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高水平服务业的五大新趋势

党的二十大确定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总体战略安排。到2035年，预计我国服务业规模、质量、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有效提升，协同高效的服务业监管体系不断完善，高标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更加系统完备，供需适配、内外联通、智慧绿色、融合共享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基本建成。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与一般服务业态相比，高水平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五大新趋势。

1.2.1　广开放

广开放是高水平服务业的一个典型特征，纵观全球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服务业开放度也在全球位居前列。OECD曾发布全球40个主要国家、18类服务业的贸易限制指数（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STRI），指数越高意味着服务贸易的限制越多，结果发现，中国、印度等国的STRI较高，而英国、德国等国的STRI均较低，表明其服务业开放度更高，而其服务业发展水平也更高。实际上，据OECD测算，一个国家和地区航空、法律服务、银行、保险等服务业领域的STRI每降低0.05个点，这些领域产生的经济效益将上升3%~8%。因此，开放度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长期以来，服务业领域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的一块短板。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服务业的开放还需要加强。2022年，中国服务业开放指数为62.3，而全球服务业开放指数平均值为74.6。根据麦肯锡的相关研究，国内服务品质、服务能力和准入问题影响了很多服务业子领域的发展，而外企面临的诸多限制也会阻挠竞争和现代化进程，进而抑制生产率的提高。目前，国内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OECD平均水平的20%～50%。模拟结果显示，到2040年，中国服务业的开放与否，导致的经济价值变量将在3万亿至5万亿美元之间。

当前，扩大服务业开放正当其时：

第一，有利于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和影响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以信息流和服务流为支撑的分工模式兴起，服务贸易正在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动能。根据WTO预测，2030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将达到25%，如果考虑到服务贸易的实际规模大于统计数据，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将更加显著。在这样的形势下，扩大服务业开放，一方面有利于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提升服务贸易质量，在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浪潮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基于信息流和服务流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中占据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在相关服务规则领域与国际高标准接轨，更加主动地参与重塑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二，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十四五”时期，我国要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开放打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而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是重要内容。特别是在自贸试验区这个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建设中，服务业开放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沿海自贸试验区，探索服务业开放新路径、新经验是主要任务之一。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时代发展轨道，对外开放策略正逐步从制造业扩展到金融和服务业领域，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中，服务业开放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三，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内生性积累需要较长周期，短期内难以实现有效改善。在此形势下，扩大服务业开放，集聚国际高质量服务业企业，引入人才、知识、技术、管理等优质生产要素，有利于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制造业提供高质量生产性服务，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第四，有利于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上升以及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国内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数量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转变、模仿型消费向个性化消费转变的趋势十分明显，但是本土服务企业的有效供给难以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全球高水平服务企业，不仅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更有助于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因此，当前需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限制，实施跨境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开放型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完善服务业国际化交流合作机制，从而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发展。

1.2.2　强引领

根据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服务业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引领作用将更加突出。2023年上半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6%，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齐头并进，拉动经济增长3.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66.1%，远高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

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步放宽对市场经济的限制，加快了服务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整体缓慢上升，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率先发展。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0年）：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调整和定位，使经济增长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共同推动。这一阶段金融行业领先发展，零售贸易和餐饮业持续增长，房地产行业突飞猛进。

第三阶段（2000年至2020年）：服务业结构调整加快，新型业态不断涌现，到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生产总值超过第二产业。广告、咨询等中介服务以及房地产、旅游、娱乐等行业发展提速，生产和生活服务业互动发展。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金融业占据主要地位，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服务业地位逐渐提升。

第四阶段（2021年至今）：服务业向高水平迈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传统优势服务业能级不断增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逐渐崛起，文化娱乐休闲领域的高品质、高内涵文化消费迎来爆发。

到202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达688 238亿元，增长5.8%，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4.6%。第三产业成为稳增长的主动力，保就业的主力军，吸引外资的主磁场，税收增长的主源泉。但是我国服务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在我国GDP十强城市中，服务业占比超过七成的，目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和杭州。

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不断上升。据联合国贸发会统计，1980—2015年，服务业在发达国家GDP中的比重从61%上升到76%，在发展中国家GDP中的比重从42%上升到55%。2021年，服务业在美国的GDP中占比高达77.6%，相比之下，服务业在中国的GDP中占比为54.5%。更深入的观察显示，在几乎占据美国GDP的80%的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更是占据了70%的份额。这表示，在2022年美国25万亿美元GDP中，大约有13万亿美元来自生产性服务业，涵盖与制造业紧密相连的高科技服务领域。与此同时，欧盟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也达到78%，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50%的份额，意味着欧盟的GDP中有39%来自生产性服务业。另外，按不变价格计算，2013—202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4%，分别高于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0.8和1.4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见图1-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23[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

