的程度会加深。（我不建议在小孩的生日聚会上玩这个游戏。）这当中也蕴含一个不同寻常的放大效应：当我们2倍、3倍地增加追逐者数量时，失意的追逐者的数量会10倍、20倍地膨胀。（这是精英生产过剩游戏的普遍特征。）
根据博弈论（研究策略互动的一个数学分支），玩家必须在给定规则内设计出获胜策略。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在窜改规则。当每一个权力职位的追逐者数量增加时，一些人就不可避免地想要挑战规则。比如，你可以在某把椅子旁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等待音乐停止，同时推走其他的竞争者。恭喜你，你成了一名反精英者——一个想通过破坏规则在游戏中抢先的人。不幸的是，其他人也很快意识到这一点，每个椅子前都很快聚集了比肩接踵的人，很快你就知道如何应对失控的拳殴。这最终成为一个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生活中精英生产过剩后果的好模型。
如我们所见，在过去40年的实际生活中，各阶层财富持有者的人数已成4倍、7倍甚至10倍增长。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选择花一大笔钱去谋求公职。比如，他们可能渴望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中有一席之地。他们可能去角逐州长一职。当然，最终的奖励是总统职位。这些权力职位的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变多，但追逐者的数量随财富持有者总数的增长而增加。由于放大效应，失意的追逐者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增长速度远超业已惊人的财富持有者的扩张速度。
这一结论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模型，现在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所记载的美国公职选举中的若干趋势。[10]其中一个趋势是，自筹资金型候选人的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在2000年的国会选举（含众议院和参议院席位）中，有19位候选人花费了至少100万美元自有资金用于竞选。在下一轮选举中，有22位同样富有的追逐者争抢一个国会议员席位。20年后，旗鼓相当的候选人的数量几乎翻倍，在2018年和2020年分别有41位和36位候选人各自花费至少100万美元。
衡量财富持有者生产过剩对选举影响的一个更好标准，是竞选成功的成本。毕竟，不是所有有政治抱负的富人都亲自参加竞选。反而，他们大多选择资助那些能在华盛顿帮他们推进政策议程的职业政客。根据响应性政治中心搜集的数据，成功赢得众议院选举的平均花费从1990年的40万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235万美元，而成功赢得参议院选举的平均花费从1990年的390万美元增长至上一轮选举的2700万美元。
在过去40年里，美国每两年就会上演一次精英生产过剩的游戏。随着玩家数量增加，打破规则的概率也在增加。那些游戏规则，即受社会规范和制度约束的民众选举，在现实生活中一再被打破，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然而，精英生产过剩只是故事的一半。财富持有者阶层的扩张并非与其他社会群体无关。是时候引入社会稳定模型的第二个因素，即民众贫困化了。
民众贫困化
我们的社会共同创造了大量的产品和服务，经济学家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如何评估其总量，即GDP的知识。是的，这里仍存在一些恼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将家务劳动包含在内？犯罪活动应该如何计算？）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政府机关公布的GDP数据来估算任意一个国家每年创造的财富总值。
由于经济的发展，GDP经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但绝非无限增长。因此，GDP如何在不同类型的消费者间进行分配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我们的理论中，我们将社会结构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国家、精英和其他人。这一模型极大简化了我们现代社会引以为荣的复杂性（并且我们已经知道定义精英群体并不简单）。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模型映射现实的程度在经验上是有意义的，并能提供信息。
近年来，精英阶层的财富膨胀是以谁为代价呢？财富是积累的收入；为了保证财富的增长，精英阶层必须直接分得一定比例的GDP。过去40年里，政府所消耗的GDP比例变化不大。[11]因此，主要的输家是普通美国人。
