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22年金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充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带领十四亿中国人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其底气无疑是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就是商业文明形态和商业伦理性质不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进步观、新自由主义市场观经济理论之下，西方资本主义追求资本和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社会发展建立在无止境地向自然和“外族”索取、掠夺之上，资本的贪婪必然造成极度的环境破坏、贫富分化、社会撕裂。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华夏文明”从源头上就追求“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在人类有文字记载几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钱穆先生在治中国经济史时指出：中国古代商业之繁盛，商业都市如临淄、洛阳、苏州、扬州、广州之早熟，远超今人想象。他们大都从春秋战国延续至今，并非世人常说的中国只有农耕文明、中国自古就重农轻商。真正的历史是，中国的商业文明自古追求“熏风阜财”“诚中有物”“先富后教”，高度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充满了“人文经济”理性。
历史是多面且迂回曲折的，传统中国社会发展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小农经济“内卷”。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1]之后，经过几百年曲折探索，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新时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并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可持续一体发展。这种新型现代化道路，无疑需要一种支撑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政治文明和新商业文明。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教授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是造成目前全球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元凶。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西方世界较早提出“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的思想家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也强调：“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释道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可以为生态文明和商业伦理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这些论断无疑有其坚实的历史研究基础。综观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国人很早就高度重视商业活动，“利用厚生”“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等商业文明思想成为商业文明与政治昌盛二重奏的和谐之音。“凡政治修明者，商业必盛；政治窳败者，商业必衰；商业盛者其国罔不兴，商业衰者其国罔不亡；盛衰兴亡之间，丝毫不爽。呜呼，世之论治者，可以鉴矣。”[2]
众所周知，西方式现代化源于近代“工业革命”和“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回望历史，其所谓的“商业文明”，底色是“拜物教”和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近现代以来，经济发展导致的如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足以令人深思经济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企业等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及伦理性问题。经济发展若丧失了伦理，无异于陷入野蛮的丛林法则，人类社会将被推入弱肉强食的残酷境地，这不但有违人类社会及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大势，更违背人性对普遍的道德、自由与善的需要。受“拜物教”和资本崇拜、零和博弈、恶性竞争、无止境征服之类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世界商业文明正在遭遇庸俗化的危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影响深远的全球疫情迫使人类重新反思“初心”，新商业文明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新梦想，但日益汹涌的西方反全球化思潮和言论正在让新商业文明和全球商业伦理遭遇挑战。中华文明是时候、有必要，也必然要再次闪亮登场。就中国商业伦理体系而言，本着“两个结合”和“双创”精神指引，本书以全球视野致力于面向中国新商业文明时代的商业伦理本土重构。
在此先简要梳理一下中国的商业伦理传统。
《南风歌》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黄帝治天下，市不豫贾[3]，道不拾遗，熏风阜财，民心归顺；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大禹治水，两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无论是“耕市不惊”“化干戈为玉帛”，还是“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4]，五千年中华文明始自四业并重，并高度重视以商业活动“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以史为鉴，我们才能透彻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说的“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和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五千年中华文明自有其伦理体系，这一伦理系统恰恰是支撑我们祖先能够“王道永续”“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智慧基础。而所谓“德者得也”，则不仅仅是劝人秉持道德操守、遵守伦理条文，更是祖先告诫我们要善于学习，在三省吾身、学而时习之的“知行合一”中去悟得天理天道，然后才能够“以理服人”“循道成事”“得人心者得天下”，开创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功业。
