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背景
第一章 关于情绪
情绪在我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尽管情绪有许多特征，有行为上的、生理上的，但它们首先是心理上的。当我们所爱的人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时，我们会感到自豪。当我们被贬低时，又会变得愤怒或羞愧。我们在孩子出生时感到喜悦，在受到威胁时感到焦虑，在亲人去世时感到悲痛。
我们做什么事情以及如何做这些事情，都会受到情绪以及促发情绪的环境所影响。因为孩子出生带来的自豪和喜悦给予我们保护和提升家庭幸福感的动力。经历丧失会削弱我们对生活的珍视，并可能导致社交疏离和抑郁。被冤枉导致的愤怒会激发我们的报复行为。当“被愤怒蒙蔽双眼”时，我们的认知功能会受到损害，从而将我们置于危险之中。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情绪会影响身心健康和疾病：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健康，消极的情绪会导致疾病。当然，这一影响过程值得深入探究。从我第一次接触心理学起，我就确信，除非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情绪，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地了解这个人。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涉及认知、动机和关系的情绪理论，这也是我在过去40年里在心理压力领域研究的总结，接下来我将慢慢解释这一观点。虽然我的立场经常显得很独特而坚定，但我的意图不是要进行论战，而是指出重要的问题，提出新的问题，并提出连贯且系统的情绪解决方案。
考虑到人们关于情绪的认知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贸然提出另一种分析视角似乎有些草率。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对情绪进行各种诠释，从简短的讨论到重大的研究成果。最近的文献证明了研究者们对这方面的巨大兴趣。
自1960年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的名单包括阿诺德；艾夫里尔；伯恩斯和齐米尔斯；克莱因斯；弗里达；加德纳、梅特卡夫和比伯；戈登·奥尔波特；哈里斯；哈尔克；希尔曼；伊扎德；肯珀、拉扎勒斯和福尔克曼；刘易斯和米哈尔森；刘易斯和萨尔尼；莱昂斯；曼德勒；奥托尼、克洛尔和柯林斯；帕帕尼古劳；普拉奇克；什维尔和莱文；索卡利迪斯；德索萨；汤普森；汤姆金斯和韦纳。在本书出版之前有很多值得我敬仰和学习的学者，因为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必须避免仅仅是对我们已经知道或以前相信的东西进行再加工。出于许多原因，包括认识论上的原因，确实需要一种新的整合，但我们距离提出一个被公认的框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前两章中，我打算在情绪领域中漫游，为理论模型做铺垫。我并不是漫无目的，恰恰相反，我将非常系统地研究与情绪加工过程相关的一些想法。本章的主题包括情绪在心理学中的地位，不同领域（如个人、观察者、社会和生物物种）关于情绪的观点，作为情感基本背景的适应性，需要解决的难题，情绪理论的任务，以及理论的简要概述。
情绪在心理学中的地位
在我看来，很难想象有一种方法可以研究思想，或者人类和动物的适应，却不将情绪作为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如果不将情绪放在核心位置，就会使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与人类的关注点脱节，正如普拉奇克所说的那样：
情绪一直是人类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每一次努力中，在每一项重大的人类事业中，情绪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宾诺莎，从康德到杜威，从柏格森到罗素，几乎每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关注情绪的本质，并对其起源、表达、影响以及它在人类生活经济中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和理论。神学家们已经认识到某些情绪在宗教经验方面的重要性，并将情绪训练作为宗教训练的核心部分（尽管是隐性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一直试图诉诸情绪，通过符号传播来影响和感动观众。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随着精神分析、临床心理学和心身医学的发展，情绪在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尤其在行为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全盛时期，心理学的主流学术领域对情绪的抵制简直匪夷所思。除了极个别例外，主要的入门教材很少有超过一章的内容涉及情绪——如果有的话——主要强调它的动机或动力以及生理特性。然而，这些教材更多地关注知觉（现在被称为认知）、学习、动机、生理、人格、精神病理和社会过程。在心理学的标准课程中，情绪和适应很少得到重视。我希望改变这一现状。
