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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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在回应一位评论家时打趣道,历史并不是“一件破事接着一件破事”[1]。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汤因比的观点是少数派。包括著名的卡尔·波普尔等人在内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强烈认为,历史科学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社会太复杂,人类太多变,科学进步无法被预测,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差异太大。科索沃与越南完全不同,内战前的美国不会告诉我们关于21世纪20年代美国的情况。这一直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你相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历史科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用的:它能帮助我们预测我们在当下做出的集体选择如何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我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是一名生态学家,以研究甲虫、蝴蝶、老鼠和鹿的种群动态为生。当时,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快速发展使动物生态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从不排斥数学,所以我接受了从生态学到复杂性科学的转变,复杂性科学将计算机建模与大数据分析相结合,以回答诸如为什么许多动物种群会经历繁荣—萧条周期等问题。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觉得我们已经回答了我进入该领域时希望研究的大多数有趣问题。带着一些忐忑,我开始考虑如何将这一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包括过去的人类社会和今天的人类社会。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我和致力于此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被称为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源自希腊神话中历史女神的名字Clio以及“动力学”(dynamics),即变化的科学]。我们发现,在过去一万年的人类历史中,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复出现的重要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着无数的差异,但在根本的和一些抽象的层面上,复杂的人类社会是根据相同的一般原则组织起来的。对于怀疑论者和那些纯粹好奇的读者,我在本书末尾的附录中加入了一篇关于历史动力学的更详细的介绍。

从一开始,我和我在这个新领域的同事们就关注政治一体化和解体(特别是国家形成和国家崩溃)的周期。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发现可以说是最有力的,也可以说是最令人不安的。通过定量的历史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世界各地的复杂社会都会受到反复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的政治不稳定浪潮的影响,这些政治不稳定的浪潮是由在人类数千年历史里运行的同一组基本力量引起的。几年前,我突然意识到,假设这种模式成立,那么我们就正在走进另一场风暴。2010年,科学杂志《自然》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展望未来10年,我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认为从美国历史的模式来看,到21世纪20年代初,我们将面临另一次剧烈的不稳定高峰。遗憾的是,在这几年里,我的模型并没有被推翻。你正在读的这本书是我尽最大努力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也就是用非数学术语,来解释这个模型的成果。它建立在多个不同领域大量且重要的工作之上;我并没有声称它是完全独创的。我要说的是,我们都应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信心,即社会也曾走到同样的十字路口,尽管有时(甚至在大多数时候)这条路通向了巨大的牺牲和社会崩溃,但有时也给大多数身处其中的人带来了幸福得多的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模型是什么?简单来说,当一个国家,比如美国,实际工资(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计算的工资)停滞不前或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拥有高级学位的年轻毕业生过剩,公众信任度下降,公共债务激增时,这些看似完全不同的社会指标实际上是动态关联的。从历史上看,这些事态发展一直是即将出现的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指标。在美国,所有这些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不祥的转变。数据显示,2020年前后,这些趋势形成的合流预计将引发一次政治不稳定的升温。如今来看果不其然。

的确,美国无疑正处于危机之中,但在如何解释这一危机的问题上我们有非常大的分歧。有些人指责种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及其他投票给特朗普的“可怜虫”。其他人则指责反法西斯运动、深层政府和“自由派蠢货”。在真正偏执的边缘派的想象中,中国的特工已经渗透到美国政府的各个层面,或者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无形之手正在操控着特朗普这个木偶。与此同时,造成我们这个时代不和谐的更深层原因仍然鲜为人知。

确实有“隐形的力量”将美国推向内战的边缘,甚至可能更进一步,但真相并不在于神秘的国内团体或外国特工策划的阴谋。本书对此的解释更简单,也更复杂。之所以更简单,是因为我们不需要构建复杂的理论结构来“将各个点联结起来”,并将险恶的动机归咎于行坏事者。事实上,我们理解自身困境所需的信息是公开且没有争议的。

