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老人的16字箴言
——肺癌骨转移后，中西合璧康复16年
史女士
年龄：92岁 职业：大学校医 地区：江苏常州
患者自述
2004年，退休10年、子孙又不在身边的我，深感无聊和失落，总想找点活儿干，哪怕义务劳动我也愿意。抱着这种目的，找到了天宁区一家工厂当厂医。周边厂房连片，化工厂、印染厂，还有一家颜料厂，整天乌烟滚滚，时不时就有怪味飘进我的医务室，随着四季风向的变化，气味的浓烈和节奏也会跟着变化。
从事一辈子医务工作喜欢酒精气味的我，并不喜欢飘来的味道，曾动过念头，想辞掉工作。转念一想，退休前，从部队到地方，辗转多个省份，生活那么艰难，都挺过来了，这点烟雾算得了什么，也就别矫情了；再说，回到家寂寞的味道，说不定比这更难受！
在静守孤独和忍受异味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安心工作一年多后，时不时就会咳嗽，总以为是感冒了，每次吃点药都会有所好转。转眼工作到第三年（2007年12月）时，呼吸道发炎比前两年频繁很多，全身乏力，白细胞下降，经常会咳出灰黑色的痰液，嗓音也几乎接近失声的状态……身为医护人员的我预感大事不妙，立即去常州医院做胸部CT，第一次CT结果为：间质性肺炎。
过了一段时间，仍旧有咳嗽，遂复查CT，结果为：左肺上叶后段占位，考虑左肺上叶癌伴纵隔及左肺门淋巴结转移。时年76岁的我，拿到报告的那一刻，除了害怕就是后悔：悔不该太矫情，悔不该耐不住寂寞，悔不该太贪恋，悔不该73岁了还跑出来上班……结果是，没得到多彩的生活、丰厚的奖赏，却得了肺癌。
所在的单位是民政局下属的小包装厂，全部是简单的物理操作，没使用化学制剂，不会有任何污染。罪魁祸首，就是周边的那些浓烟，那些化学气味，就是致病元凶，别无可能。
结果出来后，常州医生说：需手术，但因长的位置靠近心脏，手术有点难度。
我的孩子们商量后，决定到上海再听听建议。入住了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放疗科，全面检查后，科主任周道安教授对我说：“考虑到年龄，考虑到左上肺位置，建议做微创手术。你们联系外科医生吧！”
我虽是医生，但也仅限于拥有常州地区的医疗资源，就请求周教授：“既然找您了，外科医生的事，就全部拜托您了！”
于是，周教授就推荐了该院的胸外科做微创手术的领军人物。
2007年12月18日，行VATS（电视胸腔镜外科手术）左肺上叶切除术。术后病理示：左肺上叶前段，腺鳞癌；局部累及脏层胸膜；切缘未见癌累及。
微创术后，又回到放疗科。周道安教授嘱咐：“术后，你还要放疗，放疗效果不亚于手术，可以弥补手术的不足。”
先做X射线定位，再检查，最后做了共计DT 60戈瑞/30次。临该出院了，我问周道安教授：“就这样出院了，我下一步该怎么治疗？要不要化疗？”
答：“有的人，化疗一下子就被打趴了。”
听得出，周道安教授的意思很明显，不主张我化疗。
自从找到周道安教授，不管我怎么问，他从来不烦不躁，总是耐心解释，博学又谦逊，一派学者风度。不管是医术，还是医德，都使我对他非常信任。
所以，我记住了他的医嘱，回到了常州。
到了常州医院肿瘤科，医生却极力主张化疗。我搬出周道安教授，以及他的观点，以为可以说服医生，没想到对方依然坚持，并振振有词地说：“要住进来就听我的，否则你们只能另请高明。”
常州医生的话，有力而坚定，似乎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这里毕竟代表本地最高医疗水平，不住这里去哪里？只能从命。
于是，2008年3月28日至7月8日期间，采用力比泰1.0，第1天+泉铂（奈达铂）140毫克，第1天方案，共化疗了4个疗程。