心理学界对情绪的不重视，与伟大的剧作家和小说家赋予这一主题的丰富和中心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社会科学家之外，所有人都认识到情绪是人类经验和适应的中心。学院派的心理学家似乎对情绪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们没有把情绪纳入核心课程，所以他们可能将其视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特异性的话题。当人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情绪是理解人类问题和心理病理学的关键时，就开始重视它了。
尽管精神病理学的临床理论很重视情绪，但传统上的关注点不是广泛的情绪谱系，而主要是强调焦虑。焦虑以外的情绪很少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重要诱因。弗洛伊德和强化学习理论都认为焦虑是一种内驱力，在发展过程中习得，并通过联想和内驱力减少与某些生活事件联系在一起。两种理论都认为焦虑会激发病态的应对方式，从而成功地降低内驱力带来的紧张或痛苦，却又是功能失调的。
在精神病理学将绝大部分焦点放在焦虑这一基础情绪中时，像抑郁和内疚这样的情绪就显得很不起眼。人们也许对抑郁症的病因学、症状学及其治疗有很大的兴趣，但也许除了精神分析学家之外，没人会对内疚感兴趣。然而，抑郁症本身不能被看作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困扰状态，其中悲伤、焦虑、愤怒和内疚占主导地位。海伦·刘易斯认为羞愧和内疚在神经症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例外，因为临床上还是主要关注焦虑。人们对积极情绪（幸福、自豪、爱和放松）的关注甚至更少，这些情绪通常被认为是与精神病理学无关的。
提到积极情绪，我想顺便澄清一个常见的困惑，即什么是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例如，愤怒通常被归类为一种消极的情绪，但有人却报告说，他们对自己的愤怒感觉良好，而且临床医生认为，当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开始向外而不是向内发泄愤怒时，这可能是好转的征兆。另一方面，愤怒——特别是当它被表现出来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有害的社会后果，如果控制不好，甚至可能造成生理上的伤害。
一种情绪可以被认为是积极的，也可以被认为是消极的，这取决于关注的重点，有三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关注（1）有害的“人—环境关系”引起的情绪，负面情绪总是指向消极的诱发条件，这种意义应该与消极的主观品质和消极的适应后果区分开来。但我们可能更希望关注（2）情绪的主观感受，（3）或其适应后果。这些后果并不简单，因为可能存在消极情绪产生积极后果或积极情绪产生消极后果，这就使得标准有点混乱。我倾向于使用“积极”和“消极”两个术语来替代第（1）种情况，即有益或有害的人—环境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评价是产生情绪的原因。我在第三章中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这一点，并在第四章中论述了个人是如何做出判断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里定义消极和积极的方式是对这些术语最常见的、固有的用法。
回到情绪在学术思想中的地位，心理学和其他任何生命科学1一样，长期以来都倾向于将其主题分为共性的和独特的分析类别，这些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适应生活的完整的人。课程设置以系统研究认知、动机、生理机制、人格、社会过程及其发展等方面的功能为中心，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或不合理的地方。
然而其中的一些因素，如认知和动机，似乎比其他因素更具有机体性，因为它们直接影响着人们处理生理、心理和社会生活的任务、机会和问题的方式。认知活动主要是指各种形式的思维，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几乎参与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用它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并对与生存相关的环境反馈做出反应。动机与我们想要的、希望的或需要的东西有关，我将在第三章使用“目标”和“目标层次”这两个术语，它也是一个机体变量，因为它涉及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反过来指导我们的选择，影响我们对事物是有害还是有益的判断。
虽然人格从传统意义上也被认为是一个机体概念，因为它跟适应有关，但当下的人格研究却日渐偏离这一理念。人们不再把人格当作一个复杂的整合系统来研究，而是将其看作是一个努力与物质和社会环境进行互动的过程，并在这种挣扎中塑造和改变人。相反，对人格的研究往往只关注某一个或某几个特质，却甚少关注这些特质在个体内部是如何组织的。
关于机体概念，它更倾向于诠释人类适应的整体性和整合性，而不只是一些独立的功能，而情绪就有这样的特点。情绪是对我们在一生中如何努力生存、发展和实现愿望的复杂的、模式化的机体反应。情绪与其他心理社会生物学概念不同，因为它们表达了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生事情的个人意义，并将动机、认知、适应和生理过程整合到一个涉及多个分析层次的复杂状态。
