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服役的下降

引发元老和非元老的分化，并导致非元老骑士内部出现更大分化的最重要发展是实际骑兵服役的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军队本身内部变化的结果，特别是对由罗马盟友而非自己公民组成的辅助骑兵（cavalry）的日益依赖。与军团类似，辅助军队并非常设部队，必须为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招募。(162)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罗马军队中的辅助军骑兵（horsemen）数量大幅增加，超过了公民骑士，无论是拥有公共马还是自掏腰包服役的。(163)波吕比乌斯在公元前2世纪写道，军队中的辅助军骑兵数量是罗马公民的三倍。(164)当时，富有的骑士开始寻找从军之外的其他地位和威望来源，就像麦考尔（McCall）和麦唐内尔都曾中肯指出的。(165)从不断扩张的罗马帝国涌入的财富和资源意味着，从公元前167年开始，意大利的所有公民都被免缴部落税（tributum）。最富有的罗马人开始营建庞大的庄园，装饰华美的房屋和别墅成为社会竞争的新舞台。这尤其是来自希腊的文化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在这一时期开始渗入罗马社会。与希腊人的接触也带来了对研究法律和演说的新兴趣，它们成为骑士在公共生活中崭露头角的有效新途径。这些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并不必然会取代骑士作为骑兵服役——军事勇武仍然是骑士个人和集体身份对外表达的关键部分——但它确实意味着军队不再是过去那种单一的统一因素。从一个以勇武为基础的群体向一个以财富获取为基础的群体的这种转变是前现代国家贵族演变的典型现象。(166)该变化反过来又往往导致了军事地位以外的个人威望来源的多样化。(167)我们可以在共和时代中期看到这种发展，当时骑士成了不同类型的富裕公民的集合，去军中效力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方面。

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初，骑士被要求完成10年的兵役，如果没能履行义务，就得承受后果。(168)公元前252年，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400名公共马骑士（占骑士百人队的很大比例）因为没有按照命令完成防御工事的修建而被剥夺了公共马。(169)骑士与为共和国服役的义务之间的这种强关联无疑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得到了延续。可以肯定的是，骑士百人队的成员参加了坎尼战役。其中许多人是担任军政官的元老。(170)参加战役的公民骑兵很可能有1200到2400人，由公共马骑士和自备马骑士组成。(171)这场灾难过后，试图抛弃国家的行为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公元前214年，财务官马尔库斯·梅特鲁斯（M.Metellus）成了被监察官没收公共马的众多骑士之一，因为他们计划在坎尼战役之后放弃意大利。(172)这些惩罚到公元前209年还在继续，即马尔库斯·科尔内利乌斯·科特古斯（M.Cornelius Cethegus）和普布利乌斯·森普洛尼乌斯·图迪塔努斯（P.Sempronius Tudi-tanus）担任监察官时。监察官不仅剥夺了从坎尼逃到西西里的骑士的公共马，而且命令他们继续服役10年，为马匹自掏腰包，不管他们已经服役了多久。(173)骑士很少被允许放下自己的军事义务，除了例外情况，比如上文提到的包税人。(174)公元前186年，监察官决定为普布利乌斯·埃布提乌斯（P.Aebutius）在曝光酒神节（Bacchanalia）丑行一事中所起的作用而奖赏他，免除了他的兵役，不为他分配公共马。(175)但这个决定似乎是绝无仅有的。公元前2世纪初，作为一个整体的罗马骑兵的勇武继续受到赞誉。公元前180年，在罗马人和凯尔特-伊贝鲁斯人（Celtiberi）之间的一场艰苦战斗中，蛮族占了上风，执政官昆图斯·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命令骑士扭转局势。公民们面对凯尔特-伊贝鲁斯人的冲锋陷阵展示了他们的军事勇武，激励了辅助骑兵的斗志，两者一起击败了那个部落。(176)弗拉库斯许愿要在回到罗马后建造一座骑士命运女神庙（Fortuna Equestris），它于公元前173年正式落成。(177)这座神庙是骑士美德的胜利象征，但它建成时，骑士服役的性质已经开始改变。