第二，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充当就业市场的“稳定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在全球范围内，服务业占全球就业人数的比重约为49%。2021年，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79%，OECD国家约为70%，中国为48%，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见表1-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23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

第三，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具有较强吸引力。据统计，近70%的跨国并购发生在服务业领域，制造业为24%，农业仅占6%。多年来，绿地投资[2]主要发生于服务业领域。2021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部实际使用外资比重为78.9%，比2012年提高了30.7个百分点。因此，必须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从而推动服务业加速发展、提升能级。

第四，将为国际贸易提供新的增长点。WTO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服务贸易额为7.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6.8%，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2.2%，其中，约54%为数字化服务。2005—2022年，全球数字化服务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为8.1%，远高于货物贸易年平均增长率（5.8%）和其他服务贸易年平均增长率（4.2%）。在服务贸易中，占比较高的前四位是商业&专业&技术服务（40%）、计算机服务（20%）、金融服务（16%）和知识产权相关服务（16%），均为知识密集型高水平服务业，由此可见，高水平服务业在未来国际贸易中的巨大潜力。

目前，美国是全球第一大服务出口国和进口国。2023年，美国服务进出口额约为17 747.94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10 265.9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13%，进口额为7 482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10.5%，顺差为2 784亿美元。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进出口国。2023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65 754.3亿元人民币，约为9 331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26 856.6亿元人民币，约为3 811亿美元；进口额为38 897.7亿元人民币，约为5 519亿美元；逆差为12 041.1亿元人民币，约为1 708亿美元（见图1-2）。我国是全球第一大服务贸易逆差国，这表明我国服务业尚不能完全支撑国内消费需求，全球竞争力也有待加强，亟须推动服务业的持续转型升级。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交易额以百万美元计的现价。

1.2.3　更集聚

随着人口以及市场要素的集聚，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集聚态势，并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诸多高水平服务业集聚区，如金融服务业在纽约、时尚产业在巴黎的集聚等。服务业的集聚不只体现在地理空间层面，也体现在行业的集中度上。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例，从空间集聚来看，东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在高技术服务业方面展现出显著的优势，其中，企业法人单位数占据全国总量的63.5%，从业人员占比更是高达64.2%。不仅如此，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占据了全国73.4%的份额，同时，总资产也占据了全国74.2%的份额，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之和。从行业集中度看，高技术服务业8个行业大类中，信息服务业的企业法人单位数、从业人员、营业收入和资产总计分别占全部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44.7%、48.0%、57.8%和48.3%，比重远超其他行业大类。

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为例，该区域已成功打造成为高能级航运服务集聚区。在这里，超过280家航运服务企业汇聚一堂，形成了强大的产业生态。这些企业中，不乏行业翘楚，包括3家位列全球前10位的船舶管理公司，4家跻身全球前10位的船供企业，以及12家进入全球前50位的货运物流企业。这些优质企业的入驻，不仅彰显了临港新片区在航运服务领域的领先地位，更成功吸引了如德国贝仕、香港Fleet船管等全球知名企业的区域业务总部入驻。

此外，上海目前已形成众多国际化的消费集聚区，未来还将打造东、西片国际级消费集聚区，形成“4+X+2”的大都市商业空间体系。调研显示，服务业集聚可显著提高服务能效。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元化集聚，可对服务业的能效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具体体现为：服务业的集聚可以拉动消费需求，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结构升级；可以增加劳动者收入，提升资源分配效率，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可以改变传统高能耗生产方式，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丰富服务的业态和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1.2.4　促创新

纵观欧美国家或地区高水平服务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但科技创新是其共同特征。

路径一：在工业高度发达国家，企业选择从生产制造环节向价值链上下游延伸，往上是设计、研发、供应链金融等，往下是营销、品牌、信息数据等，都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信息密集等特点。上下游附加值更高，而中间环节附加值较低。以苹果手机为例，制造组装环节附加值占比低于1/3，而服务环节的附加值超过2/3。在此背景下，很多企业既有先进制造业务，也有高端服务，例如，苹果公司既有手机、电脑制造业务，也有软件开发、云存储等业务。另外，一些企业聚焦价值链上下游细分环节提供专业服务。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都遵循这一路径。

从全球价值链来看，全球价值链参与类型（type of participation in GVCs）指标体现了一个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相对前向性（relative forwardness of GVC participation）。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22年，中国该指标为0.155，美国该指标为0.529，也就是说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绝对上游，对核心技术和原材料等有较强的掌控，能够形成对处于价值链下游国家和经济体的制约。这种“制约”，在逆全球化思潮之下，给我们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就是技术“卡脖子”。