在我看来，情绪离不开认知、动机、适应和生理活动。当我们出现某种情绪反应，尤其是强烈的情绪时，我们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可能被调动起来——我们的注意力和思想，我们的需求和欲望，甚至是我们的身体。这种反应提示，我们正在追求某个重要价值或目标，但这个过程可能受阻或者处于危险中，也或者正在推进之中。从情绪反应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人在环境或生活事件中怎样进行利弊权衡，这个人如何解释自我和世界，如何应对伤害、威胁和挑战。在心理学中，没有其他概念能如此丰富地揭示一个人与生活以及与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心理学不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可能源于分析和分子层面的微观思维模式，而不是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论是基于过去物理和化学中的还原解释律。对机体和系统原则的忽略有两个主要代价。
第一，认知和其他基本心理功能与人类适应是脱离的，这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中确实如此。例如，诺曼抱怨说，认知科学中缺乏对情绪、动机、个体差异、社会文化影响以及对生命全程发展和变化的研究以及理论兴趣。思维功能也已经从其他心理功能中脱离出来，而这些心理功能在生物体适应世界的时候通常是相互依存的。这种脱离具有破坏性，因为思想和行为都与适应有关，而思想无疑是在生活和适应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上，这就是我把这本书命名为《情绪与适应》的原因。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不参照另一个概念，就无法对其中一个概念进行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第二，对普遍性机制的探索是对个体差异的压制。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性的，因为它关注人们的共性，如果不是讨论误差的情况，只有在事后分析的时候才会考虑个体差异。人们必须记住，情绪是个体现象，表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分享情绪体验，并且可以描绘出关于情绪过程的一般规律，但情绪发生在具有独特历史的个体身上，他需要思考和面对特定的环境，评价其意义，并尽可能采取适应性的行动。
将（整个）人视为生活在环境中并适应环境的有机系统，既需要个体内的视角（描述组成一个人的多个方面，并综合描述这些方面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的行为方式），也需要规范性的视角。在我们的研究设计中，我们不仅应该比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规范性的视角），还应该研究同一个人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中的特点（这是个体内部的视角）。
从最近在心理学领域处于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角度来看，强调要重视解释模型中的可观察性。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那就没法研究像情绪这样具有模糊性、整合性的概念。这种狭隘的观点几乎没有给意志、意图、计划等概念留下任何空间，也没法考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趋势，而这些都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重要特征。因此，迪斯将行为主义，尤其是激进的行为主义描述为“心灵的禁锢”。
事实上，就在不久前，心理学上还齐心协力地摒弃情绪。情绪被认为是一个不科学的概念，其特点是主观主义和扶手椅哲学。希尔曼认为这种倾向是在否认情绪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合理主题。这种否定有三种形式：建议（1）放弃情绪这一概念，（2）将其归入其他概念，（3）将情绪作为错误地要求解释“事物”而进行辩驳。他引用了迈耶耳的话，写了以下几乎没有先见之明的陈述：
既然我们要描述的一切都已经有了科学术语，为什么还要在科学中引入一个不需要的术语，比如说情绪……我预测：“意志”实际上已经从我们今天的科学心理学中消失了；“情绪”也必将如此。在1950年，美国心理学家会对这两个术语报以微笑，认为它们都是过去式了。
当然，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情绪的研究和理论已经开始开花结果，而不是像迈耶尔预言的那样枯萎。希尔曼列出了许多早年选择放弃情绪的著名人物，包括达菲、赫伯、科夫卡、马瑟曼和哲学家赖尔。在一篇被广泛阅读和称赞的理论综述中，布朗和法伯将注意力从情绪作为一种体验状态和复杂过程转移开来，将其仅仅视为一个干预变量，这是一种介于输入和输出变量之间，又将其整合起来的虚构心理概念。达菲甚至一直坚持到20世纪60年代，都试图用一个单维的干预变量“激活”来取代情绪的概念，她将其定义为能量动员。马尔莫也将具有丰富认知—情绪内容多样性的焦虑简化为单纯的“激活”。林斯莱认为激活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中发挥了重要的综合作用，使人们有可能将三个关键概念——动机或内驱力、生理动员和警觉——作为一个基本的心理生理干预变量来诠释。所有这些简化的倾向使得情绪变成一种单维的副现象，最糟糕的结果就是，让其失去了丰富性和效果，或者沦为没有实质内容的虚构概念。
激进行为主义的退却与认知主义的兴起
通常情况下，关于情绪作为内驱力或激活的简单行为公式，以及适应行为和不适应行为仅仅是内驱力消退的结果，这样的推论性观点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这需要各种额外的心理变量来进行解释和预测。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义者，如赫尔和斯宾塞，一直在使他们的模型复杂化，以适应人类思维的复杂性，只有斯金纳始终坚持极端的行为主义，认为人的性格作为中介反应的属性在科学推测上是没结果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心理学无法或不愿意再坚持过度简化，已经开始从简单的刺激—反应（S—R）范式和实证主义转向新行为主义。在此过程中，刺激—反应的联结被转化为更为复杂的刺激—机体—反应（S—O—R）联结，猜想的大门被打开，人们对大脑“黑匣子”中的心理结构和过程的兴趣被重新点燃，并尝试将其用来解释人和其他动物的行为和反应方式。
