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敝乡安顺是一座莹白的石头城。”“安顺人就在这个石世界里，经历每人一份的生老病死，苦辣酸甜。到得‘昨暮同为人，今旦为鬼录’，就退居一块石碑之后，销声匿迹。”戴明贤的散文，不少篇什是写少年时代在故乡安顺的见闻和经历：别号“七癖”算得上“安顺性格”标本的文士何威凤，以帅二先生为代表历经盛衰荣辱的生意人，有“龙虎豹”之誉的“顶尖级”中学国文教员，抱着蓝布包袱上门做针线的伯娘们，在国难中涌入石城的下江人……各色各样的人在作者的笔下演绎着他们丰富而又动人的苦乐人生。

作者曾说，他“学习写作几十年，笔下只有小人物的蝼蚁生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黔首黎庶，与强势者同是构成历史的成分，且能补充官修史册的空隙”（《物之物语·序》）。所以不管何种题材的作品，他始终关注并着力表现的是人物尤其是平民凡夫的命运。专意写人的篇什是如此，着重记事的篇什也是如此。《马帮过街》《悲歌动地》中大场面叙事中对大姐明端的片段记述，看似不经心的顺带一叙，实则蕴涵深意，这些片段与《歌之祭》中较为集中的描写一起，立体地表现了大姐温婉而又热情的性格、灿烂而又悲凄的命运。至于《三枪自行车》《安溪铁观音》《一份遗嘱》这种写物之作，其意旨也是借物写人。“种种不起眼的居家小物件……却负载着你的历史。”（《物之物语·序》）文中所在意的，是这些“物”上所承载着的人，以及作者与他们之间的相恤共情：“不是他们活在这些‘物’上，而是我活在他们身上。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我却是‘我写他人故我在’。如果不曾有过这些‘被记录者’，我这个‘记录员’就成了‘〇’。这个发现令我惊悚。”（《物之物语·后记》）

戴明贤的父亲是黔中著名儒商，他自幼得到父亲的文化熏陶，又受到作为屯堡乡人的母亲的习俗和性情的濡染，更在抗战年代外省人涌入贵州的移民潮中受到了时代潮流的洗礼，并得以吸取了丰富的中外文学的营养。他生性谦和敦厚，既有“仁者爱人”的传统美德，又抱持人性尊严和生命价值的现代理念。所以，他将自己的著作定位为“写‘人’的文学文本”（《子午山孩·自序》）。在他的所有著作包括散文作品中，处处体现了对于普通民众生存和命运的关切，对于他们身上人性之美的褒赞。而“乱世里的普通百姓、普通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里对人性及民间伦理的坚守，所显示的坚韧的生命力量，以及经过动乱的磨炼而升华出来的精神质量”（钱理群《漫谈戴氏四书》），尤其是他所关切和褒赞的对象。

不过，他的这种关切和褒赞，从来没有付诸直接的文字表述，而是有机地融解在叙事状物的语言结构之中，随着事态和物情的演绎而不动声色地自然流淌。这正是这位作家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