我们需要知道的大部分内容与邪恶或道德败坏者的诡计无关。相反,我们需要关注被广泛认同的关于工资、税收、GDP(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政府机构和盖洛普等组织大量推出的社会学调查的大数据。这些数据为社会科学家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统计分析提供了材料。这就是本书提供的解释也更加复杂的原因。简而言之,我们需要通过复杂性科学来理解所有的数据和分析。

学科专家和政治家经常援引“历史的教训”。问题是,历史记录是非常丰富的,无论他们在政策辩论中支持哪一边,他们都可以很容易地从中找到支持自己论点的案例。显然,从这些像摘樱桃一样精心挑选的例子中做出推论是不可行的。

历史动力学则不同。它使用数据科学的方法,将几代历史学家汇编的历史记录作为大数据。它采用数学模型来追踪复杂的社会系统,即我们的社会中不同“运动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网络。最重要的是,历史动力学使用科学的方法,其中的替代理论将接受数据的实证检验。

那么,关于我们当前的困境,历史动力学告诉我们什么呢?事实证明,自从大约5000年前第一个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复杂社会出现以来,复杂社会无论在一段时间内多么成功,最终都会遇到问题。所有的复杂社会都经历了交替循环,即内部和平与和谐周期性地被内部战争与冲突的爆发打断。

我的叙述是为了努力解释非个人的社会力量如何将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或者更甚。我将在人类历史中寻找例子,但我的主要目标是说明我们是如何步入当前的不和谐时代的,并聚焦美国展开实证调查。因为这场危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新政”时期,当时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这种非正式、不明确的契约以类似于北欧国家更正式、更明确的三方契约的方式,实现了工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在持续了两代人的时间里,这一隐含的契约为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福祉增长。与此同时,“大压缩时代”(Great Compression)极大地减少了经济不平等。许多人被排除在这一隐含的契约之外,尤其是美国黑人,这一事实我将详细阐述。但总的来说,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工人利益和企业主利益保持着平衡,因此总体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仍然很低。

这种社会契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瓦解。结果,以前与整体经济同步增长的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落后。更糟糕的是,实际工资停滞不前,有时甚至下降。其结果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在许多方面有所下降。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平均预期寿命停止增长甚至下降(早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就开始了)。当工人的工资和收入停滞不前时,经济增长的成果却被精英阶层收割。一种反常的“财富泵”开始产生,将财富从穷人那里抽走,然后输送给富人。“大压缩”发生了逆转。在许多方面,美国在过去40年发生的事情与1870—1900年相似。如果说二战后的时期是一个真正的广泛繁荣的黄金时代,那么在1980年之后,美国确实进入了“第二个镀金时代”。

正如我们的模型预测的那样,流向精英阶层(即众所周知的最富有的1%群体,甚至是最富有的0。01%群体)的额外财富最终给财富持有者(和权力持有者)带来了麻烦。社会金字塔已经变得头重脚轻。我们现在有太多的“精英追逐者”在政治和商业高层争夺数量有限的职位。在我们的模型中,这种情况被称为“精英生产过剩”。民众贫困、精英生产过剩及其引发的精英内部冲突裹挟在一起,逐渐削弱了我们的公民凝聚力,即全民合作的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国家很快就会从内部腐败。社会日益脆弱,表现为对国家机构信任度的断崖式下跌,以及管理公共话语和民主制度运作的社会规范的瓦解。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总结。本书的重要部分将揭示这些想法,将它们与关键的经济和社会指标的统计趋势联系起来,并追溯一些受这些社会因素冲击的人的典型故事。尽管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美国和美国人,但本书将深入世界其他地区以及过往的时期。同样,美国的危机并非没有先例,我们可以从过去吸取教训。

归根结底,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社会权力的。社会由谁统治?统治精英如何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谁是现状的挑战者,以及精英生产过剩在这些挑战者的产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为什么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今天的统治阶级,有时都会突然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并被推翻?让我们开始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