化疗期间，与很多癌友们一样，我的白细胞也下降，胃口变差。但一向坚强的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化疗结束，身体各方面功能恢复还挺快，我暗中窃喜——这个化疗，也不过如此而已。
2008年12月31日，女儿从上海回来过元旦，同时也为了给我庆祝治疗的结束，一家人在饭店订了桌团聚宴。从发现病情至今已一年多，久违的开心，所以，我的胃口特别好。
家人照顾到我的病情，当时给服务员讲清了需求——不吃辣，服务员也答应了。
菜上桌后，我还特意夹了一小口，以尝尝辣不辣。入口后，觉察到了微辣，立马不吃了。
回到家没多久，后背就开始隐隐作痛。再过一会，不光没有减轻，反而变得钝痛、钻痛，恍若千军万马的小虫子沿着脊椎往上钻。
彻夜无眠，想想一年来从发现，到手术；从化疗到放疗……痛苦只是一个过程，最终还会转危为安。心想天亮了，应该会好转起来。
可是，凌晨时症状并没有减轻；天大亮了，还没减轻；早饭后，更加剧烈了。孩子们怕出问题，立马把我又送进了常州医院。
骨扫描，结果显示：多发性骨转移，尤以胸椎骨最严重。
拿到报告的那一刻，全家愉悦的心情一下都被打到了谷底，对这个癌细胞我真的害怕了起来，它怎么就这么厉害，治疗刚结束，它就卷土重来了……一瞬间，我陷入悲恐之中。
看来，我高兴得太早了——花轿没到就放炮。
自我理解，化疗等于没起作用。
去征求常州医院副院长的意见，他建议我使用靶向药——吉非替尼。
职业生涯中，我曾看过书，印象中靶向药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可导致呼吸困难和间质性肺病。心里想：我的肺病最初本来就是间质性，万一副作用发作了，这不就完了吗？而且，我的病理明明是混合性的腺鳞癌，腺鳞癌对靶向药是不敏感的。故副院长再次来查房时，我赶紧向他报告：“院长，有个事情忘记了，我的病去年在医院刚被发现时，就是间质性肺炎。这样，还能使用靶向吗？”
他若有所悟：“哦……你这么一说，靶向药，你是不能用的。让肿瘤科J主任决定吧。”
回到肿瘤科，J主任问我：“你准备怎么办？”
我笑了笑：“病人肯定听医生的，我听您的。”
J主任笑了笑：“我不是最后还得听你的吗？这样吧，还是上化疗吧！考虑到力比泰副作用大一些，用国产的捷佰舒吧，加上长春瑞滨，还是双料治疗呢！”
故在2009年2月5日，3月13日，5月5日，用长春瑞滨10毫克，第1～7天+捷佰舒130毫克，第1天，分别化疗3次。就在他们的坚持下，2009年6月29日，我又做了第四次化疗，用了盖诺10毫克，第1～6天+捷佰舒120毫克第1天。
但这四次的副作用，比第一波的化疗副作用厉害得多了。白细胞下降到只有1000，头晕乏力，经常感觉天旋地转，在我的坚决反对下，孩子们果断地叫停了后面的治疗。
住院期间，偶然从病友手中看到了一份资料，谈到了一个概念叫作“零毒治疗”，大概讲道——
尼克松总统发起了“抗癌战争”，并宣称美国将在5年内，攻克癌症。但30年过去了，美国斥巨资在癌症研究和癌症治疗方面，其结果是每年死亡人数达700多万。可见，以手术、化疗及放疗等为基础的现代医学治疗癌症的效果是令人遗憾的。
许多肿瘤医生持有“根治癌症”的观念，从而导致患者的“过度治疗”。最后，作者呼吁“应该建立一个经科学验证、无毒、花费少、疗效又很确切的新疗法——零毒治疗”。
这四个字，让我心头一震，可以说，切中了我的心窝窝。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当时就下定决心：求助中医，虽然我是西医，但心里还是更敬重中医。
我为什么会相信中医呢？先说一说自己的经验吧！
2000年秋天，我去上海的女儿家里，路上便感到肩膀三角肌处疼痛。到了女儿家，蹲下去就有困难，强行勉强蹲下去，也起不来。
俗话说：八月里来雁门开，大雁脚下带霜来。莫非我穿得少受寒了？可我早早就穿上毛衣了。
第二天，我就告别女儿回到了常州。在常州医院风湿科一查，红细胞沉降率升高到80毫米/时，医生判断体内有炎症。
