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之路

1976年6月，我高中毕业，未满十六周岁。谁也不会相信，我那时的梦想，其实是在十八岁时做生产队的小队长。更没想到，当十八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居然成了一名大学生。

我1960年11月出生于浙江农村，那是诸暨县东北部枫桥镇永宁公社所属的小村子，名叫钱家山下。那山，远看犹如一张撒下的网，所以人们也叫它作“老网山”，而我所在的生产队，就叫网山大队。出生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匮乏，我却在一岁多时，就能吃一茶缸米糊。听母亲说，我那时什么都能吃，长得也比别人快。

我在1967年就读网山小学。这学校在两个自然村之间的一座庙里，那地方叫“上木沉庙”。我去读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塑像，圆柱子是石头琢成的，两个小孩才能围抱着；木头的横梁，比斗桶更粗。教室高大而空旷，有些阴森，夏日午睡，走到门口晒太阳，才感到些暖意。

钱家山下：一个位于老网山北侧的小村庄（摄于2024年4月）

那时候两个年级在一起上课，老师布置完一个班的作业，就给另一个班上课。也知道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一个村子的同学，每天放学时，列成队，一路高呼革命口号。一个同学拿着老师给的纸，另一个同学则据纸上所写，领呼口号。

三年级的时候，正值“七亿人民迎九大”，我积极响应老师的要求，专门拿了一张报纸，读给不识字的远房婶婶听。婶子正在切猪草，其实没有听懂我读的是什么，只是不停表扬我很懂事，令我很有成就感。

小学读完了，就到隔壁新山大队办的新山学校读初中。

记忆最多的是写黑板报。经常是别人放学了，我还站在方凳上写粉笔字。还想着变着法子把板报出得好看一些，学会了写空心字，把标题与正文，用大小字加以区别。抄写时，发现有错字、病句，或是啰嗦不清的，顺手就给改了，版面不够时，则不变文意而做删节。结果，既习了字，也练了各类文章。

后来想想，这过程中，其实还学会了校对、排版、改稿——这些正是我做教师后经常用到的基本功，而喜欢改动别人文字的“坏习惯”，大约也是这个时候染上的。

班主任郭恒松老师，教语文，对我的作文有过表扬。他说文章要写得朴实、准确、简洁才好。这个话我记得牢牢的。从此一概排除漂亮浮华的字句，只走朴实一路，力求准确。这甚至影响了我一生的文字表达。我的作文本上，他有时用红笔在一些字的下边加了圈。我想，这可能是说这个字用得不够好，就又想出一个更好的字来代替。我上大学后才知道，这叫“圈点”，意思是肯定我那个字用得很好。

至于其他课程，记得物理课，是现场接电灯；数学课，学丈量农田。这些知识，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1974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该上高中了。那时从大学到中学，都时兴“推荐上学”。村里人说：他们家四个孩子，三个都上过中学了，应该让贫下中农上了。因为我家是中农。据说郭老师帮我说了一句：可也要有成绩好的去上呀。凭这句话，我上了高中。

这高中就是我家对面山脚下的“新书房”，当时名叫白米湾五七中学，聚集了来自三个公社的学生，他们是住校生，我则是走读生。这中学在“文革”初期才冠以“五七”二字，县城著名中学甚至诸暨师范的名牌老师，都一度下放到这里任教。我二姐和哥哥都是这所高中毕业的。他们的老师，如王文浩校长回县城后担任过县里的局级干部，石如鑫老师原本就是诸暨师范里教语文的资深教师。

我入学的时候，这批最厉害的老师已经返回了，但仍有不少优秀的老师加入进来。如教语文的汤洁仁老师，黑框眼镜，小而瘦，声音十分洪亮，擅长吴昌硕体，粉笔字写得黑板呯呯作响，十分硬气。教化学的马剑英老师，高高瘦瘦，他是本县最优秀的化学教师之一，他的字也像人一样秀气飘逸，我和很多同学都学他。直到上大学后才明白，学他这字，若不到位，便会绵而无力，我后来练了一段时间魏碑，总算站住脚跟，不易被风吹倒了。

我们当时半农半读。中学有数百亩茶山。春天里有三个多月是“春茶战役”，全体上山采茶。清晨露浓，茶芽齐整，望之令人欣喜，入手触觉亦佳。秋冬天则是采茶籽、松土护理，练出一手老茧。