对辅助骑兵的日益依赖意味着骑士往往会被迅速提升为军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作为普通骑兵。主要的指挥职位是军政官（tribunus militum）和指挥官（praefectus，领导公民骑兵或盟友部队的长官）。前四个军团的军政官（公元前207年后共24人）都是选举产生的。其中只有10名军政官在当选前需要服役满10年；其余人满5年即可。(178)对除此之外所有的军政官来说，条件更加宽松——统兵官员可以委任任何他们看中的人担任。(179)这些官员职位在公元前1世纪前对主要的元老家族（包括贵族和平民）仍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为任职者带来了威望。(180)骑士也会被任命为指挥公民骑兵和盟友提供的辅助部队的长官。(181)不过，就辅助部队而言，似乎没有统一的规制，因为根据特定战役的需要，有时他们由骑士等级的大法官指挥，有时则由元老院等级的军团长指挥。(182)军政官的职务，尤其是前四个军团的，似乎比指挥官更有威望，因此后者吸引的贵族元老家族成员较少。(183)对公共马骑士身体条件的强调得以保留，因为他们仍然是现役军官。(184)公元前184年的监察官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Porcius Cato，即老加图）认为，罗马人变得过于软弱，没有达到他们祖先的标准，并对被他剥夺了公共马的人严加申斥。(185)加图认为，如果马骨瘦如柴且没有经过精心打理，或者骑手自己太胖，那就不能给他公共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没收了肥胖的卢基乌斯·维图利乌斯（L.Veturius）的公共马。(186)加图还主张将公共马骑士的数量从1800人增加到2200人。这一提议背后的确切原因不得而知，但肯定与他关于公共马是罗马军队关键组成部分的信念有关，即使他们现在是军官而不是普通骑兵。(187)

通过兵役展示勇武的骑士理念仍然很重要，但并不总是在现实中得到体现，因为即使当他们不再是军队的一部分后，富有的罗马公民仍然会保留他们的公共马作为其地位的象征。骑士百人队中的元老成员并不作为普通骑兵服役，而前行政官们甚至不会被任命为军官，除了例外情况，比如坎尼战役。(188)此外，元老们在过了服正式兵役的年龄之后仍会保留他们的公共马，李维认为取消公共马是罕见且耸人听闻的事。(189)公元前204年，两位监察官马尔库斯·李维乌斯·萨里纳托尔（M.Livius Salinator）和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C.Claudius Nero）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公共马。(190)瓦雷利乌斯·马克西姆斯告诉我们，这是“考虑到他们在这个年龄仍然精力充沛”（propter robur aetatis），尽管两人都曾担任过执政官，而且萨里纳托尔至少有50岁左右。(191)在一个主要因其闹剧性质而被铭记的场景中，萨里纳托尔和尼禄试图通过剥夺对方的公共马来发泄旧恨，尽管年龄大或体弱从未成为这样做的理由。(192)公元前184年，加图将注意力转向元老——“亚细亚征服者”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L.Cornelius Scipio Asiagenes），剥夺了他的公共马。(193)普鲁塔克说，这是加图对西庇阿家族的敌意造成的，但那位监察官公开声称“亚细亚征服者”西庇阿不再适合作为骑兵服役。(194)当时，“亚细亚征服者”西庇阿的年龄并不大，可能只有40多岁，但由于担任过执政官，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作为普通骑兵服役了。(195)和其他元老行政官一样，他保留了公共马作为一种荣誉，一种更高地位的象征。因此，骑士百人队中的高级成员——诸如萨里纳托尔、尼禄和“亚细亚征服者”西庇阿等早已不在骑兵中服役的元老——和地位较低的成员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后者仍在服役，即便只是作为军官。元老骑士和非元老骑士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与辅助部队截然不同，后者在公元前2世纪逐渐在罗马骑兵中占多数。骑士不能再像共和早期那样自称为是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部队，现在他们成了由军官和前军官组成的特权团体。