接着，采集了口腔活检，看是否属于干燥综合征。我心中明白：口水我有的，泪水也有的。即使是干燥综合征，也是继发性，而非原发性。
出院让我吃泼尼松，天天吃，我也明白：泼尼松是激素，不能一直吃。但是，不吃，第二天就痛，只好再吃。
一筹莫展时，看到了《扬州晚报》健康版的一篇报道：主人公是位女同志，阴虚，和我所有症状均相仿。当时服用了“六味地黄丸”之后，康复了。
我也效仿，赶紧服用了数天仲景牌“六味地黄丸”，疼痛还真的缓解，并渐渐消失了。
“六味地黄丸”还不是根据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金匮肾气丸优化而成？进进出出医院多次，我的病还不是我自己治好的？我的病还不是中医药治好的？而且是经典传统老方药治愈的！
事后恍然大悟：有些慢性病，就要靠中医调理。
想到这些，事不宜迟，赶紧找到了常州源盛堂中医门诊部的王东径院长。2009年3月，王院长帮我挂了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的号。
看了我的片子，了解了我的基本情况后，何裕民教授说：“癌症并非外敌，而是人体的一场‘内乱’，但也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单纯治‘内乱’，不处理好环境影响，后面还会出现新的战乱。中医药的优势所在就是调整和控制，维持脏腑功能阴阳平衡。”并明确告知，我的年岁不算小了，且属于对化疗不敏感的腺鳞混合癌，放疗已经结束了，再次放疗意义不大，对自身损伤不小；不妨先中医药调整，且治疗且观察。
何裕民教授明确告知我，这类情况他经历过多例，好生调整调整，应该能够疗愈。并引荐了多例类似案例，鼓励我从容应对。
开了处方以后，他又交代我“不要拎重东西，一定要穿软底鞋”等。
我从医多年，仅凭这些话，以小见大，我看到了何裕民教授的临床治疗底气及与患者共情的出发点。
鉴于骨转移后，第5～6胸椎破坏严重。听从何裕民教授建议，我到了常州医院，征求骨科主任：“怎么处理好？”是不是考虑中西医结合。
骨科主任答：“需要尽快钢板固定。”看我一脸疑惑，又补充道：“现在看你蛮好，不迅速加钢板固定的话，会截瘫，以后大小便会拉在裤子上的。”
儿女们一听着急了，这可怎么弄？
召开家庭会议商量，最终还是让我自己做决定，因为我是医生。可是，医生也有专业盲区，所以我很无助，也很无奈。
再一次将骨科医生意见及时反馈给何裕民教授，他依旧从容地说，考虑你的年龄等综合因素，你自我的思考是对的，先保骨针加中医药纠治起来吧，争取很好地控制住。但起居等行动一两年内要多加小心，千万别负重、攀高、远行，以免受损骨骼加重损伤……
回家后，想了一个晚上，总算想明白了，并列举了三点以自我聊慰：
（1）我不是局部的外伤毛病，而是全身毛病，多处转移。用钢板固定了，可能会有新的创伤，可能会流血，这样一来，于事无补。
（2）我年老体弱，经不起大手术的流血创伤，可能还会诱发癌细胞进一步扩散转移，结果事与愿违，性命难保。
（3）化疗科有化疗科的角度，肿瘤科有肿瘤科的角度，骨科当然会从骨科的角度下结论。只有“我”，才会从“我”的角度替自己考虑，遂决定继续以中医药的调理保守治疗为主，挖掘身体内在的抗病能力，争取战胜疾病。
中医方面，2009年3月，我开始吃中药。何裕民教授不来常州时，就看诊何裕民教授团队的孔祥荣教授，她也平易近人、温柔可亲，看得非常认真。总是对我说：“阴虚，没问题的，帮你调理调理。免疫力提高就好了。”记住她的话，我不放松，坚持吃中药。
西医方面，征求周道安教授意见，采用免疫疗法，一周打一次胸腺肽。
就这样1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身体慢慢恢复起来，原本的骨转移也一点点好起来。