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两代人来说，美国劳工阶层的实际工资经历了稳定的增长，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泛繁荣。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实际工资停止增长。虽然整体经济继续增长，但是流向普通劳工阶层的经济增长份额却开始萎缩。我们可以通过追踪相对工资——典型工资（比如，非技术工人或者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只要基于同一群体的工资便没有影响）除以人均GDP——的动态来表明财富泵的运行。20世纪60年代以前相对工资增长强劲，但是到了70年代相对工资开始下降，到2010年相对工资几乎已经折半。[12]流向劳工阶层的经济增长份额的趋势反转也导致了富人财富的变化。这就是马太效应：如果你把穷人的东西给了富人，那么富人会更富，穷人会更穷。
当美国进入一个工资水平停滞甚至下降的时代，它影响的不仅是衡量幸福的经济标准，也包括生理标准和社会标准。这一点将在第三章加以详细阐述。但是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新冠大流行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下降了。2000—2016年，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因自杀、酗酒和吸毒过量而经历“绝望之死”的人数激增，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则保持水平不变，相应的死亡人数远低于未受过大学教育者。[13]这就是民众贫困化的样子。
民众贫困化滋生了不满，并最终会演变成愤怒。不满的民众加上一大批精英追逐者，构成了一个一点即爆的结合体，正如美国自2016年以来所经历的那样。
特朗普：一位不可能的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位不可能成为总统的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任何从政经历就登上总统宝座的人。[14]2014年，没有人（或许甚至包括特朗普自己）能想到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登上全球权力的顶峰，这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一半的美国民众和大部分的美国统治精英确信，他不是通过正当途径赢得总统之位的。很多人选择相信阴谋论，并假想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是俄罗斯的诡计。直至今日，专家和专栏作家们仍在争辩特朗普是如何以及出于何种原因当选总统的。
人类的大脑天然以如下方式思考：我们在任何变化发展（尤其是深刻影响我们的那些发展）的背后看到的都是“能动性”[15]。我们很难理解，很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并非受到神秘阴谋家的策划，而是受到非个人的社会力量的驱使。但是为了理解特朗普的上位之路，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为了理解为什么美国深陷危机——我们需要的不是阴谋论，而是科学理论。
为了理解唐纳德·特朗普何以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其个人品质和手段上，而应更多地注意将他推至顶峰的深奥难解的社会力量。特朗普就像一艘在海啸中被裹挟至风口浪尖的小船。两股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即精英生产过剩和民众贫困化，带领美国进入特朗普执政的时代，并将其推向国家崩溃的边缘。
将唐纳德·特朗普归为精英追逐者似乎非常奇怪。毕竟，他生来富有，并继承（或者被他父亲赠予）了数亿美元的资产。[16]然而，他非常完美地诠释了如上给出的定义。特朗普是渴望从政的不断扩张的超级富人大军中的一员。尽管他已经非常富有（肯定是亿万富翁，或如他声称的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且出名，但他想要更多。
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位角逐总统宝座但毫无从政经历的巨富。史蒂夫·福布斯（资产估计为4亿美元）在1996年和2000年作为共和党初选的候选人参与角逐，但是他没有走太远。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罗斯·佩罗在1992年和1996年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角逐，在第一轮竞选中只获得近20%的选票。为什么福布斯和佩罗失败，而特朗普成功了呢？
我的回答包括两部分。第一，2016年时的民众贫困化与1992年相比要严重得多，特朗普聪明且果断地在总统竞选中利用了这一社会力量。最终，一大群落魄的美国人把选票投向了最不可能的候选人——一个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与其说是对特朗普的支持，不如说是不满、愤怒和反抗统治阶级的情绪表达。我们将在第三章进一步讨论大众不满的原因和影响。
第二，到2016年，精英生产过剩的游戏已经到达了歧点，竞选活动中的行为准则被抛在一边。2016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主要候选人的数量为史上最多：总共17名竞选者入围竞争。[17]这场精英追逐游戏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被动卷入其中的美国民众叹为观止。为了赢得媒体关注和留在竞选中，候选人竞相说着最荒诞不经的话，抛出最不可思议的言论；而那些“严肃认真”的候选人则在投票中落败并被淘汰。[18]
