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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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当代中国文坛,戴明贤和他的作品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他的作品多写小城凡俗、乡人乡事,但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土作家。识者认为,他“虽然远离喧嚣,幽居贵州,但其思想和文字却颇具前沿性和先锋性”,因而是一个“有着世界眼光的贵州乡土作家”(杜丽《戴明贤:属于未来和远方的写作者》)。

戴明贤的有些作品写前贤遗史,旧物掌故,但他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品文作家。识者说他“虽然始终保持着传统士大夫的生活品位,但其每一篇作品都有着自觉的文体追求和艺术用心”。并且是“有着传统情怀的当代作家”,“有着史家视野的散文家”。(同上)

这位作家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南边隅小城安顺,中学时移居比安顺稍大而同处边远之地的贵阳。贵州是他生于斯长于斯一辈子未尝脱离的故土。但正是国人心目中僻远落后的这片土地,滋养了这位淹通文学、书法、篆刻、绘画的艺术大家。作为当代贵州文化的一张名片,他的影响遍及全省,享誉海内外。

戴明贤曾说,他“自幼及老,兴趣芜杂”,“其中尤嗜者,四十岁以前是文学,四十岁以后增加书法篆刻,它们于我……就是两个‘精神家园’,躲在里面以享天年。”(《黑白记·后记》)因此,我们要了解他的文学创作,或许有必要先说说他的书法、篆刻和绘画。

他是当代书坛巨擘。其书“法古师心”,熔铸百家,别出心裁。行草书循度而不泥常,恣纵而非漫肆,运毫沉着而写意畅快,气势飞翥而结体精严,开阖大度,自然神妙;甲金篆隶之作则融汇碑帖帛简,参酌行草之意而出新奇之姿,自为创格。

他又是当代印坛名宿。其篆刻取径汉印,泛览各派,转益多师,“复以我心运我刃”,成自家风貌而特立印坛。作为西泠印社贵州唯一社员,资深望重,备受同道及后学尊仰。

他素爱绘画鉴赏,国油版画无所不喜。八十以后开笔作画,自谓“无门无派,随心所欲”。抱“艺无一体,美有万殊”之理念,融传统写意与现代抽象之技法,勾染点厾,随心随手,赋形寓意,无不生动,蔚然大方之家。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书法、篆刻和绘画,无一不是在文学家眼光观照之下进行的艺术创造。他认为“‘诗性’是一切艺术(文、字、画、剧)的本质,作为读者和作者皆然”。所以明确主张书法作品宜有文学面貌;他以文学家的根柢、书法家的素养而从事篆刻绘画,讲究气、韵、味,作品耐观耐品,常赏常新。正是作家而兼书家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自身深厚的文学修养,使他的艺术作品无不挹注文学的内涵,平添古雅丰饶的意趣,其境界远非众多以书画炫世者所能及。

文学的陶冶和艺术活动中的诗性追求造就了书法篆刻大家戴明贤。反过来说,也正是对于诸多艺术的广泛喜爱和精深造诣,成就了独具面目的文学家和散文家戴明贤。很多读者发现:他的散文有鲜明的画面感和彩色感。

著名学者钱理群曾说:“我们读‘戴氏四书’(笔者按,指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戴著《一个人的安顺》《物之物语》《茶味行役》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黑白记》),感受最深的,大概就是明贤先生‘整体文化素质’中的‘通’:不仅是古今中外文化之通,更有各种艺术门类(文学,书法,戏曲,音乐,美术)之通。明贤先生未必对每一方面都做到精通,但他悟性极好,凡有涉猎,即能感悟其精髓,而全部纳入囊中,融会而贯通。这样的大文化视野和素养,应该是‘戴氏四书’底蕴深厚之处,一般人难以企及。”(《漫谈戴氏四书》)作家杜丽也说,戴明贤的散文“糅合了电影、戏剧、小说、诗歌等各种艺术形式,甚至传统绘画的‘留白’手法,言尽意远,给人以无穷回味”(《戴明贤:属于未来和远方的写作者》)。

戴明贤自幼寝馈艺文,学养积淀至深。他自中学毕业即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涉猎甚广。最先写作的就是诗歌。继而写小说(短篇/长篇,历史/儿童),写剧本(话剧/京剧/川剧/木偶剧/舞剧/电影/电视剧),后期则以主要精力写作散文。他的文学创作经历近七十年,作品丰硕(仅《戴明贤集》八卷本即逾百万字,所收仅为部分作品),成就卓然鸣世。如今他年届九旬,依然不减游艺之兴,文思泉涌,笔耕不辍,新作迭现,豁人耳目。

读戴明贤的散文,人们或许能看到一些沈从文的幽婉,周作人的闲适,汪曾祺的精练。但戴明贤不同于沈从文、周作人和汪曾祺。这是一个具有笃挚的乡土情怀、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同时又坚持现代文化探索精神,尤其是善于吸纳各种艺术门类的美学因子的独特作家。他的散文,既有小城生活与书卷生涯的诗性文心;又有一种看惯世事、气定神闲的风度,尝遍世味、返璞归真的韵致。一如他所写家乡百姓日常所食的野慈姑和芹菜酸,其美“只在那一点浓郁之外的清新隽永”。他的作品可能不会成为大众的一时热捧,但绝对经得起真正读书人有滋有味的品鉴。因为“清淡的东西有隽永之味。饮食、文字、友情、人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