这里不是去细致探讨该领域前景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哲学和科学原因的地方，正如肯特勒和鲍利斯最近对此所描述的那样，学者们关于这种转变的观点存在重大分歧。我发现在鲍利斯提出的几个原因中，有一个特别有趣，也很有说服力：S—R强化心理学假设在学习过程中所有的刺激和反应在功能上都是相似的。关于这一点，鲍利斯认为：
强化主义者总会通过“选择一个类似于‘按键反应’的人为操作”，或者“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动物，比如老鼠”来发表言论。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经典实验，但是当我们稍微改变一些实验条件时，就没法找到共性，而是发现了很多特异性。似乎当动物不一样，线索不一样，强化物不一样时，得到的反应就会不同。学习反应的过程比前辈们认为的要丰富得多。
关于从S—R强化学习到认知主义的理念转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习得性无助的理论变迁，该理论的根源在于驱动强化、学习概念和动物研究。塞利格曼最初将这种观点应用于人类的抑郁症。他提出，抑郁症是由缺乏对厌恶性条件控制的负面生活经验引起的。这些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无力控制结果，于是在得知无法改变消极的生活环境后我们停止了尝试。塞利格曼称这种情况为“习得性无助”——这个术语如今仍然存在，尽管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会对负面的生活经历或“一连串的坏运气”作出无助和抑郁的反应，但最初的习得性无助理论最终被重新界定为人们对其生活控制感的（认知）归因理论。这种新版的抑郁症理论不再强调实际的无助经验，而是基于对无助的主观归因，这些归因可能已经在抑郁症患者的头脑中种下对生活本身的绝望感。此外，正如鲍利斯的一个深刻评论中指出的那样：
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的强化历史一无所知，所以引用它来解释某些行为是……还原主义的……大多数心理学家现在更明白这一点；他们知道，要理解他们所研究的现象，就必须观察现象本身，而不是其他方面。
关于心理压力的观点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从强调客观现实到主观体验。当它被严格定义为会带来行为障碍、主观痛苦和生理紧张的环境刺激条件（压力源）时，这个表述基本上类似于达菲或林斯莱的激活概念，这一观点近年来越来越被淡化。
早期关于压力的概念界定可以追溯到胡克在17世纪工程领域中关于负荷（施加在物体上的力）、应力（负荷作用在物体上的方式）和应变（物体产生的变形结果）的输入—输出分析。胡克对材料的弹性特别感兴趣。据说这种非生物在破碎之前都能抵抗变形。在工程中，应变是物理对象的不平衡或张力，就像生物的压力是一种生物不平衡，它激活或驱动行为和生理上努力恢复被扰乱的平衡。
压力（或应变）和不平衡（或激活）之间的类比非常形象。有些人，因为他们有很高的抗压能力，所以能抵抗心理上的痛苦和功能障碍，就像胡克所说的，有些物质，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碎屑，所以更能抵抗破裂。因为它强调整体的可观察性，并没有对这些虚构概念进行具体化的解释，所以很多人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似乎比对具体心理事件的推测更科学。这就是为何布朗和法伯（1951）试图将情绪描述为一个可干预的变量。
最终，与工程中的负荷、压力和应变的类比失败了，就像生理心理学中的激活或内驱力模型一样，因为如果不参考个人动机，个人如何定义和评价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方式，心理压力和情绪就无法被充分诠释——这是我一直称为评价的过程。对情绪反应性质和强度的评价也取决于应对过程，因为如果一个人改变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想法和行为，就可能改变关系或评价的方式，从而改变由此产生的情绪。
应变和激活的概念与评价和应对的概念并不是一回事。应变和激活是单维概念，尽管我对伤害、威胁和挑战这几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但斯克莱克对积极压力和消极压力的区分将分析从单一维度略微转向对不同种类的压力和应变的关注。无论如何，压力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多变量的反馈系统，正如情绪过程一样。情绪也不是单维的，而是涉及各种状态，每种状态之间都有重叠，也有特异性的内容，所以称其为情绪们——这是一个复数名词而不是单数名词。
关于心理压力的认知分析和研究影响了许多心理学家，使他们转向主观、互动和过程的表述，而不是刺激—反应的表述。这些思维模式也使我们更接近于系统理论分析，我将在第二部分进行描述。
心理压力理论必然朝着情绪理论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压力导致的情绪是以消极的适应条件为中心的。要将心理压力理论扩展为情绪理论，只需要我们考虑人在什么条件下受益，以及又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积极情绪状态。也就是说，情绪可以用类别和强度来描述，从而有丰富多样的情绪种类或情绪家族。不同的负面情绪状态源于特定的有害或威胁关系，积极情绪状态来自特定的有益关系。