汤老师则组织我们撰写歌唱春茶战役的诗篇。记得1976年的春天，每天清晨，公社的广播里传来的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音。我听了报道，有几日一早醒来，内心不能平静，写了一首长诗，来表达战斗的情绪。后来被汤老师收入“春茶战役诗集”，却是其中唯一不曾与茶有关联的诗歌。那册子我至今还珍藏着，只是一时要从柜子里翻找出来，却是不易了。

上中学那会儿，父亲布置家里造新屋了。因为我们兄弟两个，家里却只有一间屋。先是平地基，然后从河里挑沙子，到几十里外用双轮车拉石灰。筑地基时，抬石头、砌墙脚，都是请人帮的工。打沙墙，用的是“版筑”法，除最初几圈外，都是我们自己打的。

一版版的沙墙，一层层地升高。父亲琢磨着如何垂直与平衡，不知不觉中成了合格的泥水匠。而我和哥哥则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视高如低，甚至可以在高高的架子横梁上走路了。上顶梁时，父亲在红纸上大书两幅“╳╳╳万岁”，以作上梁文，百邪皆避，最是适宜，至今仍粘在梁头，堪称文物了。

为了造房子，哥哥放弃了高中的最后半年。我则是在高中二年级时，从夏天到秋天，有大半个学期没去上学。班主任何瑞良老师来叫我去上学，我迟疑着表示不会再去了。后来班上四位要好的同学来叫，我说担心跟不上。同学说：嗨，你怎么可能跟不上呢！于是有了台阶，重新回校，读完了最后一个半学期。

1976年的夏天，我在懵懵懂懂中，读了九年半的书，还未满十六岁，就高中毕业，回村里务农。由于那时心思不在读书，完全不记得高中时学了些什么。反正回乡种田，这已经是“高学历”了。

我在七八岁时就跟着父兄后面，在自留地里干活。每人仅7厘的自留地，其实承担了家里三分之一口粮。到初中时，每到周末，就去生产队挣工分。从一日挣1.8个工分开始，到高中时可挣五六分——全劳力则是每天10分。除了赶牛耕田这特殊农活有专人承担而没有做过外，其他农活都尝试做过了。

由于从初中时就开始长个子，有体力，高中毕业后，短途挑二百斤的担子，已经没有问题。高考那年，去国家粮库交“爱国粮”，一百四十斤的谷袋子，两手抓住袋角，一甩便上肩头。

至于插秧、割稻，当然不肯落在人后。总提醒自己，只要别人能干的活，我也一定可以做到。

我还努力学习“科学”地种田、养猪，例如看到邻村介绍用发酵饲料以助猪崽生长，就尝试着在糠里加酒曲来制作发酵饲料，虽然最后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我母亲十分支持我的这种实验。

雨天，则在家里用揉制过的稻草打草鞋，斫来山上的野竹，削成篾片，编制或补葺畚箕。

晨起，看稻田里禾苗葱绿，微风轻拂，波浪起伏，油然而生“良苗亦怀新”之感，虽然当时不知道陶渊明有这诗句，但真的好像感受到了那禾苗的喜悦情绪，于是也心生愉悦。

只是看见花草，便总想着能结何种果子；看到树木，则想着可作椽子还是梁柱或是板材。观水塘，想着摸螺蛳；见麻雀，想着掏鸟窝。所以，凡是看到的东西，总想着能有什么用处，从来不会发生“小资情调”式的单纯欣赏。而且，小时候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到了现在，依然不曾有多少改变。

那时，往来活动的范围，不过三五里之间，却是我的世界的全部。所以经常琢磨怎么样用好田头地角，安排耕种。那时最大的期待，便是在十八岁时成为我们生产队的小队长，以便“把所在的社队建成大寨式的社队”。而实现这个梦想的途径，便是包产到人。这是从农忙时生产队实施的包工制推衍而来的，同时我相信农民自己才知道怎么能种好田，既然仅有7厘的自留地可产出三个月的粮食，就没道理种不好田地。

只是我并不知道，这条道路早已被定性为“资本主义道路”了。由于中农成分，我父亲是地主的外甥，事实上是不可能让我来担任生产小队长的。甚至连跳出农村的唯一途径——参军，我都没有参加体检的机会。但人总要有梦想，据那时的报道，即使是地主富农的子女，也有着“可以教育好”这条路，所以，我依然充满憧憬。