但复查时部分骨头还是有浓聚，又到常州医院去看了骨科，不巧骨科主任出差。问副主任怎么办？副主任还是建议打骨水泥（指用手术方式进行的局部固化治疗）。有了以前的经验，我多了个心眼，接着问该副主任：会有什么副作用吗？该副主任认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片子，说：“可能会有，骨水泥打进去，可能会过敏，也可能会打到血管，打到肺……”这么一说，我晓得了，有风险的。
再过一段时间，骨科主任回来了，认认真真地在荧光屏上读了片子，对我说：“你的全身治疗还是有效果的，骨头有点钙化了。”钙化了，就是指支撑作用有所加强了，很好！
他压根儿没提到原本曾经强烈建议我的一定要加固钢板；也没有提及骨水泥的固化治疗。从侧面也就证明，我的自我选择没错，当时听从自己的“逃避”想法，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且医患双方充分沟通，对完善及坚定自己的选择，起到了很好的强化作用。
人固有一死，如何向死而生？也需要借助临床叙事，在充分沟通情况下，我得以坚定地遵循何教授“切勿过度治疗”原则，顺其自然，安安心心吃中药。
结果，十多年过去了，我既没有瘫痪，也没有尿裤子。
不知医院骨科两位主任，看到我现在的这个样子，会不会些愕然！
从2009年3月开始，通过王东径院长和何裕民教授结上缘。因为同样是医生，我们之间似乎沟通交流比常人来得要多些，顺畅些，并逐渐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两人年龄相差20岁，一个西医一个中医；一个患者一个医者，而患者本身也有医者履历；他很快成了我的精神支柱。首先，他看病方式大不一样，常州也好，上海也好，都是圆桌门诊；近10人排排坐，大家绕着大桌子，一个挨一个；气氛轻松融洽地聊着天，似乎是在唠嗑话家常，没有通常看肿瘤科那种紧张和忐忑；也许是因为我的年龄（往往是同一次求治者中最年长的），也许是因为我病的关系，总被他们照顾着，安排在第一个；由于职业特点，也许是性格使然，最初几年我的问题特别多，会反复地询问、了解，追着打破砂锅问到底，似乎想从教授嘴里掏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和前面说的周道安教授一样，每每不厌其烦地回答问题。我们涉及的不仅仅是医学、身体、康复等问题，还涉及更多的疑惑。如：我为什么会生这病？为什么我会被这病如此纠缠不休……其实，事后反思，内心是想得到心理的强大支持。
作为临床老大夫，以前对“叙事医学”闻所未闻，事后才有所听闻。对我来说，医患的临床叙事确实很有好处，让我能逐步认清自己，获得一种积极的支持，并能找到某些病因，并加以消解，尤其是可化解很多疑惑……这些，对我们的整体康复大有裨益。试想，耄耋老人，肺癌放化疗都做了，又多处骨转移了，还需要椎体固定、骨水泥；且患的是非常明确而棘手的腺鳞癌（混合型的腺鳞癌我查过资料，很不好治疗），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被疾病所不断折腾着，多个椎体转移，椎体转移一不小心会高位截瘫……行医多年的我，这些后果都很清楚，积极的干预，已经做了，似乎罔效，再施以更积极的，耄耋之躯何以堪受？
就是借助医患双方的叙事，在心理纾解过程中，至少我的疑虑困惑得到了消解与释放，一旦康复信念确立后，借助中医药和保骨针，坚定而义无反顾地一直走了出来，走向了康复，创造了奇迹。
我的坎坷治疗经历及康复旅程，想让给更多的人有所知晓，以帮助他们的成功康复。可以说，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医生，患了棘手的晚期肺癌骨转移，16年的康复经验与教训，对他人来说就是一面镜子、一种鼓舞、一种鞭策，更是希望。当然，作为双重身份的我，尤其推崇临床叙事方式看病。