最终，毫无疑问，特朗普比他的竞争者更善于掌舵驾船（并且其团队的其他成员也非常重要，如自诩为革命战略家的史蒂夫·班农）。但是，在其他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失败的情形下，人们不应该仅因为特朗普（或班农）的成功就给予他们太多的赞美。使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的是精英间的冲突和特朗普个人能力的结合。他能够疏解由民众的不满招致的压力，而很多人没有充分理解，或者不想理解这种压力的普遍性和致命性。
美国当前的困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本书的中心主题之一。让我们穿越时空去看看另一位精英追逐者，他的生命轨迹解释了这股不稳定的孪生力量，即精英生产过剩和民众贫困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林肯：另一位不可能的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林肯的雕像比真人还要大，它安详地坐落在位于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一侧的林肯纪念堂里。可是，林肯的真实生活可一点也不安宁。他输掉的选举要比他赢得的多得多，他曾精神崩溃，并在生命的某一刻决定放弃自己的政治生涯。当然，他在1860年赢得了最重要的那次选举，但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受到了来自各界的谩骂。历史学家史蒂芬·奥茨直言不讳：
北方民主党人指责他是废奴主义的倡导者，废奴主义者指责他是蓄奴州的愚蠢产物，形形色色的共和党人则指责他是无能的江湖骗子。事实上，林肯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两三位总统之一。[19]
林肯是另一位不可能成为总统的总统，他的权力崛起之路受到精英生产过剩和民众贫困化这一孪生社会力量的推动。内战之前，美国受到南方奴隶主贵族和东北部资本贵族（商人、银行家和律师）联盟的统治。这一联盟的经济基础是南方种植园中的奴隶种植加工的农产品，其中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棉花。棉花贸易是纽约商业精英最重要的生意，他们将南方的农产品出口，同时进口欧洲的制成品。另一部分精英（尤其在马萨诸塞州）用南方的棉花生产纺织品。[20]这一联盟，尤其是南方蓄奴州一方，主导着美国内战前的政治局面。根据1787年臭名昭著的“五分之三妥协”，南方白人选票的权重更高，在分配议员席位数和总统选举团成员席位数时，奴隶人口的五分之三将被计算在内（当然，奴隶本身无权投票）。尽管北方的自由人口近乎南方的两倍，但南方精英也操控了参议院的一半席位。美国最富有的人中有三分之二生活在南方—7000个财富超过10万美元（按现价美元计算，超过200万美元[21]）的美国人中南方占4500人。富裕的贵族阶层有资源、有时间去竞选公职、追求政治事业，并影响选举，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南方而不是北方。南方精英还控制了政府高层，大部分总统、副总统、内阁部长、政府高级官员、参议员和首席大法官都来自南方。
另外，林肯的出身非常卑微。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律师，在伊利诺伊州（当时位于美国西北边境的一个州）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远离弗吉尼亚州和东海岸的权力中心。他和那些掌控早期共和党的权贵非常不同。直到游戏接近尾声的时候，林肯才认真地将竞选总统作为自己的政治抱负。事实上，人们更了解他先前的失败，而不是他的成功。那么，这位来自偏远地区、自学成才的律师是怎样被推上总统宝座的呢？
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和2020年的美国，尽管有诸多不同，但仍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19世纪20—60年代，相对工资（工人工资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下降了近50%——正如过去50年的美国所经历的那样。[22]这对普通美国人的福祉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这一趋势在衡量生活质量的生理标准方面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美国人1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8年！本土美国人的身高开始萎缩，而18世纪时他们是世界上最高的一群人。贫困化滋生了不满，并且迹象随处可寻。社会压力不断增加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城市骚乱事件的发生。1820—1825年处于好时代，只发生了一起致死的城市骚乱事件（至少导致一人死亡的暴力冲突）。但内战之前的5年间（1855—1860年），美国城市受到了至少38起致死的城市骚乱事件的冲击。民众日益不满的另一个迹象是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比如反对移民的“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