但农活也确实繁重，繁重到令人不堪承受。特别是“双抢”季节，炎热的天气，在田坎角落里弯腰割稻，闷热到四十多度，却没有一丝风，令人喘不过气来。又或是挑着百余斤的柴担，山行数里，垛柱撑着，双膝不停打颤，行至山脚路边，扔下柴担，仿佛卸下了一座大山。这些时刻，又让我觉得不能一直这样待下去，我要离开这山村。

每当爬上老网山顶，眺望四周，连绵皆山，可耕种者不过是山谷间梯田坡地，唯有北望十五里外的枫桥镇，山峦之间，房屋隐隐，令我常生遐想，不知那山之外，究竟是什么；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何种光景。只是从来没有进过城市，所以没法想象城中景象，只是想着，山那边可能仍是山，但总归会有些新鲜故事，心中不免痒痒。

夏日气压低，沉闷的时候，偶尔也会传来阵阵火车的汽笛声，那铁路虽在几十里外，却让人想象飞驰的远方。因为年少多梦，日子也就过得飞快。

后来才知道，父亲为我的未来，做过许多规划，而最好的前途，就是有一门手艺傍身。父亲先是通过年轻时的朋友阿宝石匠，谈妥了让我参加公社的石匠队，那是接近于工人的职业。本来已经说定了，不幸有一位石匠出了事故，需安排他的儿子顶职，没了我的机会。

父亲又给一个箍桶师傅送了烟，希望他能收下我做个箍桶匠。想想我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肩宽腰厚，却要去做一个坐在小凳子上讨生活的箍桶匠，总不免有些违和感。

然后，稀里糊涂之间，忽然听说，有得考大学了。

那是1977年的秋天，村里人纷纷议论高考的事情。虽然考试的程序、细节还不清楚，但村上有头脸的人，已经在说应该是让贫下中农先上的，“四类分子”家属当然不应该给机会。我家是中农，从来没想过推荐上大学的事儿能轮到我家，现在只要考试就行了，而我们姐弟以前学习成绩还不错，这是个机会。

我大姐在1966年还上着初中，“大串联”时到过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见过毛主席，但这时结婚已经几年，刚有了孩子。二姐高中时是学习委员，学习很是出色，多年后我上高中，老师们对她印象依然深刻，得知我是她弟弟，在问询间，似乎还有另眼相看的意思。二姐在1972年高中毕业，当时曾说要恢复高考，给了她很大希望，却因为张铁生交白卷事件，生生给改变了。二姐很是绝望，把书都丢了。哥哥倒是适龄，但高中未读全，那时心思也不在读书，成绩还不够突出。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无牵无挂，加上以往读书成绩还算可以，年龄也还小，所以机会正好。

浙江省1977年的高考，印象中似乎先有初试，通过初试、政审，刷掉了许多人。但贫下中农出身的，也没有了优惠，大家一起凭本事考。

我赶紧把高中的课本找出来，着手复习。发现数学虽然只有薄薄的两册，内容却是完全不认识了。看了一个多月，居然又自学学通了。然而后来实际考试的内容远远比这个要深得多，完全没有用。其他科目则根本没有可以用来复习的资料，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于是稀里糊涂地参加了高考，事后便没有什么记忆了。

只记得那年浙江省的语文作文题是“路”。我认为自己抓住了要义：这肯定是要我们写革命的道路。出考场后，听溪东村的宣梦传说，他写了家乡的那条小路，让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几乎合不拢来。后来才知道，我其实连什么叫小说、散文都不知道，只会按“文革”里学到的“大批判”“大宣传”的路子写文章。

1977年冬的高考，我们公社至少有上百人去考试，最后只考上了宣梦传一人，上的是绍兴师专中文系。我当然也是名落孙山，但至少明白了高考是怎么一回事，觉得自己离触摸到那扇大门，好像并不太远。

冬天过了就是春天。第一次高考的热闹转眼过去，大家都已经明白，即使放开了限制，大学依然离农村青年有多么遥远。我姐姐、哥哥好像就此便安心现状，不再做大学的梦。而我却有了新机会：1978年的三月间，枫桥镇教办组织高考补习班，文科班就设在白米湾中学，挑选了二十五六个人，大约是高考成绩比较接近及格线的，另有一部分人是参加了区里考试选出来的。我也收到了通知。