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了，每次何裕民教授来常州门诊我都过来看，2019年后几年，何裕民教授已不给我开中药了，说我已走向康复，即使有点小问题，随机辨证施治，找助手开方即可。
就这样，从76岁到92岁，跟着何裕民教授专家团队一路走来已有十六个年头。身体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思维清晰，自主生活。
必须承认，这是中医“适度治疗、零毒治疗、整体治疗”的思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中医学中有很多关于对生命与健康的摸索，诸如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绵延千年而经久不衰，靠的就是一代一代地传承与发扬。
传承这些经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对我而言，对医生而言，就是可以在有生之年帮助更多的患者。下面就是我大病之后用了16年，总结出来的16个字的箴言：
（1）打持久战。癌症是慢性病，不一定要急于求成，立竿见影，要耐住性子“以慢治慢”，打持久战，与癌共生存。
（2）八字方针。牢记“医、药、知、心、食、体、社、环”的综合康复八字方针，全面配合治疗，有所禁忌，不能乱来。
（3）避免过度。任何事物，包括检查、治疗等都不能过度。物极必反！如过度的自由和过度的恐惧，都无法让精神繁荣。至少在我晚年抗癌经历中，自我避免了多次各种类型的过度：如果当时我做了钢板固定手术，也许早不在人世了，至少生活不能自理了；如果我遵循“宜将剩勇追穷寇”原则，第2个疗程化疗第4次时不果断“STOP”（停止），也许我的忌年已度十多载了；如果我听从指南要求，长期用激素，它的后果也难以想象……
（4）群体抗癌。抗癌患者的故事是生命的赞歌，他们在与死神的较量中，展现出生命的顽强和力量。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生命的不易，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坚韧和美好。正是这种生命的力量，鼓舞着我们珍惜当下，活在每一个当下。
作为同样是给人看病的医生，何裕民教授的诊疗方式最初只是让人觉得很好，有助于医患双方的充分沟通与形成合力。后来了解多了，也耳闻“叙事疗法”一说，难免感慨万千：的确，加强临床叙事，对慢性病的纠治，意义重大。与本书中的另一位医生出生的许主任所想类同（第213页）。
医者点评
其实史老医生的自我叙述中，脉络已说得很清楚，有关细节都有交代，再作点评，似多此一举。但她的康复叙事，别有韵味和提示性，值得学习领会，故愿意再作点评，以飨读者。
史老医生因在我处前前后后诊疗16年，常在常州或上海门诊遇到她，她比较特别，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因为年龄偏大，往往被照顾安排候诊在前面些；二是因为其本人是医者，是老资格的西医师，早年从部队转业，善侃侃而谈，故印象深刻。
她来找我时（2009年），我们对肺癌骨转移治疗已有不少经验，成功者很多。本人记忆深刻的女性患者就能列举多案：如早在2000年前后，宁波的邓女士是位教师，50多岁时患的就是肺癌胸骨、颈椎转移。当时她颈部不能动弹，疼痛厉害。那时候，国内的保护骨的针还比较落后，有反应，她打了几针后就不敢打了，仅用中医药控制，控制得很好，大概三年后所有症状都改善了。现应在75岁以上了，不久前还来看望我，康复满意。
另外，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也是肺癌骨转移，转移到颈椎、胸椎，活动严重受限，加上剧烈痛，难以缓解，甚至一度想轻生。2004年找到我诊疗后，约两年完全康复，后来成为南昌市的抗癌典范。2012年还上了江西省电视台。她的积极抗癌态度及成功案例，影响了不少江西患者。
