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贸易与税收

第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元老骑士和非元老骑士在财务及贸易领域的差异。公元前3世纪罗马领土帝国的扩张（更不用说它在整个地中海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100)但在公元前218年，汉尼拔战争爆发前不久通过的立法大大限制了元老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在这一年里，保民官昆图斯·克劳狄乌斯（Q.Claudius）成功通过了《克劳狄乌斯法》（lex Claudia），禁止元老或他们的儿子拥有能够装载超过300个双耳细颈瓶的船。(101)很难找出这项具体的法律背后的动机。李维将其描述为一种道德措施，旨在维护传统的观点，即元老唯一体面的赚钱方式是拥有土地和从事农业。(102)参与贸易不受欢迎，除非是与本人农庄有关的收益。(103)一艘装载300个双耳细颈瓶的船可以为当地市场运输额外的葡萄酒、橄榄油和其他产品，但无法为重大的商业活动提供坚实的基础。(104)《克劳狄乌斯法》明确禁止更大的船只这一事实表明，当该法律在公元前3世纪末通过时，元老已经从这种活动中获利了。(105)

元老们将面临来自非元老骑士和其他富有公民的竞争，后者在意大利也拥有大片土地，希望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货物。(106)销售者之间肯定存在激烈的竞争，因为正如罗森斯坦（Rosenstein）最近所指出的，拥有土地本身并不会带来丰厚的利润。(107)因此，有理由认为，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李维没有提到）意味着，包括骑士和其他富有个人在内的非元老都会游说昆图斯·克劳狄乌斯实行一项法律，以限制他们的竞争对手元老的商业活动。(108)这项措施不受元老院欢迎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李维的说法，只有执政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C.Flaminius）支持克劳狄乌斯的提议。(109)当然，《克劳狄乌斯法》实际上没能阻止元老从事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因为他们继续通过亲戚、代理人和中间人（包括骑士）追求这些利益。(110)西塞罗表示，这项法律在公元前1世纪被搁置，尽管它背后的意识形态想法仍然活跃着。公元前59年，它被尤利乌斯·恺撒恢复。(111)上述考虑并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克劳狄乌斯法》暴露了元老父子同其他非元老骑士之间的一个关键分歧。(112)这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些群体的利益如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相合，在其他情况下又会相背。

公元前3世纪末，大约在《克劳狄乌斯法》通过的同一时间，一个被称为包税人（publicani）的群体第一次出现在李维的编年史中，尽管他们肯定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113)包税人是受雇从事与罗马国家的“公共财产”（publica）相关服务的承包人。(114)监察官负责分配合同，可能包括为陆军或海军提供物资，建造或维护公共建筑，以及征收赋税和关税。(115)更鲜为人知的合同包括喂养卡皮托山上的圣鹅，铺设喷泉地基，清理罗马的下水道。(116)包税人会被组织成商团，拉丁语中称为societates，但合同也会给到个人。(117)许多包税人是公共马骑士或自备马骑士，从而在百人队大会的富有成员中形成了一个有话语权的突出群体。(118)当我们第一次在公元前215年得知包税人时，他们正受雇于元老院，帮助向危机中的西班牙军队提供衣服、食物和其他必需品。(119)由19名个人组成的三个商团竞标军需供应权，但坚持认为在履行合同期间应免除他们的兵役，并要求共和国为他们的一切损失负责。(120)此事表明了罗马国家对包税人的依赖。但关系是双向的。所有的合同都由监察官分配，由元老院管理，因此包税人的继续受雇取决于元老院的支持。(121)波吕比乌斯在讨论罗马政治制度的权力划分时明确指出了这点，这一制度的运行正是因为执政官、元老和人民的相互依赖。(122)当他谈到“人民”（）如何依赖元老院时，他的讨论完全专注于公共合同的分配。(123)这意味着在这语境中，波吕比乌斯提到“人民”时想到的不是全体“罗马人民”，而是最富有的非元老公民。(124)

当元老骑士和非元老骑士的利益在分配公共合同中发生分歧时，就可能发生政治冲突，因为包税人和其他骑士商人会抵制任何限制他们在各行省的金融活动的企图。(125)公元前169年，提图斯·森普洛尼乌斯·格拉古（T.Sempronius Gracchus）和盖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C.Claudius Pulcher）监察官任内的事件证明了这种裂隙的存在。格拉古和普尔克对骑士百人队的审核十分严格，剥夺了许多骑士的公共马。李维表示监察官的这种做法“冒犯了骑士等级”（eques-trem ordinem offendissent），但接下来又变本加厉地规定从他们的前任那里得到过合同的包税人没有资格再次竞标。(126)李维的叙述具有误导性，他使用了“骑士等级”这一表达，并把包税人等同于该等级。(127)不过，如果我们认为被冒犯的是非元老骑士，那么情况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这个群体包括了包税人和他们的合伙人。(128)作为对监察官行动的回应，包税人拉拢保民官普布利乌斯·鲁提里乌斯（P.Rutilius）提出一项法律，宣布格拉古和普尔克分配的合同是无效的；鲁提里乌斯还提议对两人进行审判。投票开始时，前12个公共马骑士百人队中的8个以及第一级别中的部分百人队都支持判普尔克有罪。(129)由此可以看出在百人队大会上的骑士百人队和第一级别中，包税人、他们的合伙人和同情者的人数。作为对这场闹剧的回应，元老院决定不把马其顿王国并为罗马领土，从而明确拒绝让包税人获得任何采矿或是在森林中伐木的合同。(130)这表明元老院承认其出于行政和经济目的会依赖包税人，但不会受他们牵制。此事暴露了罗马社会上层内部的分歧，特别是元老骑士和非元老骑士之间的。(131)这并非任何意义上的贵族和“中产阶级”间的斗争，而是不同的精英群体就如何最好地分配罗马帝国扩张的回报和收益而发生的政治冲突。(132)

这种有关分配公共合同的争端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们不会常年发生。冲突只会在包税人受到委屈时出现。在其他时候，这一体系会按照波吕比乌斯所描绘的那样运行，而且包税人在元老中无疑有支持者，就像公元前184年的事件所证明的。那一年，监察官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Porcius Cato）和卢基乌斯·瓦雷利乌斯·弗拉库斯（L.Valerius Flaccus）决定以不会给包税人足够大利润空间的报价来分配合同。(133)作为回应，包税人请求元老院让监察官重新考虑，并找到了一位元老身份的律师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T.Flamininus）在元老院代表他们发言。(134)因此，包税人和骑士并不是作为一个受到压力群体提出自己的政策。相反，就像巴迪安和迈耶尔（Meier）所指出的，他们主要是被动反应，只有当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时才会进行干预。(135)在共和国中期，他们首要的政治关切是确保自己的盈利机会不被限制，从而可以从罗马的新帝国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