路径二：新技术、新模式的不断涌现，推动一些传统消费服务业进行升级。一方面，高新技术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可以赋能企业持续推动组织架构、商业模式、管理流程等变革，以更好地适应消费市场的快速变化；另一方面，高新技术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等的应用，以及与新模式的结合，可以使企业提供更优质、更多元的服务，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品质和个性化的需求。在消费性服务业，这一路径尤为显著。

从国内来看，一方面，中国制造业正加速向中高端迈进，进入高端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近年来，加工贸易在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的比例已大幅下降，国内加工的增值比例大幅上升，国内企业研发投入越来越多，自主品牌越来越强，在国内的价值链越来越长，价值链上的服务业也越来越繁荣。2021年，我国有683家企业进入全球研发投入2 500强榜单，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等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服务型企业。

整体来看，国内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2022年，我国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额高达3.09万亿元，投入强度在2012—2022年由1.91%稳步提升至2.55%，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但同时，国内研发投入存在“三低”困境。第一，基础研究投入比例长期“低”位徘徊。国内研发投入中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仅为6%左右，而欧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在12%以上，美国为17.2%，法国高达25%。第二，应用研究投入比例“低”。此前一项调查显示，国内应用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例约为10％，不到美国和日本的一半，与英国和法国的差距更大。英国已经达到了43％，法国为38％。第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率“低”。由于研发经费投入过于偏向试验发展，科学研究经费比例偏低，导致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率低。目前，我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约为1∶5，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约为1∶2甚至1∶1。

另一方面，随着5G、大数据等技术与服务场景的深度融合，传统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这些行业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模式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在这一过程中，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网约出行等一系列新业态蓬勃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1.2.5　高融合

高水平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可对其他产业和整体经济产生系统性、集成性、综合性的融合推动作用，是高水平服务业区别于一般服务业的最典型特征。高水平服务业的引领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水平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和高端制造业融合，可创造出更大的经济附加值。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为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全球范围来看，服务业高水平发展对农业和制造业都具有巨大的拉动和促进作用。

2021年，中国粮食进口依存度高达19.1%，粮食安全仍面临一定压力，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利用数字化设备、数字应用程序和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如农业机器人、卫星数据分析、传感器实时监测等，让农业生产者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以提高农业的效率和生产力，而这离不开高水平服务业的大规模深度介入。

关于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融合（“两业融合”），则更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趋势。欧美很多制造业大国都已深刻认识到“两业融合”的巨大作用，积极推动深度融合，以保持本国制造业在新生产组织方式下的竞争力。通常来说，“两业融合”会经历三个阶段：①企业生产与服务行业两个主要业务领域各自独立运营，并未形成紧密的融合状态；②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演变，企业开始采取多元化的业务模式，不仅提供商品，还同时提供与商品相关的服务，形成商品与服务并行的经营模式；③企业的产出不再单一地局限于商品或服务，而是一个包含商品、信息、服务支持以及自助式服务等多元元素的综合集合体。在发达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起，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依赖度呈大幅上升趋势，至今已进入第三阶段。从国内来看，目前大范围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过渡阶段。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过细致的考察与筛选，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40个地区和80家企业作为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的核心实施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推进和深入实施后，这些试点地区和企业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不过，国内包括上海的“两业融合”仍然面临发展不平衡、协同性不强、深度不够和政策环境、体制机制存在制约等问题。目前，美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高达2.862，日本为1.679，但中国仅为0.669，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以手机制造为例，每部手机都集成了超过1 000个精密的零部件，这些硬件带来的价值大约占据了产品总价值的45%。然而，另外55%的价值是由操作系统、多样化的应用软件以及芯片设计等无形服务构成的。尽管这些服务难以用肉眼察觉和触摸，但它们却代表了手机整体价值的55%，是手机价值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高水平服务业与低端制造业或低端服务业相结合，可提升行业的生产力和产品价值，并推动其商业模式转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中间服务通过介入一些传统行业，可提高行业产品的附加值和生产力，提高其销量和出口能力，并推动其商业模式在服务主导下发生转型，从而实现以服务为主导的增长。据WTO统计，服务业占全球贸易附加值50%以上，远高于农业（16%）和工业（34%）。而在食品加工、纺织、造纸、化工等低端制造业的国际贸易中，服务业所创造的附加值在20%～30%之间。在发达经济体中，这一比例还要更高。

第三，高水平服务业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满足消费者日益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高水平服务业中的一些领域，比如专业技术服务业，可以通过参与企业生产活动的中间环节而创造巨大的经济附加值，从而提升企业的生产力、竞争力和创造力。同时，对今天的企业而言，在战略设计、融资、营销等各个环节，都有专业服务机构，企业可集中力量于研发和创新，从而实现技术突破，取得领先优势，使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得到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