因此，当史老医生找来时，我们已有较多的成功经验，比较有信心，底气很足。遂坚定地建议她：鉴于其年龄（当时已近80岁了），手术、放化疗都已经用了，无效，不能再折腾了。中医药加保骨针，以保守治疗为主，慢慢调控；同时注意生活方式调整，包括不能负重、攀高、远足等；也不宜再创伤性治疗了，包括骨水泥、钢板固定等，都可暂缓。果真，在中西医学的加持下，在她本人积极配合下，她恢复得相当不错，这也是个骨转移康复的典范。
她为什么会生癌？且控制不佳？这也是史老医生所纠结的问题。她自认为是化工厂的毒气污染所致，此话不假。因此，如何保护好环境是个大的社会问题。关系到芸芸众生的健康，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污染只是外界因素之一，芸芸众生中被污染所害的，绝非少数，但患了肺癌的毕竟是少数。我们的临床观察表明，还有其他一些潜在因素，需特别兼顾。试解其中一二：
今天，中国女性的肺癌患病率直线上升。除污染外，人们往往归诸二手烟，此话成立，但有点勉强。也有人归罪于其他因素，如烹饪、炒菜、油烟等所害，都有一定关系。但我们还注意到一点：它还和个人性格及应对方式密切相关。
先补个小插曲：十四五年前，我是河北石家庄某大医院肿瘤会诊中心顾问。一次癌症会诊来了几十位患者，诊疗结束后特别感慨。那段时间石家庄雾霾很厉害。这些患者中有四位前后连着号的女性，都是肺腺癌，都做手术了；我有认真问诊的职业嗜好，每位仔细询问，都是财务出身，被告知她们财务室没抽烟的，且家属大都不嗜烟；每位我都号了脉，对了话；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高度兴趣。
进一步了解，发现她们大都处事拘谨，认真负责，谨小慎微，且无不良嗜好。那时之前，我约已看过不下数千例女性肺癌患者，大都有上述特点，其职业不是办公室管理者，就是财务审计，或老师等，却几乎没干清洁、扫马路的女士。照理说，如是污染所致，后者被污染概率更高些才对！显然，常规解说有误。前后参照，恍然大悟！原来是忽略了人的主观因素——污染的确是致癌源头之一，但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污染环境的确造成患肺癌概率大幅度提升，但每个个体毕竟都有自我修复能力，在反复刺激状态下叠加自我修复力之薄弱，不能及时清理异物、修复刺激损伤，才导致包括肺癌在内的疾病发病大幅度上升。而自我修复力也属抗癌力重要组成部分。这解释同样适合于史老医生。这些年来，我更坚定了这一种解释。而破解之术就在于对不抽烟的女性肺癌患者要适度释怀。
至于史老医生，十多年的交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做事极其认真，凡事都要追问得清清楚楚，小心谨慎。这可能和她一生从医经历有关。门诊中，她因为年长，往往被让到第一个就诊。最初几年，几乎每次要花半小时与她讨论分析，包括某些细节问题她也打破砂锅问到底。只有彻底释怀后，她才从容离去。其实，对慢性病的癌症患者来说，帮助释怀，这点非常重要。大概三五年后，史老医生康复得很好，她的笑声越来越爽朗，情绪越来越来积极；与此同时，纠结也越来越少。且她每次都愿意帮助新的患者。以她的特殊身份，开导、劝解其他患者，并在患者相互交流中，相互促进康复；成了门诊患者效仿、学习的楷模。
我们很早以前就提出“从‘心’治癌”的重要性。至于“从‘心’治癌”的主要环节，不是一本正经地用心理医生的方式来咨询，而是贯彻在日常诊疗中的心理疏导疗法。我们认为，医患的有效叙事，就是心理疏导疗法的很好载体。
编者感思
癌情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