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门问学记

一

1982年秋，我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跟随徐朔方先生研习戏曲史，有着某种偶然。因为我原来是准备考小说方向的。报考前，才知道徐先生要招元明清戏曲方向，基于对徐先生学问的敬仰，我临时决定改考戏曲。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戏曲史。于是在临考前的三个月里，抱来有关戏曲的书籍，一顿猛啃。侥幸地，我成了那一届先生唯一的学生，也是第一个师从先生学戏曲的研究生。

但先生本人的研究并不限于戏曲，所以，我的课程并不是从戏曲开始的。在得到录取通知后，我拜访徐先生，他告诉我，下学期他给七九级本科生开“《史》《汉》研究”选修课，让我先读《史记》和《汉书》。于是我在暑假里通读了两书，此后又对两史篇章相同的部分，逐字对读，随手作笔记；还根据《史记》不同的版本，作了部分的比较。

先生在上课时讲解了一部分范文。他顺着司马迁的文章，随口解释词义，说出他的理解，补出文字后面的内容。对于没有做过课前预习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课程会是比较平淡的。但对我来说，感到的是一种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真正领悟到书应该怎样读，古人的文字应该怎样去理解。同样的经历，是开学前先生给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讲《牡丹亭》，那些我读过多次的文字，在先生轻描淡写的叙说中，洞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先生开这门课程，是因为当时他正在修订《史汉论稿》，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其写作始于“文革”期间，因为当时戏曲已在“破除”之列，只有读这些史书是无碍的。书出，有学者以为先生学术已转向，更有同系学者向我表示对先生越“界”的不满。

我的感觉，这部书既非纯是从历史学角度，也非纯是从文学角度，更多的是从文献学角度作出的疏理。然后在文献的基础上，站在一种第三者的立场，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也包含着把司马迁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理解，观察其心绪的变化与得失，因其情绪的因素而带给写作上的成功与不足，等等。后一方面他在课堂上讲得更透彻一些。这样的视角与观点，在我所涉猎的这个领域的有限著作里，是独特的，因为这也是基于一种心灵的对话。

习惯以“无韵之《离骚》”的瞻仰的角度来看待《史记》的学者，对此可能不易接受——因为曾有学者这样向我披露过。对我来说，却正是从这里开始，在学术的对象上，不再有神的存在；同时，还让我明白学术无疆界，无处不是学问，有见解即是学问，原不必画地为牢。

先生在课堂上毫不客气地对一些权威的观点提出批评，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见解，不作含糊之论。我后来明白，这是他固有的风格。当他发表不同意见时，哪怕是些微的不同，他也往往是先说一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甚至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他喜欢指名道姓地争论、辩驳，而不管对手是有名或者完全无名。在他看来，所有人在学术上都是平等的，指名道姓，才是对他人的尊重。因而他也时时期待着对手的响应，进行真正的学术论争。不过，先生的等待，大多会是失望和寂寞的。因为在大陆，直到现在我们也未见到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

先生又常自嘲：“我所做的只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工作。”因为他是先从文本入手，逐字逐句地比较，对同一对象在不同地方记录的不同，逐一加以考察，把许多细小的歧异都一一检核出来。有时却因这细小之处而涉及一个大问题的解释，涉及一些定说的重新评价。他的所有理解都来自对细节的直接感受。

先生说：这是小学生的工作，是谁都可以做的，只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一些知名学者也人云亦云地跟着错了。

每当先生说到这类地方时，他会抬起头，离开书本，把老花眼镜稍稍下压，从镜架上方透出目光，扫视一过，然后轻轻地摇摇头，或是皱一皱眉，语调中带着一丝叹息。

对我来说，先生所说的，也即是在告诉我做学问的态度与门径。在80年代中，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渐盛，侪辈动辄以构筑大的框架、体系而不屑实证，或者是想避开烦难之考据，不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而另求快捷路径。我能一直坚持重实证的态度，是因为先生为我指明了方向。

学期中间，先生让学生做作业，是关于太史公生年考证的。王国维、郭沫若有不同的说法，后人大多承此两说而各持争议。徐先生说他已经写了文章，他让我们把各家所用的材料加以查核，将其推论重新演绎一遍，就好像是做数学练习题一样，最后一起来讨论。从中可以体会这些学者是怎样处理材料、作出推论的，为何同一材料而有不同结论，原因是考虑了哪些附加因素，合理与否，等等。这个作业的效果看来是很不错的，其中有同学提出新的实证材料，还被徐先生采入书中，并附记示谢。

徐先生在讲解作业时，更涉及文献的理解与文献的辨伪问题。他说到，考证固然需要材料，但材料本身却不可以不加择别地予以相信。即使是当事者自己所说的，也是如此。因为说话的背景、场合不同，含义自有不同。

1998年前后，在杭州拜望朔方师

2001年10月，参加“庆祝徐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时的合影

对我来说，可以用“恍然大悟”称之。因为在比较王国维与诸家之说的不同时，我发现王国维实际已经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充分考虑到了，尽管当时他并未发现某些材料；而反驳王国维之说者，往往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看似理由充足，实则前提已有缺陷。这便是为何大致相同的材料，常常有全然不同的理解与结论的原因。

以后，先生还对我说，写论文，不要把所有材料都用完，论文所表现的，应是冰山之一角，更厚重的则在水面以下。驳论，则要抓其最关键的证据，关键之点辨明，其他辅助证据可以不必辨，因为前一点不成立，后一点自然也就倒了。这样文章才能简洁明了。

其实先生很少专门就这些方法问题作解说，大多是在说到某一具体问题、具体观点，顺带说到致误的原因时，才予以指出，所以令我印象深刻。

记得先生给我们这一届古代文学研究生上专题课时，是从他刚发表的那篇《汤显祖与晚明文艺思潮》讲起的。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大家，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他所有关于汤显祖的论文中最有分量的一篇。先生诙谐地说，学者发表出来的文章，是“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他这是把金针度与人。

先生说，一篇论文的触发点，也可能是文中很不起眼的一点，而且问题生发的过程，也未必同于论文表述的前后序次。他给我们展示了他对这个问题从思考到撰文的全过程，也补叙了并未在文中全部展示的材料与思考，告诉我们必须注意到将材料本身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从作家们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等等。

对我来说，这一课真正可谓是醍醐灌顶，终身受用不尽。

我的第一篇论文是《摩钱取镕与五铢钱》，这是一篇千余字的考证，但涉及的问题不算太小，二年级时，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上，也算是用先生所教予的考据方式的一种练习。徐先生在学报上看到后，说可以用这篇文章来代表学期成绩。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