例如，尽管所有的消极情绪都有一个共性，即对挫折的反应，但这些情绪中的每一种——愤怒、恐惧、内疚、羞愧等——又都是对各种形式挫折的独立而又特异性的反应；每一种都涉及不同的人—环境关系和评价模式。同样地，幸福、自豪、爱和放松等积极情绪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产生于与环境的良性关系，但在关系的细节和评价方式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一旦人们对情绪概念的潜在丰富性进行了探究，只是将心理压力作为理解适应过程的基础似乎就显得过于局限了。
谈到现代人对还原分析的进一步偏好，人们可能会坚持困扰所有科学的共同问题——基础理论和研究提供了关于微观过程的重要细节，但对于理解和预测复杂系统如何在摩尔（分子）水平上运作，以什么实际方式影响这些系统，以及如何行动和反应，却没有产生什么广泛的效果。正如我们稍后会讨论的，系统理论的某些方面特别适合于将影响情绪适应的、以人为中心的复杂变量，与构成人必须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环境的复杂变量结合起来，它特别适用于检验和预测人类适应和不适应的行为决策认知过程。
关于作为解释的认知主义，许多学者观察到两种思维传统间的摇摆不定，这两种传统都与情绪有关：一种是基于洛克、休谟和米尔斯等哲学家的观点，该观点引用了葛根提出的概念“世界轮廓”，认为人们是通过复制现有的“世界轮廓”来适应和发展。该观点关注事物本来的样子，即外部现实，这是科学正在试图寻找和理解的。葛根把这称为外源性视角。另一种观点是内源性的，它关注人类内在的知识，与斯宾诺莎、康德、尼采和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是一致的。该观点关注人的主观世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人类生活视为适应世界的本来面目，或者从我们的头脑中构建这个世界。
汤姆金斯虽然使用的术语与葛根的不同，但他也描绘了心理学中相同的基本意识形态两极化，并表明它也适用于其他知识领域，如艺术、政治，甚至育儿。他认为：
这些问题很简单。人是标准，是自身的目标，是自然界中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有思想的、有欲望的、爱的力量？或者说，人必须实现自己，只有通过努力争取、参与、符合某个规范、某个标准、某个基本上先于和独立于人的理想本质，才能达到自己的完整境界？在希腊哲学中，这是普罗塔戈拉和柏拉图之间的对立，也是人作为万物之标准的观念，与认为理念和本质是现实和价值的观念的对立。
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当弗洛伊德对学术和临床心理学产生巨大影响时，开始强调对内源性或心理内部的关注。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重点转移到了环境上，也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大生活事件，如亲人的死亡或离婚，是人必须适应的主要变化来源。生活事件往往被看作是偶然发生的外部事件（或压力源），而不是改变人—环境关系并最终影响个人情感生活的连续互动的产物。读者很快就会看到，我对情绪采取的是一种关系性的观点，它既不是外源性的，也不是内源性的，而是由两者的特定组合组成，是外在和内在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妥协或折中。
葛根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心理学一直以强调外源性为特征，而德国的哲学和心理学家一直在为如何整合外源性和内源性这两种思想而苦苦挣扎。他认为，除了“一群坚定的现象学家，内源性观点可能已经消亡。然而，（对许多人来说）挑战是要超越传统的主客体二元论”。如果我们把这个推理带入目前关注的领域，我们应该说，由于人和环境都是情绪和适应的重要因素，只有当我们采用真正的关系（或活动）方法并为其找到合适的语言时，这种摇摆不定的局面才能结束。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开始认识到，行为主义的外源性观点是基于一种对情绪研究不太友好的认识论。然而，完全的内源性观点也同样不友好——而且肯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它会忽略情绪产生过程中的社会和物理环境。极端的外源性或内源性观点，要么试图完全从人类普遍的内在特征来理解人类适应的成功和失败（最常表现为达尔文式的进化论），要么从必须被操纵以减少遗传和后天不平等的外部社会和经济条件方面来理解。在第五章中，我将试图调和这些生物和社会文化的极端，因为我相信需要一个可持续的情绪理论。
尽管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我一直尝试跟其他人一起发展出一种基于认知的、现象学的，关于心理压力和应对的研究方法。当时，对主流的行为主义观点特别是激进或极端的行为主义进行淋漓尽致的批判，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为认知—现象学观点提供认识论的基础。然而，今天，尽管仍然存在很多阻力，许多心理学家不愿意放弃行为主义的观点，但认知的观点似乎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关于评价的概念现在被广泛用作压力和情绪的应对方法。动机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我们也不需要去攻击不再作为学术主流的S—R心理学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认知运动走得有点太快太远了，因为认知/思维几乎已经等同于心理了。尽管认知和心理存在重叠，但这种画等号却过度夸大了认知的意义，尽管这好像是对认知的强调带来的必然结果。谈论到认知在情绪和适应中的作用时，我们必须清楚认知的类型、其他心理成分的参与，以及具体的加工过程。