在兵役性质发生变化的同时，元老和非元老也获得了日益壮大的罗马帝国所提供的财富机会。凯伊（Kay）认为，公元前2世纪流入罗马的新收入使财富集中在一个比从前小得多的精英阶层手中。(196)这加剧了富有的罗马人为了获得帝国的奖赏而展开的竞争，就像我们在包税人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位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中的精英希望通过展示财富来彰显自己的地位。(197)然而，一边是由军事勇武定义的旧有贵族价值体系，一边是获取财富和奢侈品的动力，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可以在公元前142年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P.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的监察官任期内看到这种冲突。埃米利阿努斯剥夺了几位骑士的公共马，包括提比略·克劳狄乌斯·阿塞鲁斯（Ti.Claudius Asellus）的，此人的祖先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有过英勇的军事生涯。(198)阿塞鲁斯还为自己作为罗马骑士的履历辩护，宣称“他在服役期间走遍了各个行省”（omnes provincias stipendia merentem peragrasse）。(199)尽管埃米利阿努斯的同僚卢基乌斯·姆米乌斯（L.Mummius）后来重新给阿塞鲁斯配了公共马，但这个受了冤屈的人在公元前140年将监察官告上法庭。(200)埃米利阿努斯在审判期间的演说残篇显示，这位监察官取消阿塞鲁斯公共马的理由是基于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他的“恶意”（malitia）和“挥霍”（nequitia）。他指责阿塞鲁斯挥霍自己继承的遗产，在一个妓女身上花的钱要比其萨宾庄园家当的全部价值还多。(201)虽然以前肯定也有骑士因为这样的原因被剥夺过公共马，但公元前2世纪的情况更加紧张，因为更多的骑士开始追求财富，在一些人看来这与他们的身份不符。

我们许多关于骑士的具体例子都来自公元前1世纪，这一时期有丰富的文献证据。其中包括卡尔维里乌斯·波利奥（Carvilius Pollio），他是第一个用迦太基人的方式以金银装饰宴会长榻的罗马人。这是一项创新，因为以前这种家具只用青铜制作。老普林尼引用科尔内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的话说，在苏拉时代之前，罗马只有两张银质的宴会长榻。(202)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人对奢华的私人宅邸表现出道德上的焦虑，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们的建造。(203)演说家和公元前95年的执政官卢基乌斯·李基尼乌斯·克拉苏（L.Licinius Crassus）率先在他的宅邸里使用了产自国外的大理石制成的柱子；但克拉苏宅邸的雄伟程度被骑士盖乌斯·阿奎里乌斯（C.Aquilius）位于维米纳尔山上的宅邸所超越，大家都说那是当时最漂亮的房子。(204)对财物和不动产的经营为公元前2世纪的骑士提供了展现其地位的新方法。这并不一定与为国家从军相抵触，正如提比略·克劳狄乌斯·阿塞鲁斯的事例所证明的，但保守的罗马人认为这有损于骑士勇武的传统。

