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统一战争的准备和决策

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五月，13岁的嬴政继承了王位，即历史上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秦王政初期，由于年幼，朝政大权由太后（嬴政的母亲赵氏）和相国吕不韦掌握。这时，就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言，秦国已经具备了完成统一事业的条件。但是，其国内政治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即太后听政，形成吕不韦和嫪毐两大集团，不能专心致力于统一事业。秦王政九年（前238年），22岁的嬴政开始亲理国事，为排除障碍、进行统一战争，做了如下一些准备。

一、政治准备——铲除吕、嫪集团

吕不韦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家累千金。为了搞政治投机，他利用各种手段帮助嬴政的父亲——异人得立为秦孝文王的太子。后来异人继承王位（即庄襄王），吕不韦便当了秦国的丞相，兼任嬴政的师傅，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10万户，有家僮万人，食客3000人，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庄襄王死后，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权倾天下。吕不韦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按照自己的想法，召集门客们编纂了一部《吕氏春秋》，企图“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以便影响和控制秦王政。

除吕不韦集团之外，太后的亲信嫪毐也组成一个阴谋集团。嫪毐本是个流氓，后来在吕不韦的帮助下，诈称宦者，得任侍中，长期在太后的身边。他因深得太后“绝爱”，太后临朝，“事皆决于嫪毒”，逐渐垄断秦国的朝政。太后封嫪毐为长信侯，以太原郡（郡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为其封国，势力不在吕不韦之下，嫪毐还和太后商定，将来要由他和太后的私生子来取代嬴政的王位。

吕、嫪两大集团的存在，把朝野上下分成两派，既影响着政治上的集中统一，又威胁着嬴政的安全与地位，对秦国进行统一战争、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构成了严重障碍。

秦王政九年四月，正当嬴政为了亲自执政到雍的蕲年宫举行加冠和佩剑的典礼之时，嫪毐乘机作乱，“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准备进袭蕲年宫，企图杀害嬴政而夺取秦国的政权。这一阴谋被嬴政及时觉察，立即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还袭嫪毐。双方战于咸阳城中，叛军被歼数百人，嫪毐兵败逃走。嬴政下令在全国严加搜捕，不久将嫪毐及其同党全部捉拿归案。同年九月，嫪毐被处死，夷其三族；其同党“皆车裂灭宗”；其舍人四千余家被夺去官爵，迁往蜀地，从而铲除一大祸患。

接着，嬴政继续穷治嫪毐集团的案件，事连吕不韦，遂于次年十月免去吕不韦的相国职务，令其回到河南洛阳的封地。但是，吕不韦的政治影响很大，在免相岁余之后，仍然有“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这种情况的存在，不论对秦国或嬴政本人，都是个潜在而巨大的威胁。嬴政深恐发生意外变故，又进一步采取措施，令吕不韦全家迁徙至蜀。吕不韦自知难逃严惩，于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服毒自杀。其全族被籍没为官奴隶，其同党被陆续迁徙至蜀。秦严令国中：“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

在清除吕、嫪两集团的过程中，曾一度产生极端、偏激的情绪，一些宗室大臣们提出：“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在吕不韦免相之后，随即下了一道逐客令，凡是原籍非秦国人而在秦国做官的客卿，全部驱逐出境。其中有个客卿李斯是楚国人，也在被逐之列，他临行时给秦王政留下一封谏书。书中说，秦穆公任用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人，才得以开地千里，称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才有今天的富强；秦惠文王任用张仪，才破坏了关东六国的合纵抗秦；秦昭王任用范雎，才使得秦国的公室强大，杜绝了私门。这些人都是客卿，他们为秦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不分是非曲直，把客卿统统赶走，实际上等于让他们去资助秦国的敌人！秦王政看了李斯的上书后，顿时省悟，即时取消了逐客令，派人把李斯追回，进一步提拔重用，由长史擢为廷尉。除李斯之外，其他有才能的客卿也同样得到了重用。如大梁的布衣之士尉缭，在秦王政取消逐客令后来到咸阳，态度十分骄矜，晋见时亢礼不跪，秦王政竟能屈己待贤，“衣服食饮与缭同”，并提拔他做了国尉。

这样，前后经过三年多的斗争，清除了吕、嫪两大阴谋集团，整顿了内政，选任了贤能，巩固和加强了政权建设，为进行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扫除了政治障碍。

二、外交准备——离间关东六国的合纵

秦国的军事实力虽然十分强大，但关东六国一旦联合起来，秦国就没有决胜的把握。因此，能否有效地制止关东六国的合纵抗秦，是统一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为了防止和破坏关东六国的合纵，秦王政在清除吕、嫪集团的同时，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配合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秦王政十年，李斯建议说：“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懂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如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息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这一建议为秦王政所采纳，遂定下了统一中原的决心，并“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于是，在统一战争开始的前夕，首先发动起强大的外交攻势。

同年，尉缭也向秦王政建议说：“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纵），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潜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这个建议的实质与李斯的建议相同，当然也被秦王政采纳，遂从国库中拨出巨款，不断加强对关东六国的间谍外交攻势。