正如我将在第三章中试图说明的那样，所谓的认知革命现在应该被称为认知—动机—关系革命，因为仅凭思想不足以形成认知、行为和情绪的充分理论。毕竟，思想必须涉及某种东西——它不会凭空产生——而对情绪的认知涉及目标、计划和信念，是关于一个人在管理人—环境关系方面的利益权衡（积极目标）和（应对）选择。虽然在1966年，我把我的心理压力理论界定为认知和现象学倾向的，但今天我把我的情绪理论称为认知—动机—关系解释系统，关系代表着与身体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协调。
与最近关于认知—动机—关系模式的认知运动同等重要的是，对早期理论中相关概念使用限制的松动，随着物理学中关于因果关系和决定论的概念变迁，心理学家也越来越能接受科学范式的多元化。现代人对无意识过程的兴趣，隐性知识的概念，感觉或知觉的东西也可以是静态和运动的概念，以及强调目标、意图和计划的行动理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可以比过去几十年都更自由地探索和理解大脑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尽管这种自由困扰着许多人，但我相信，它激发我们对情绪重新产生兴趣。
这里提到的观点变迁，根植于几十年前就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心理学家的工作，如阿希、哈洛、海德、凯利、罗特、麦克里兰、墨菲和怀特，还有他们的智慧导师勒温和莫里，他们之前就在北美发起了现代认知—现象学运动。由于他们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探讨，人们如何评价他们与环境的适应性关系中发生的事情，以产生某种特定的情绪。尽管旧的认识论并不愿意完全销声匿迹，就像被称为“残余行为主义”的东西所表现的那样，总的来说，心理学家越来越适应这种思维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观点的变化也使我们回到了一种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描述的“民间心理学”。例如，像愤怒这样的情绪被解读为个体被侮辱或贬低后形成的一种主观判断结果。为了避免读者误认为情绪理论中的认知重点仅限于亚里士多德时代或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时期，我引用了一位研究情绪的博士后向我介绍的关于19世纪伦敦大学学院一位名叫罗伯逊的哲学家的观点。读到这段话，我不禁想起那部精彩的日本电影《罗生门》，在这部电影中，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件事情进行了解读。罗伯逊认为：
四个年龄和气质基本相同的人乘坐同一辆车。在一个特定的停车点，有人告诉他们，某个人刚刚突然意外死亡。其中一个人看起来完全无动于衷。第二个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丝毫不受影响。第三个人看起来明显很悲伤。第四个人悲痛欲绝，一直流泪、抽泣和唉声叹气。我们面前的这四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在一个方面他们都是一样的：有人向他们宣布了某人突然意外死亡的消息。第一个是外国人，明显沟通不畅。第二个人从未见过死者，也不可能对他有特别的关心。第三位在社会交往和商业洽谈中经常与他见面，并对他非常欣赏和尊重。第四位是死者的兄弟，他们是血缘至亲，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羁绊。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为了［体验一种情绪］，首先需要有一些理解或认识；这个外国人没有感觉，因为他听不懂，就没有产生情绪的认知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第二必须有某种情感基础，所以这个陌生人就对发生的事情没啥兴趣了。情绪从井中涌出，其强烈程度与水量成正比；因此，兄弟中比朋友的情绪反应更强烈。第三，很明显，受影响的人处于激动或兴奋的状态。第四，表现在脸上的悲伤和身体的激动。由此可见，就有四个要素出现在人们面前。
人们对所谓的朴素或常识心理学仍有相当大的不认同，好像科学不应该与日常生活有太大的联系。如果理论与经验相联系，在直觉上是可信的，但只有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好的理论必须像理论物理学一样抽象、精准，而不是像直觉那么肤浅。也可以说，这是处在两个不同的抽象层次，两个层次都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发挥作用。困扰我的不是抽象的层次，而是认为具体的、个人主观的层次就不可能成为好科学的偏见。
当我开始学习心理学时，一些所谓的硬科学家也有很多负面评论，说心理学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门科学。据我所知，这种批评至今仍然存在，不幸的是，心理学家也经常认可攻击者的观点——就像精神病学家一样——竭力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科学家。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家都在努力证明他们符合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同时又普遍觉得自己不如生物和物理科学家。这很可悲，因为这种观念阻碍了我们专业的发展。