在林肯崛起以及由其当选引发的内战之中，另一个相关因素是精英的生产过剩。1820年之后，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精英阶层，而非劳工阶层；精英人数及财富爆炸式增长。1800—1850年，百万富翁（按现价美元计算是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的数量从6人增至约100人。当然，美国的人口也在增长（从500万增长到2300万），但是同期每百万人中百万富翁的数量增长了4倍。[23]1790年首富的资产为100万美元（所有者是伊莱亚斯·德比），1803年首富的资产为300万美元（所有者是威廉·宾厄姆）。此后，首富的资产继续攀升，似乎没有止境：1830年为600万美元（所有者是斯蒂芬·吉拉德），1848年为2000万美元（所有者为约翰·J。阿斯特），1868年为4000万美元（所有者为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24]其他一些针对不同阶层富人的统计数据均揭示了这样一个趋势：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新财富主要来自采矿、修铁路和钢铁生产，而不是棉花和海外贸易。新的百万富翁的经济利益与老牌精英产生分歧，前者对于受到后者统治的限制感到恼火。在制造业赚钱的新精英们支持高关税，以保护正在崛起的美国工业，并且赞同国家对“内部改进”（收费公路、运河和铁路建设）的扶持。种植和出口棉花并从海外进口制成品的老牌精英自然支持低关税。他们还反对将政府资金用于内部改进，因为他们是通过江河、大海将货物运抵世界市场。新经济精英支持国内工业化、进口替代以及由自由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如小麦）的出口。这些商人开始争辩，认为南方奴隶主对联邦政府的压制阻碍了银行和运输系统的必要改革，并因此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经济福祉。
此外，精英数量的急剧增长破坏了政府职位供求之间的平衡。一些财富持有者自己竞聘公职，另一些人则偷偷用自己的资源支持前者的竞争对手。并且，商业家族的儿子们常常选择走专业路线，尤其是法律专业。当时，获得法律培训是进入美国政界的主要途径，并且现在依然是这样。那个时候，一个人并不需要从法学院获取学位，因而成为律师相对容易。在数量激增的律师（包括林肯）中，越来越多的政府职位的追逐者产生了。同时，政府职位的供给停滞不前。比如，1789—1835年，美国众议员的数量从65人增加到242人，但从此便停滞不前。[25]随着精英追逐者数量暴增，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也愈演愈烈。
那是更为残酷的时代，精英内部的冲突采取了非常暴力的形式。在国会，暴力和受威胁的暴力事件增加，并在19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1856年，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在参议院鞭笞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这是此类暴力事件中最著名的一次，但不是唯一一次。1842年，田纳西州众议员托马斯·阿诺德“在斥责了自己政党的一位支持奴隶制的成员之后，两名南方民主党成员怒气冲冲地向他走来，其中至少一人携带了鲍伊刀——一种6~12英寸[26]的刀具，通常绑在背上。他愤怒的同事骂阿诺德是‘该死的胆小鬼’，并威胁要‘完全’割断他的喉咙”[27]。在1850年的一场辩论中，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亨利·富特将手枪对准了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在另一场激烈的辩论中，一名纽约国会议员无意间掉了一把手枪——从他的口袋中滑落——几乎在国会大厦引爆了一场大规模枪战。[28]林肯是这场政治混战的一部分，尤其在他的早期职业生涯中。他经常辱骂他的对手，有几次几乎要和他们打起来，有一次差点和他们进行决斗。
经济政策的差异和职位竞争激发出打破南方统治联邦政府这一局面的强烈动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美国内战是为了废除奴隶制，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一种更好描述这一冲突的说法是，这场战争是为了推翻奴隶制度的拥护者。事实上，尽管到1860年大多数北方人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但是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北方废奴主义者）强烈感到这个问题足以成为政治议题的中心。在南方，这一“特殊制度”对绝大多数白人来说意味着丰厚的利润（因为大多数白人要么拥有奴隶，要么渴望拥有奴隶），以至于他们觉得有必要去维护它。大部分北方白人非常清醒，黑人被奴役的困境不足以激发他们为之战斗，甚至牺牲。然而，由于奴隶制为南方统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对奴隶制的攻击能够加强对奴隶主的政治攻击。大多数北方人谴责“奴隶权力”——南方的权贵——以及他们对国家政治的统治。林肯的政治安排反映了这些情绪。起初，他并不打算废除南方奴隶制，但是他强烈反对将奴隶制（以及奴隶制拥护者的权力）扩展到新的州。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第二政党体系的瓦解导致了19世纪50年代支离破碎的政治格局。4名主要候选人参加了1860年的总统选举。林肯获得的选票不足40%，但在选举团选举中获胜。南方脱离了联邦，引发了内战。北方在战争中的胜利推翻了战前统治阶级，新的经济精英取而代之，从此主导美国政权。（我将在第五章详细论述。）