“伦理”一词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类也。理，分也。”所以“伦理”的中文含义是“群己”之间发自内心的友好礼节，以此保障“共同体”成员既有序有别又和谐包容的人伦道德之理和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一词源于日本对“Ethics”的翻译，19世纪后才在中国话语体系中广泛使用，是将西方分科学术引入中国综合学术的结果。中国悠久的礼仪制度史中充满“礼仪”“道德”和“价值”思想。北京大学陈少峰教授所著《中国伦理学史新编》在使用“伦理学”概念时，基于中国历史实践将其解释为主要包括“仁”“法”“礼”“诚”“天理人欲”等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价值观”内涵。[5]作为“轴心时代”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文明，其终极源头可以上溯至“三皇五帝”的“前轴心时代”，直接源头则是春秋战国时代群星璀璨的诸子百家。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称“礼是中国文化之心”，礼仪之邦的美誉让中华文明声播海外，这是仰仗文明的魅力。当年，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辉煌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其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虽有曲折，但中华文明总体上的持久和灿烂必有其坚实的物质文明基础。虽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之说，但历史研究和考古新发现都告诉我们，从文明源头上论，我们的文化基因是非常重视商业和尊重商业的正向价值的，这就是“利用厚生”精神。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最大智慧，是在“自强不息”奋斗精神基础上的“利用厚生”“生生不息”智慧体系。从“元亨利贞”宇宙哲学创化体系到“诚外无物”“和气生财” “美利利天下”，正是中国文化中“经世济用”“厚德载物”的商业伦理智慧，创造了殷实、厚重同时又其乐融融、生机无限的“仁义礼智信”东方文明体系。古人把诚信作为立身必备的一种良好品德，主张人与人之间或是国与国之间都应该讲究信用、谋求和睦，才能彼此受益。清朝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对此有过很好的阐述，他认为那些著名老店，如扬州戴春林、苏州孙春阳、京城王麻子、杭州张小泉，皆天下所知，然此各家得名之始，只循“诚理”二字为之。[6]
从中国商业发展史来看，华夏民族在“宅兹中国”之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就已深深懂得“懋迁有无”“利用厚生”“熏风阜财”的道理，高度重视商业流通和市场活动，意欲从“执干戈以卫社稷”走向“化干戈为玉帛”，善于“经营”，长于“流通”，用诚信道义构筑国家建设的雄厚经济基础。中国商业史研究专家王孝通先生说：“禹在位时，两会天下诸侯，其一会于涂山，其二会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玉为五等之圭，而帛则为䌲玄黄三色之币。观当时朝会之盛，则商业交易之繁荣，可以知矣。”[7] 《易经》有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利者，义之和也。”春秋时期管子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其“所抉道德与生计之关系，则于伦理学界有重大之价值者也。……管子之说，以生计为先河，以法制为保障，而后有以杜人民不道德之习惯，而不致贻害于国家，纯然功利主义也。”[8]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就已相当发达，形成了“国民经济体系”[9]。然自秦耕战抑商、汉“刘邦困辱商人”始，风气乃变。唐庆增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总结说：“商业在上古时代，原为社会所尊视，汉后风气大变，班固言论极端轻商，西汉时武帝尤极力以抑商为事，于是商人在社会上地位日见低落。”[10]但是，这里说的“轻商”很大程度上是轻视、贬抑“商人”而非“商业”。比如《盐铁论》中就记载了汉武帝重臣、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朝廷发表过重视商业的名言：“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直至明朝末年黄宗羲“工商皆本”思想的提出及获得认可，社会上对商人的认识才出现价值观念的大转变。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经商指南类书籍，如《治铺格言》《治家格言》《士商类要》《为商十要》《贸学须知》《生意论》《劝号读本》《劝号谱》等，都是对商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内容上除强调重义轻利、诚实守信外，也大量讲到要坚持“和”的经商原则。长期抑商的结果，使后儒及士人耻于言利，在一定程度上让“商业伦理”恶化和虚伪化，值得今人反思。
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礼仪制度也随着时代的更迭、朝代的变换，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发生了巨大演变。总的来说，我们的商业伦理观不仅因循损益，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同时其价值诉求和精神内核也具有系统一贯性和清晰层次性，如“天道”为形而上的“天人合一”“大道自然”体系；“人道”以“仁义礼智信”为结构的群伦道德体系；“地道”则强调“厚德载物”“利用厚生”“来百工则财用足”。《治要·周易·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意识到道德与民生、道德与财富的相互成就与制约关系，高度理性地将财富理解为精神和物质的叠加，是阴阳和虚实的中和，是德行和伦理的善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无疑为我们建构社会主义商业文明和商业伦理体系指明了方向，对中国式的新商业文明提出了新要求、新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规律，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更为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明赓续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阐释和对社会主义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11]的重要论述。
本书依托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管理思想与商业伦理专委会，组织全国高校力量，充分利用各领域学者学科交叉优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方针，致力于促进五千多年辉煌中华商业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针对当代本科生的心智成长，编著本教材。
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有其特殊的“商贾道德”，充分说明了政治经济环境影响与国家治理、社会运行状况的历史关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本书充分重视这种传统对于当今中国商业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更注重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全书由吕力主编、黄海啸副主编。本序由黄海啸、吕力联合执笔。各章节作者如下：第一章，黄海啸；第二章，程江；第三章，刘海波；第四章，杨良成、施飞峙、王千；第五章，曹振杰；第六章、第七章，吕力。
正本清源，纠偏取正，去芜存菁，从本质上、精华处讲清中华文明中的商业智慧和伦理精神及其在当代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这是“共同富裕的时代责任”。让我们与读者一道，为“达成中国新商业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语出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
[2]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3] 《淮南子·览冥训》：“黄帝治天下，道不拾遗，市不豫贾。”
[4] 《史记·货殖列传》引自《周书》。
[5] 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 周英洁.谈儒家文化对传统商业道德的作用[J].时代文学，2009（18）：191-192.
[7]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8]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1] 典出古罗马史。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Fork）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并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