我对科学的看法不是基于我们对心理变量的测量有多精准，尽管这种测量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也不是基于我们知道多少或能预测多少，而是基于对测量和调查的态度。任何旨在对现象进行有计划的推理，并通过观察来建立和评估对现象的理解，这样的研究领域都属于科学。它使用多种研究方法，不管具体的方法是什么，都在试图接近事物的真相，并试图在一个连贯的、自洽的逻辑思维框架内对结构和过程进行概念化。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持续的努力，而不是我们在任何特定时刻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如果我们试图将我们的概念与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相匹配，我们就是在从事科学研究。我们目前对人类个体行为的理解、预测和影响能力有限，这也不要大惊小怪，因为我们研究的生物体和我们关注的过程复杂性太强。我想这就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的挑战所在。
对诋毁民间心理学的最有力反驳就是，如果人们像我一样相信，个人如何评价与环境之间联系的个人意义，是导致该个体产生情绪反应的原因，那么这正是心理学对情绪必须有的低层次的具体解释理论。我们需要知道人们想要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评价他们生活中的日常事务。这就是评价的意义所在。归根结底，民间心理学的概念也可以像其他类型的概念一样进行实证检验。这种立场的主要缺点是，有时人们不知道也无法描述他们心中的想法，这可能会让研究人员的推断产生扭曲。我试图在第四章中探讨无意识的问题。
关于情绪的视角
我们现在来谈谈关于情绪的各种不同视角——个人、观察者、社会和生物物种的观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有助于了解关于情绪的不同流派。每一个观点对情绪的诠释都是不同的。它们可以被排列成范围不断扩大的同心圆，从最窄的开始：中心的个人，他体验到情绪；观察者（例如，朋友、临床医生或科学家），他注意到了情绪反应；社会，其价值观和制度塑造了情绪；在最广泛的圈子里，生物物种，其遗传特性也塑造了情绪。这些观点使情绪成为真正的跨学科，每个学科都会提出反映其自身领域中心的问题。
个人
当强烈的情绪出现时，我们经常被这种情绪所控制；我们的注意力会聚焦在利益权衡上，以及应该怎么应付情绪；我们被卷入与环境的紧张关系、行动的冲动、与这种关系相关的感觉，以及它所引发的反应。
尽管事后分析就像我们对所发生事情的超然观察者一样，但也会出现回溯错构现象，因此可能相比在情绪当下，在这种情绪体验结束后再成为观察者或对我们的情绪进行分析更容易，因为分析的态度可能会抹杀或削弱情绪；理智化的超然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情绪调节或应对方法，正如在第三章中将会看到的。然而，在情绪发生的那一刻，我们的思想、动机、行动冲动和生理变化都围绕着个人的利害关系和事件的适应性要求进行聚焦和组织。当一些重要的东西濒临险境时，我们会立马注意与之相关的东西，不愿意被其他无关因素所干扰，因此我们都成了参与者，就几乎没有机会像一个观察者一样进行超然的观察。
当然，当我们体验一种情绪时，我们必须保持对自己的观察状态，正如古典作家早就注意到的那样，因为我们总是习惯用大脑去记忆所发生的事情（尽管不是全部）。这种观察和情绪体验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拥有和记住一种体验也需要感知和判断。然而，当我们记住这种体验时，所采取的视角更像是观察者的视角，只不过我们比观察者能获得更多的信息——或者应该说是不同的信息来源——因为我们能感知到我们的一些想法、行为冲动和身体感觉，以及观察者也能注意到的一些情况。严格来说，外部观察者并没有体验到情绪，可能只是间接地观察到了情绪的证据。我将在第二章进一步探讨关于什么是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问题。
有一些情绪体验其包罗万象的性质也使它们难以被忽视。通常情况下，情绪会打断一些正在进行的任务或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曼德勒把它们称为中断现象。然而，如果不加以澄清，这种称呼可能既令人困惑又有误导性，从而导致几年前就有人提及过的争论：情绪对于行为起到的到底是组织还是扰乱的作用。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情绪会围绕它的焦点需求对行为产生组织的作用，也会扰乱在进行中被中断的活动。
我不喜欢用“组织”或“扰乱”这样的术语，而是认为情绪将注意焦点从人们在情绪出现之前正在做的事情转移到其他关注点上，即需求以及由需求所创造的情绪体验。我要说的是，正在进行的活动并不一定会被扰乱——尽管有这个可能性——但只是被暂时打断了；个体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突然闯入的东西上了。简而言之，情绪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事情上，同样地，也将注意力从一些不那么有吸引力的事情上转移开，这取决于我们谈论的是被打断的初始活动还是新的适应性需求。
在谈到注意力转移或打断时，可以认为，当一个要求持续专注的事情或行为序列因为有了新的、更重要的事情而显得不再突出或有吸引力时，情绪就会产生，我们称之为情绪生成过程或者情绪反应本身（例如，主观感受，生理变化，行动倾向）的陈述就让我们将注意力从正在进行的活动中转移开了。我认为情绪生成过程和情绪反应本身这两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然而请记住，情绪反应本身反映并包括对人—环境关系变化的感知，也代表某个重要事情正在发生的信号。它还会激发后续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围绕这一重要事情组织起来的。实际上，个体就必须去关注和处理新的问题，为了达到适应的目的从而创造出新的反应。