在这一攻势中，取得显著成效的有谋士顿弱、陈驰、姚贾等人。他们都长期活动在关东各国，紧密结合统一战争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手段分化瓦解敌人。其中，顿弱重点活动在韩、魏、燕、赵。他向秦王政建议说：“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秦王政给他万金后，他“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有效地争取了韩、魏、燕等国，孤立和削弱了秦军的重点打击对象赵国。陈驰主要活动在齐国。他以重金收买齐相后胜和宾客，宾客纷纷劝齐王建朝秦，以致齐国长期“不修攻战之备”，直至最后，齐王建仍然“听陈驰，遂入秦”。姚贾主要活动于楚国。在统一战争开始之前，关东曾一度出现“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的动向，姚贾自告奋勇，出使楚国及他国，用纵横捭阖之术，“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拆了关东的合纵行动。姚贾一连在外3年，其活动影响很大。后来韩国的使者韩非入秦，对姚贾进行人身攻击，企图破坏其外交活动。姚贾得知后，同李斯合谋，终于说服秦王政，“复使姚贾而诛韩非”，从而使秦国的外交攻势进一步深入发展下去。

以上就是秦国所发动的强大外交攻势，其核心在于破坏关东六国的合纵，确保军事进攻的各个击破。

三、军事准备——制定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国富兵强以来，对关东六国长期执行的都是蚕食战略。由关中向巴蜀、中原逐步发展扩大，夺取了大片土地，消灭了巴、蜀、义渠、西周、东周等很多弱国，却没有消灭关东六大强国中的任何一个。有几次出现过消灭魏、韩、赵、楚的机会，但都被错过，以割地议和而告终。秦昭王晚年曾企图改变战略，首先吞灭赵国，发兵围困邯郸3年，结果被关东的合纵联军所击败，因而未能实现战略的转变。继而又恢复了蚕食战略，直至秦王政初年。

秦王政十年，在李斯、尉缭、顿弱等人建议下，秦王政下决心要“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这标志着秦国放弃了传统的蚕食战略，开始执行兼并六国、统一中原的战略，从而在思想认识上以及外交斗争和战争实践上，都真正实现了战略的转变。

战略转变后，秦国所确定的最基本方针，就是对关东六国要各个击破。这一方针是从无数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秦王政、李斯、尉缭以及顿弱、陈驰、姚贾等谋士群的共同认识。上文所述外交攻势，就是围绕这一基本方针展开的。

基本方针确定后，还必须解决重点打击对象、具体战略部署的问题，亦即各个击破首先从何国入手的问题。对此，秦国上层集团的认识颇不一致，经历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

争论的焦点是先灭韩或先灭赵以及先灭楚的问题。秦王政十年，李斯提出“先取韩以恐他国”的建议，认为韩是秦的“腹心之病”，历来为诸侯合纵攻秦的先导，必须首先灭韩。为此，秦王政当即派李斯去游说韩王安，企图诱骗韩王安来秦入朝，然后一举攻占韩国。但是，韩王安在其谋士韩非的劝阻下，没有接见李斯，使李斯的计划落空。次年，秦王政发兵攻赵，揭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但是，在对赵作战的过程中，又往往同灭韩、攻楚问题交织在一起。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正当秦、赵交兵之际，秦王政下令“发四郡兵助魏伐楚”，任命秦将辛梧为秦魏联军的统帅。由于秦国上层集团对此认识不一，加之楚国及时开展了外交活动，致使辛梧拖延出兵达6个月之久，最后不了了之。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也是正当秦、赵交兵之际，秦王政读到韩非所著《孤愤》《五蠹》之书，感慨颇深，欲见其人，李斯遂建议发兵“急攻韩”。韩王安被迫遣韩非入秦。韩非到秦国后，给秦王献策，系统阐述统一六国方略。分析秦和六国的政治、军事、地理形势，提出“破天下之从（纵），举赵亡韩，臣荆（楚）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的建议。由于他抨击李斯先灭韩的主张，李斯说韩非的建议“终为韩不为秦”，遂致韩非下狱而死。这些情况表明，统一战争虽然已经开始多年，但秦国上层集团在战略部署的决策上仍然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

从统一战争的实际过程看，先后16年（自秦王政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期对赵作战9年，后期对楚作战5年，在灭赵的过程中灭了韩，在灭楚的过程中灭了魏、燕，最后灭齐。由此可知，其战略部署的基本思想是：重点打击赵、楚，先赵后楚，各个击破。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抓住了重点打击对象问题。当时关东六国中韩、魏最弱，几乎对统一战争构不成障碍，但基地扼中原，先灭韩、魏容易促成其余各国的合纵。齐、燕也较弱，对统一战争也构不成严重障碍，且距秦较远，各个击破自然不能从齐、燕开始。唯楚、赵两国较强，各个击破的关键就是要避免对楚、赵同时作战。楚实力雄厚，距秦较远，先打楚势必旷日持久，左翼侧后易受赵军威胁，有陷入两面作战的可能。相反，赵距秦较近，其军战斗力甚强，是秦军东进的首要障碍，先打赵不易引起各国的恐慌，右翼同楚国之间有韩、魏作缓冲，又有嵩山和伏牛山脉作掩护，且楚刚刚迁都于寿春，一再回避秦军，无意西向与秦为敌，因而可稳妥地避开两面作战。所以，各个击破首先从赵国开始最为有利，一旦破赵，便掌握了全局的主动权：韩、魏变成囊中之物，可随时顺手牵羊；楚国失去了赵国的呼应，比较容易解决；齐、燕更加孤危，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

以上就是秦国战略思想转变和形成的过程。其决策是正确的，但经历了长期的争论和犹豫，直到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灭韩之后，秦国上层集团才真正统一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