美国现在所处的不和谐时代，与160年前内战终结的时代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今天的专家经常评论说，感觉美国在重温19世纪50年代。确实，尽管内战前的美国和今天的美国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但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位精英追逐者，他也生活在动荡年代并被推至权力巅峰。这一次，我们将目光从西半球转向中国。
洪秀全：一位不可能的帝王
直到200年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其GDP份额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29]今天，中国的GDP以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购买力平价）计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比GDP第二大的国家（美国）超出约20%。然而，在这两个繁荣期之间，中国经历了100年的磨难，也就是今天中国人所说的世纪耻辱。1820年之后，中国的GDP开始萎缩；到1870年，它还不到西欧的一半。这个国家经历了看似无休止的饥荒、起义和被外敌打败的羞辱。中国是怎样成为“东亚病夫”的？是什么造就了它过去50年奇迹般的经济复苏？
1644—1912年，中国由清朝统治。虽然这个王朝是由满洲通过武力建立的，但它迅速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统治形式。特别是，清王朝由学者型官员组成的阶层统治，这些人只有在成功通过一系列难度不断增加的考试（科举考试）后才能够加官晋爵。超过90%的人口是农民，剩下的人则为工匠、商人和士兵。但是官吏——通过考试获得资历的阶层——统治着一切。即使是清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也常由学者型官员担任，而不是武士。
清朝前期经济增长强势，文化灿烂辉煌。农业技术的改进和玉米、红薯等新作物的广泛种植增加了粮食的产量。早期工业化也促进了人口的强劲增长。但是当这些创新所带来的有益影响消耗殆尽后，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停止。到1850年，中国的人口较清朝初期增长了3倍之多，每位农民的可耕地面积缩水了近三分之二，实际工资下降，平均身高（衡量生理健康的可靠指标）变低。清朝初期没有大规模的饥荒；上一次饥荒发生在1630—1631年的中国西北部，当时正值前一个王朝——明朝——的末年，这次饥荒导致明朝分崩离析。下一场大规模饥荒发生在1801年，随后又发生了一系列饥荒：1846 —1849年、1850—1873年、1876—1879年（900万至1300万人丧生）、1896—1897年和1911年（引发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总的来说，很明显，1800年以后中国的民众贫困化水平非常高。[30]那么精英的生产过剩情况呢？
在清朝，精英大多数是通过国家考试体制（科举考试）选拔的，在县级、州府级和国家级考试中表现得出类拔萃的考生会被授予不同等级的官衔。清朝前期这套体制运行得非常好，它确保了官员有着高水平的文化素养和个人能力。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有助于在统治阶级中塑造一种共同的气质面貌，使他们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观念上达成共识。这套体制强调论功行赏，从而支持了政权的合法性。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套文官制度在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时显得非常脆弱。政府职位的数量主要由行政单位［从省级（最高一级）到县级（地方一级）］的数量决定。因此，权力职位的数量相对稳定。而整个清朝时期精英追逐者的数量不断增加——成4倍增长的全国人口为其提供了基础。精英追逐者数量的增长不仅因为更庞大的人口来源，还因为显著扩张的富商阶层，其中产生了致力于加入文人学士行列的新生力量。虽然不是故意为之，但清王朝在事实上创立了追逐椅的游戏制度。到1850年，中国产生了大量仕途无望的失意追逐者。
洪秀全（1814—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是这些失意追逐者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家庭有能力聘请老师为其提供正式的教育。他成功通过县试，但除此之外，他都碰了壁。他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无一成功。
在洪秀全第三次落榜之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将他压垮。他精神崩溃，一病不起，差点就死掉。在生病的时候，他想象出一系列宗教画面。后来，他读了基督教传教士出版的中文小册子，他将从中学到的基督教知识与他想象的画面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融合宗教，其主要目标是清除中国清朝的儒家思想——这实质上是清朝的国教。尽管洪秀全认为他的新信仰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但传统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