于是，在此后的三个月里，每天走读去白米湾，倒是真正有了读高中的感觉。

从中学校长到补习班的老师，比我们还投入、还兴奋，议论着每一个补习生，传看我们每一次的测试卷子。据说还把同样的试卷来比较应届毕业生和补习班的考试情况。他们想方设法找来各省区1977年的各类试卷，油印出来，成为我们的复习资料。于是历史、地理、政治，都有了厚厚一叠资料，没有寻找之苦，只需要理解与背诵。

那时我的头脑出奇的好，好像只是把新知识一层层地放进去，有条不紊，到要用的时候，顺次抽取，无比的轻松，也是异常的愉快。这三个月里，我比高中两年的收获还多。

语文的练习则是另一条路子。资深的语文教员梅村夫老师担任了补习班的班主任，他年近六旬，深度近视，声音很低，讲解课文，其实如同呓语，不知所云；但当他离开课文而作抒发时，却是神采飞扬，抑扬顿挫的语调，仿佛帮我们推开了一扇深扃的门户，让我深深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

受此激励，我每天早上去学校的路上，都会构思几个题目，选择农村的经历、听过的故事、所闻的时事，思考几种结构、几种开头或结尾，然后选一个较为成熟的，每天完成一篇作文，写在四开的白纸上。后来装订成册，居然写了好几本。现在还有一本留在手上。

这个封面用镂空字写着“作文”两字的本子，目录下面还有一些札记，写着我觉得可能会被列为作文题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一个农村考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一、新时期的总任务（人大文件，宣传资料，华的号召）（批四人帮）

二、科学技术进军方面（报告）

三、雷锋（事，题词）（成长，明灯，理想小议）

四、自己成长（怎么辅导，接受工农兵教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认识）

五、怀念、歌颂（华、毛、周）

六、教育革命（新气象、先进的老师、同学，招生制度的改革）

七、写人、事、天、活动，劳动（如批判会）

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平时有所准备，考时少搔头皮）

从补习班放学回到家，离天黑还有一个时辰，父兄还在地里劳作，我就像以前那样，下地帮活。父母从来不过问我在补习班的学习情况。所以，我居然没有感受到高考的压力，只是平静地上学，享受学习的快乐。

白纸裁剪后加封皮装订成的作文本，当时有多个本子，其他的已失掉了

对高考作文试题范围的猜想（记于1978年5月）

这之后，我在杭州上大学，读研究生，毕业留校，然后又考到广州读博士，从此远离家乡，双亲也是这样听任我自己安排，从来不曾直接干预过。这是我深感幸福的事。

母亲其实并不是不关心。有一次在河边洗衣服，听人说起：你们家仕忠，补习班里成绩顶好，次次头一名，大学一定考得上。她当作不经意似的跟我聊起这件事，我能听得出她的高兴。

离高考还有大半个月，补习班就结束了（多年后才听说是有人反对的缘故）。然后，到枫桥镇上参加考试。二姐嫁在镇上，所以考试那三天食宿在她家。记得做医生的大表哥给了几粒小小的药片，临睡前吃一片，一觉睡到天亮，起来精神甚好。考场里也是平安无事：能做的都做了，做不出来的便是做不了的。考完回家，心里十分平静，我知道自己肯定能上。

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得有些晚，村里不时有传言，说是有谁考上了。也有人专门对我母亲说：你们家仕忠不在考上的名单里。母亲有些担心地跟我说起这些传言，我平静地说：总要看到正式的成绩单，才能算数。

成绩出来了，我们公社上线的就我和补习班的同学郭润涛两人。我的成绩是356分。数学只有36分，其他四门则在78到82之间。因为不知道有哪些大学哪些专业合适，只知道杭州大学在本省有文科的大学里靠前，所以就填写了中文系。然后就被录取了。

我高中同届两个班的同学，近一百一十人，侥幸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个。其实我能够考上，也是因为平时喜欢读书，而家里还有一些叔叔和姐姐读过的书，以及偶尔读些姐姐她们借来的书。在农村，想要读书，原本就不容易，那时如果不能在中学里获得知识，即使高考的机会到来，也完全没有竞争力。

1981年冬，在杭州大学校门前

录取到杭大后，云定表哥专门来找过我，以他的经验，读中文，有很大的危险性，杭大有地理系，文理兼收，最为安全，所以建议我转去这个专业。但我对地理没有感觉，而写文章则是我喜欢的事，想来要转专业也不会那么容易，所以没有行动。

1978年10月16日，父亲陪着我到杭州大学报到。一个月后，我在杭大度过了十八周岁生日。我没有如愿做小队长，而是幸运地成了一名大学生，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2017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