需要考虑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作为个人声望来源的演说和修辞技巧的发展。(205)在格奈乌斯·奈维乌斯（Cn.Naevius）写于公元前3世纪的一部剧作中，有人贬斥新手演说者是“愚蠢的年轻人”（stulti adulescentuli）。(206)但情况很快开始改变，公开演说成为罗马公民的决定性品质之一，与军事和政治才能并列。(207)根据西塞罗的说法，第一个真正以演说家身份成名的罗马人是马尔库斯·科尔内利乌斯·科特古斯（公元前204年任执政官），他的口才受到恩尼乌斯的称赞。(208)西塞罗将演说术的发展放在罗马建立帝国之后的时期，特别是在其公民接触到希腊的演说技巧之后。(209)对演说和修辞技巧日渐浓厚的兴趣可以用于法律领域，这是社会和政治竞争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公元前204年，《金基乌斯法》（lex Cincia）对法庭辩护人的报酬做了限制。需要对辩护进行立法这个事实暗示它正成为该时期更为常见的职业。(210)本人是公共马骑士的老加图在职业生涯早期就以律师的身份赢得了声誉，并因为这点和他的兵役生涯而闻名，这可能不是巧合。(211)公元前2世纪末，骑士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Iunius Brutus）在服完兵役之后选择从事法律职业，而不是寻求担任元老行政官。(212)研究拉丁语本身亦对骑士有吸引力。西塞罗认为加图是第一位“著述应广为人知”（cuius quidem scripta proferenda）的演说家，昆体良（Quintilian）称他是第一个写了有关修辞技巧作品的罗马人。(213)罗马人最初对正式的修辞术训练抱有怀疑，公元前161年通过的一项将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驱逐出罗马的元老院政令证明了这点。(214)元老们想来担心这些人会对传统价值观构成威胁。(215)但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骑士卢基乌斯·埃利乌斯·斯蒂洛·普莱科尼努斯（L.Aelius Stilo Praeconinus）帮助奠定了拉丁语语法研究的基础。(216)在这方面还可以举出其他骑士的例子，比如讽刺诗的发明者盖乌斯·卢基利乌斯（C.Lucilius），以及活跃于公元前161年前后的悲剧诗人兼演说家盖乌斯·提提乌斯（C.Titius）。(217)

重要的是，这些努力的领域都不与从军相矛盾，而且许多骑士实际上将它们结合了起来。上面提到的讽刺诗人卢基利乌斯就在努曼提亚的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的军中服役。(218)西塞罗的叔叔卢基乌斯·图利乌斯·西塞罗（L.Tullius Cicero）于公元前102年去世，他曾陪同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M.Antonius）前往奇里乞亚，以其博学而闻名。(219)进入公元前1世纪，卢基乌斯·奥尔比利乌斯·普皮鲁斯（L.Orbilius Pupillus）曾作为骑士参加骑兵，然后回归他的研究，最终在罗马成名，此时西塞罗50岁。(220)最后，就连包税人也开始从军。公元前1世纪90年代，一个包税人商团的负责人格奈乌斯·普兰基乌斯（Cn.Plancius）在西班牙担任了军政官。(221)问题的关键不是骑士的服役在公元前2世纪消失了——显然没有——而是出现了大量获得和展示威望的其他方式。这意味着活跃的军旅生涯不再是现实中所有骑士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即使勇武仍然具有其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

罗马精英阶层拥有的各种获取成功的途径和方式强调了元老骑士和非元老骑士之间的差异，而非将他们统一成一个富有的贵族社会阶层的相似性。让元老成员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作为元老院一员的显赫地位，他们文武兼顾的文职和军职，以及他们新的身份象征，诸如宽边袍和金指环，在剧场中拥有保留座位的特权。非元老骑士可以参与商业和贸易而不用担心受惩罚，由此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元老们不得不通过中间人来处理商业事务。包税人的权力和影响突显了在骑士身上投入的政治资本，后者经常在帝国收益的管理和分配上与其元老同僚发生冲突。最后，在共和时代中期，罗马越来越依赖辅助骑兵部队，而不是现在往往只担任军官的公民骑士。罗马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扩张和财富涌入意大利，再加上其他文化变化，这些都为贵族的声望创造了从军以外的新途径。现在，骑士们在财富、土地和宅邸方面，或者通过他们在法律和演说方面的成就展开竞争。综合来看，这些发展不仅加深了元老骑士和非元老骑士之间的区别，也使骑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变得更加多样化。在其历史余下的时间里，骑士仍将是一个异质的富裕精英群体。从这一点上，问题变成了如何让他们在共和国中获得一种集体目的和重要性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