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商业伦理：传统与流变
人类社会已从游牧、农耕，历经近代工业革命和现代信息、数字革命进入智能与新商业文明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繁荣，无疑为人类带来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为我们的幸福生活奠定了殷实的财富基础。然而，原始的商品拜物教经过货币拜物教转变为资本拜物教，到了现代社会则进一步演变为“GDP”拜物教，从而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可避免地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全球商业计算思维弥漫、人文精神萎缩、道德伦理退化，乃至西方操弄“零和游戏”“商贸大战”，执意逆潮流而动，使“全球化”开上了历史倒车。虽然不少有识之士呼吁“人文经济模式”和“厚商业文明时代”，但由于一些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不美好性、不可持续性依然是人类面临的极大挑战。综观全球，巨大的挑战在于“资本的逐利本质”依然会使世界滚滚商业洪流面临严峻伦理考验，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辅助生殖技术……诸多未来的厚利经济模式、新奇科学技术有可能加剧人类伦理风险。中国在此经济大潮和贸易战威胁之下同样面临新一轮商业伦理的考验。中国政府秉持大国担当，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致力于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模式，矢志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体并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和平发展道路。在努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确立“四个自信”的新时代，五千年文明智慧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为我们应对挑战准备了充足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资源。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双创”），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为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双创”的前提必然是摸清文化家底、筛选文化精华、厘定文化基因。钱穆先生认为“礼是中国文化之心”。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之邦”自古注重“利用厚生”“熏风阜财”“经世济民”，商业早发且繁盛，商业伦理博大精深，中国先哲希冀经由“礼治”，逐步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境界。商业和商人作为“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行为主体，必然有其“礼俗”“道理”和“价值”承继，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商业伦理传统。孔子说“富而好礼”，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说“君子富，好行其德”，这些都是中国商业伦理的经典表达。
泱泱中华，礼仪之邦，文化自成一体，闪耀世界。但凡自成系统，必然自带传统，有其源流和鲜明特色。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华夏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我们新时代“四个自信”和“双创”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华文明从黄河文化、长江良渚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三个起源点，通过不同血缘、地域共同体基于自然经济的合作，创造了三种类型的区域文明；到距今5300年以后，出现了各族群相继发展的“群星闪耀”局面，各地都进入了文明时期，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陕西的神木石峁遗址周边文化形态为代表；在距今38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河南偃师二里头成为“满天星斗”后的“皓月当空”，夏王朝兴起。黄河的贯通入海与中华文明的多元汇聚重叠，使黄河母亲河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文化“利用厚生”“厚德载物”“生生不息”的象征。在河洛文化圈内，不仅有丰富的五帝传说和遗迹，而且还有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都。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夏文明的这一初级阶段，我们的祖先已具备“日中而市，交易而退”的“自然经济和商贸”智慧，尝试“化干戈为玉帛”，用“劳动”“合作”和讲诚信的“货品流通”创造了丰实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于历史文献和考古成就，我们有理由对“中国自古重农轻商”的社会成见和“中国缺乏独立商业伦理”[1]的论断提出质疑并进行系统研究。作为本教材的首章，我们理当对中国5000多年商业文明和各代先辈商人所秉持的道德伦理进行综述、提炼，分析和体悟中华商业文明的源头基因、朝代流变及近现代的赓续、创新。
西方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传世之作，其精神和价值追求就是要用道德哲学、法理学、政治经济学智慧解决现代商业社会的核心问题——分工、高效的社会治理如何实现民族、国家的富足和幸福。在中国，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早熟早慧的中华文明就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实践。我们研究中国商业伦理学，必须接续这种源头活水，才能实现新时代的创新转化。付长珍在《探寻中国伦理学的精神“原乡”——“情”的概念史重访》一文中说：“做中国伦理学，既要扎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只有打通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才是促成中国伦理思想创发的‘源头活水’；又需要运用新的理念和问题框架对传统伦理话语进行理解和呈现，并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光谱中加以辨析，才能书写出有生命力的当代中国伦理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