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

罗马共和国形成于公元前四五世纪国王被驱逐后，但这是一种不断演化的统治体系和社会组织。(23)“共和国”（res publica）这个名字意味着国家本质上是“公共财产”。(24)在共和国初期，国家的骑兵是由最富有的公民供应的，在每五年一次的人口调查中，他们被划分为“骑士”。这意味着骑士不再是一个从“传统权威”获得权力的群体，就像曾经的武士精英那样。按照韦伯的身份分类，他们现在变成了一个“职业身份群体”，由他们的官方职能所界定。(25)适合表示这个新的身份群体的拉丁语单词是ordo（复数为ordines），英语中的order（等级）是恰当的翻译，即使这个基本概念并不能很好地对应到我们的现代社会等级制度。“等级”是根据他们在罗马国家中的地位所定义的，“具有相同的政治或社会地位的一群人”。(26)因此，罗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由若干等级，而不是经济阶级组成的。(27)由于早期罗马国家按照军事划分来组织自己的公民（就像百人队大会那样），最早的几个等级是骑士（骑马作战的最富有的人）、公民步兵（pedites）和无产者（proletarii，不作战的穷人）。(28)

作为军事精英的骑士代表了韦伯所说的真正的职业身份群体之一，他们是如何多样化并转变为一个并非仅仅以勇武来定义的贵族的呢？骑兵最初只有1800人，被称为“公共马骑兵”（equites equo publico），他们的马匹开销由国家承担。公元前403年，国家允许达到人口调查最高要求的所有男性公民作为骑士参军，只要他们能自备马匹。(29)不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国家开始依赖辅助军作为骑兵，意味着骑士本人现在只是担任军官。虽然勇武善战对骑士的集体身份仍然重要，但其他的威望来源也开始不遑多让，比如通过拥有土地来追求和展示财富，商业冒险和收税，以及文学、修辞和口才方面的优异。这意味着最初的骑士贵族变成了富有的统治精英。这样的发展并非罗马独有；事实上，它可以被描绘成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变得更加复杂的演化过程中的典型特征。(30)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贵族由乐于被称作骑士的精英组成，即便他们不再是骑兵的主体。当初的职业身份成了地位的标志。

骑士由元老（只有300人）和所有同样满足骑兵财产条件的非元老组成。情况在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发生了变化，当时18个骑士百人队的成员被迫在跻身元老院时放弃了自己的马匹，从而不再是骑士。此举之后立即又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赋予剩下的（非元老）骑士突出且独立的政治角色，让他们在刑事法庭上担任陪审员。这两个动向是迫使元老和非元老精英在地位差别上出现分化的催化剂，而这种分化已经酝酿了几个世纪。(31)在共和国的这一新的等级体系中，元老等级（ordo senatorius）和骑士等级（ordo equester）之间有了清晰的差别。两者在地位和威望上要超过第三个等级，即人民或平民（plebs）。尽管罗马人在投票时继续被按照百人队大会这种军事组织来编排，但新的社会等级体系取代了共和国早期旧有的骑兵、步兵和无产者等级。(32)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骑士等级在任何意义上构成了经济上的“中产阶级”；相反，他们是罗马贵族的第二层级。(33)对共和时代不断扩张的罗马国家所获得的财富的分配造就了这种双层贵族群体。帝国的获益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给富裕的精英（元老和骑士），而不是普通公民。(34)事实上，在波吕比乌斯对罗马国家以及作为其统治组成部分的元老院、执政官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描述中，“人民”主要指富有的非元老，而不是平民。(35)因此，骑士等级的出现使这些富有的非元老在共和国的框架内获得了官方地位，让他们凌驾于其他公民之上。(36)

当然，这并非任何个人或群体有计划的决定，而是长期演化的结果。事实上，对贵族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它们在为国家提供必要的结构和凝聚力方面发挥着关键的功能。(37)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罗马国家的双层贵族结构并不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正如莫斯卡（Mosca）所指出的，“在统治阶级的最高阶层之下，总是存在着……另一个阶层，他们的人数要大得多，包含了这个国家全部的统治人才”。(38)在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骑士等级都是新元老的主要来源，根据时间的不同，元老的人数在300到600人之间。公元前1世纪时，每代人中大约有1.5万名骑士，到了元首制时期增加到2万至3万人。(39)此外，元老群体本身不是封闭和完全世袭的贵族。(40)跻身元老和骑士等级是基于监察官（后来是皇帝）所做的财产和道德评估。(41)因此，演化出独立的罗马元老和骑士等级与更大的历史趋势保持一致。(42)骑士等级扮演的社会职能确保了范围广大的富有精英加入到共和国之中。(43)

我们在上文谈到武士贵族时已经讨论过，需要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赋予身份群体意义和团结。曼恩（Mann）称这种目的意识是“内在的”。(44)就新的骑士等级而言，他们继承了曾经属于贵族骑兵的武德、仪式和身份象征。(45)尽管共和时代晚期的骑士并不都是骑兵（虽然有些人确实是军官），但这些军事特征（比如每年骑马穿过罗马城的游行）帮助赋予了他们一种本来可能没有的独特的意识形态目的。正如芬利（Finley）所说，对于骑士等级来说，骑士头衔“含有真正的社会心理意义”。这意味着作为一个集体，骑士变得不仅仅是包税人、商人、演说家、文法学家、军官或小城的意大利精英，而且是一种悠久且引以为傲的为国家效劳的传统的继承者。(46)他们外在的存在理由不是获取财富，而是展示自己的美德，从而捍卫罗马及其利益。(47)这使得骑士能够与元老院成员一起在共和国占有一席之地，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是“文武兼顾”（domi militiaeque，字面意思是“在国内和战场上”，指作为文官和军事指挥官）地为国家效劳。