1843年，在府试第四次落榜之后，洪秀全开始宣扬他的新信条，先是向亲朋好友，之后更为广泛地传播。他最初的两个皈依者冯云山和洪仁玕，成了他的副手。他们也都是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考生。因此，三个失意的精英追逐者转而对抗精英。清朝政府注意到此事，派兵镇压萌芽中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所称的“拜上帝会”。
在最初的几年里，拜上帝会扩张缓慢。1847年，洪秀全只有2000名追随者，他们被组织成许多个独立的团体。从政府当局的角度来看，更不妙的是他们开始攻击佛教寺庙，破坏佛像或“偶像”。1850年暴发了一场流行病，传言向上帝祈祷就能治愈疾病，于是信众人数激增。[31]
清政府官员担心这种新的威胁，派士兵去围捕洪秀全和冯云山，当时附近的拜上帝会会众携带剑和矛，攻打皇帝的军队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他们。这次胜利之后，洪秀全第一次号召他的追随者们聚集在一起。次年，即1851年，洪秀全宣布发动起义，并成为太平天国的天王。他的许多追随者卖掉了财产，纷纷涌向他的旗下。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太平军在与试图镇压起义的清军作战时向北穿过广西。洪秀全的军队一开始只有一万人，但民众贫困、无地的普遍状况加之农村混乱的秩序确保了大量的新兵加入其中。到1853年，太平军已经有了50万人。民众贫穷化和精英生产过剩是一种爆炸性的组合。[32]贫穷的民众产生了原始的能量，而一个反精英的领袖提供了一个组织来引导这些能量对抗统治阶级。
1853年3月，庞大的太平军占领了南京——中国南部的重要城市。此后的十多年里，洪秀全做起皇帝，定都南京，占据了中国东南的大部分地区，鼎盛时期统治的人口为3000万。他几乎成功推翻了清朝，而同时期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的起义，但最终他失败了。经过多年的战斗，曾国藩率领的清军包围了南京。洪秀全病倒，于1864年6月1日去世。一个月后，南京被攻陷。
作为一个年轻人，洪秀全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并且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正如他之后的事业所证明的那样。但有太多的考生来争抢数量固定的职位，他最终成为失意追逐者中的一员。而且他并不孤单。他的副手和太平军中超过半数的高级将领都是科举考试中的失败考生。[33]
洪秀全的宿敌曾国藩也有着卑微的出身背景。[34]他是一个农民家庭中五兄弟的老大。洪秀全的父亲比较富有，负担得起教育费用。然而曾国藩的父亲在最低级别的县试中失败了16次—16次！——才通过。曾国藩在同一考试中（只）失败了6次，并在22岁时通过。第二年，曾国藩通过了府试（洪秀全在这一级别的考试中失败了4次）。后来，在京城举行的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曾国藩又失败了2次，但在第3次考试中高居皇榜。最终，他来到了湖南，一个位于不断壮大的太平天国西部边境的省份。因此，组织和领导清军的主要力量去打败太平军的任务就落在曾国藩的身上。在差点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由精英成员领导，另一方由转向反精英的失意的精英追逐者领导。
迈向危机之路
唐纳德·特朗普、亚伯拉罕·林肯和洪秀全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不同精英追逐者。但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在深层次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生活在（或者正生活在）一个不和谐的时代，社会的不稳定压力——民众贫困化和精英生产过剩——达到顶点。这三位都是到达权力顶峰的精英追逐者，哪怕只是短暂的。当他们的“国家”危机瓦解时，他们都在权力之巅。
这三位追逐者崛起后所发生的灾难的严重程度有很大差异。毫无疑问，太平天国运动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内战。它持续了14年，造成3000万~7000万人死亡。
造成60万人死亡的美国内战仍然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这场斗争也导致了亚伯拉罕·林肯死亡，他被南部联盟的同情者、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暗杀。
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后果最为温和。然而，在他执政期间，疫情暴发了，其造成的死亡人数比西班牙流感还要多；他执政的2020年可谓地狱之年，政治动荡导致25人死亡[35]和超1万人受伤[36]，造成超20亿美元的损失[37]。一场给美国政治制度带来巨大冲击的国会大厦骚乱结束了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当然，我们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个不和谐时代该如何走向终结。未来的历史还没有被书写。我们所知道的是，推动美国陷入内战的两股力量——民众贫困化和精英生产过剩——直到2022年仍未减弱。关于此类的危机时期，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