一边是维系骑士等级集体身份的意识形态表达，一边是大部分骑士的日常生活，两者间的不一致并非问题，而是力量的源泉。就像希拉德（Hillard）所指出的，罗马所有的公共意识形态实际上都是“戏剧”——并非指毫无意义的表演，而是“对共同价值观的反映”。(48)因此，这些仪式和象征为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服务，让骑士等级具有了社会和政治的内在性。在前现代社会，缺乏有凝聚力的意识形态的统治或社会群体往往会崩溃或衰亡。(49)所以，军事成就常常会作为群体凝聚力的基础被保留下来，即便与之相关的精英后来从军事勇武之外获得威望。(50)比如，骑兵贵族演化成由国家定义的身份群体的现象（就像罗马的骑士等级）也出现在中世纪欧洲骑士的变迁中。(51)不过，中世纪骑士后来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成为世袭贵族，这是骑士等级从未经历过的。(52)

至此，我们看到了共和时代的罗马贵族身上许多为前现代社会所共有的方面。首先，骑士群体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这给了他们意识形态目标。其次，我们注意到，复杂社会(53)通常在最高层次的精英之下拥有规模更大的次级群体。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骑士等级并非不可避免地会完全按照它出现的方式诞生。相反，只能用罗马本身的具体形势来解释它的演变。在这一背景下，将罗马共和国同古典时代的雅典及其民主统治体系进行比较具有指导意义。这两个国家不仅在地中海世界同时存在，而且在前工业化社会的全球背景中，它们很大程度上都是特例，因为社会的自然演化通常会走向君主制，而非共和或民主制度。(54)不过，骑兵贵族在这两个国家的演变采用了根本不同的方式。与罗马共和国一样，从梭伦时代开始，雅典社会按照基于财产的标准被分成不同的身份群体。(55)即便在梭伦的等级体系不再具有现实意义后，作为骑兵服役仍然是能够负担得起马匹的最富有贵族的专属。(56)因此，骑兵是富有的年轻贵族的领地，他们一起接受训练，在公开展示和节日上表演，类似于罗马骑士每年穿越罗马城的游行。(57)不过，雅典的民主意识形态意味着骑兵不会像罗马骑士那样被赞美。对雅典人来说，骑马带有强烈的君主制意味，因为它会被人和马其顿与波斯这样的专制国家联系起来。(58)公元7世纪时，重甲步兵的兴起被理想化地视为大众的政治参与对专制的胜利，即便所谓的重甲兵革命事实上是远比史料想让我们相信的更加缓慢的进程。(59)从此，展现真正的男性勇武（andreia，在希腊语中相当于virtus）的成了公民步兵，而不是骑兵。(60)雅典的民主意识形态并不总是符合其崇高的平等主张，关于民主是否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当然存在着争执和讨论，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中，尽管这从未产生任何长期的社会变革。(61)因此，雅典政治制度的性质意味着在骑兵中服役的公民没有凝聚成一个独特的身份群体。

为何骑兵精英的演变在罗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呢？罗马不是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国家，但它在形式上仍然是共和国，人民会在缔结和平与宣战、授权立法、判决死刑等事务上行使权力。(62)答案无疑在于，罗马共和国是“混合政体”，就像波吕比乌斯所看到的，它依赖民主、寡头和君主制元素的平衡。(63)事实上，在王政时代之后，武士贵族氏族的首领继续施加影响，主宰着政治事务和高级官员直到共和时代。(64)这意味着贵族意识形态在罗马并未受到怀疑，就像在希腊那样，而且成为了界定在罗马国家内部的社会身份和等级的必要部分。(65)骑士身份让无法（或不愿）加入元老院的富有的土地贵族获得了官方地位和公众身份。这把我们带回到骑士等级被巩固为一个身份群体的社会原因，即它让非元老的精英公民在罗马国家内部得到认可和尊敬。而对雅典来说，像这样给予贵族精英突出地位的唯一方式是将整个统治体系从民主制改为寡头制；这样的尝试没能取得长期成功。(66)

至此，我们考察了骑士等级演化的文化原因和社会原因，但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个体政治家在其发展中的重要性。(67)该等级在公元前2世纪末作为一个不同于元老的身份群体的出现也是盖乌斯·格拉古关于勒索案法庭陪审员组成的法律的结果。虽然骑士之前也因为税务合同问题与元老发生过政治冲突，但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罗马自身的民事政治领域中（与军队中的指挥官职务相反）获得了官方职务。(68)这一改变可以被归功于盖乌斯·格拉古作为改革者的眼光，他的目标之一是让元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用骑士陪审员让元老和骑士之间的矛盾大大加深，因为这意味着元老不得不第一次向骑士做出解释。因此，在共和晚期，元老和骑士间的这种冲突主要是盖乌斯·格拉古赋予骑士的新的政治角色，而非任何阶级冲突的结果。(69)就像通过西塞罗的作品所看到的，公元前1世纪的骑士故事专注于应该如何把该等级新的政治权威纳入到罗马国家的框架中去，他们之前在其中仅仅是由财富和身份所定义的等级。(70)用韦伯的话来说，骑士等级从一个职业身份群体变成了具有政治权力和影响的身份群体。(71)不过，有必要在这里提醒注意的是，骑士并不完全符合韦伯对政治身份群体的刻画。这是因为骑士的政治影响主要是被动的，他们没有也无法贯彻自己的政策，只是作为集体介入直接影响他们利益的事。(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