我不认为这种重述仅仅是吹毛求疵，因为它指出了在互动中所发生事情的功能意义，包括产生情绪反应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情绪反应本身。当我们使用“情绪”这个术语时，特别是从认知—动机—关系的角度来看，会涉及很多变量和加工过程，如产生人—环境关系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对这种关系的评价过程、行动倾向和应对过程，以及反应本身，这就将行动、生理变化和主观体验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当人们使用“情绪”这个术语时，可能会想到这个丰富的整体或其中的某个成分。
当然，情绪存在潜在的混乱特性——实际思想和行动的分离，而不仅仅是一种活动被另一个更突出或紧急的关注点所取代——这本身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学家非常感兴趣于强烈的情绪以何种方式干扰理性的问题解决和思考。一个人处于创伤的情况下，其知觉和思维可能会受到损害，被阻断，干扰，甚至瘫痪。举个例子，如果告诉一个患生理疾病的人非常可怕的毁灭性事实，比如说存在手术都无法治愈的癌症。大多数明智的医生都知道，人们往往听不进去这种灾难性的消息，因此必须等到病人准备好并愿意倾听的时候，再对疾病管理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进行威胁和挑战评估之后的功能表现存在巨大差异。遇到威胁使人感到不安（焦虑），这不仅令人不快，而且容易限制人的思考和表现能力。这种限制可能源于个体要保护自己免受预期的危险。与此相反，挑战却使人感觉良好，人的功能会得到很大的扩展，思维更流畅，并让人产生一种自己正在接近能力巅峰的主观印象。马斯洛所说的 “巅峰体验”所具有的流畅性和优越性，被契克森米哈赖称为“心流”。总而言之，威胁往往导致认知受损，挑战则是促进认知活动。
情绪对于经历者而言是有信息功能的——它是个体洞察自己和所发生事情的重要信息源。当我们做出焦虑、愤怒、快乐或任何其他情绪反应时，我们通常会意识到并理解这种情绪产生的过程以及情绪反应。我们会立即或者经过反思之后意识到，我们生气是因为有人用敌意、挑剔或无动于衷的方式对待自己，或者我们焦虑是因为环境对我们构成威胁，而我们又很脆弱。这种洞察力有助于我们处理反复出现的情绪困扰，也是临床医生希望病人具备的能力，以便病人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生活。
可能有时个体也没有意识到需要对伤害或威胁（负面情绪的基础）进行评价，要么是因为社会关系模糊，要么是因为个体处于自我防御状态。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做出情绪反应，因为我们误解了我们的反应或导致反应的条件。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指出的，最好不要把这称为无意识的情绪，而是一种误解或疏忽状态，否则可能会造成术语上的混淆。我的一位学者朋友最近一直在监测自己的心率，由于缺血（心脏肌肉组织中氧气不足）的问题，他的心率会达到每分钟150次。他惊讶地发现，在系里的教师会议上，当他以为自己只是孤注一掷地脱离了教职工的讨论时，他的心率实际上已经接近了缺血的程度，这大概是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强烈地唤起了他的情绪（当然是不快乐的）。监测他的心率是有用的，因为这使他注意到并正确地解释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有机会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心理学家已经提供了关于模糊情境适应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正确地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中最著名的是沙赫特的理论，它引起了大量的研究和争论。该理论指出，由于情绪唤起是模糊和分散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事情为情绪体验提供了必要的线索。如果我们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中被唤起，我们就会将这种体验称为愤怒；但如果我们在一个愉快的社会环境中被唤起，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情绪和身体状态称为幸福。
根据我的判断，这种关于情绪过程的推理方式是不充分的，原因有三：第一，它过分强调了社会环境在情绪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而忽略了个体与环境之间关系中的动机和思维特征。第二，它对情绪过程中的认知加工过于标签化，而忽略其评价和判断的实质。尽管感觉到威胁或多或少是自动化的，但我们必须经常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对幸福感带来的影响做出复杂的推断或者构建一种解释，这不是单纯地为彼此的关系贴上标签，而是一种评价。第三，这种推理在我看来是落后的，因为它无助于解释为什么这种情绪会最先被唤起。尽管有例外，尽管我们可能很难想清楚或说清楚，但我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有情绪反应或者被唤起，是因为我们在与环境的持续关系中感觉到一些对个人有害或有益的东西。这里不是深入讨论沙赫特的理论立场存在哪些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情绪可以提示我们一些未被注意或重视的心理过程。
情绪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我们认为情绪体验是热烈的、令人兴奋的、参与性的或调动人心的，这不同于常规的、冷漠的和疏离的体验。没有情绪（即便是痛苦的情绪）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消极的情绪体验很令人厌恶，当它超过某个舒适或容忍的阈值时，我们会寻求消除其诱因或调节痛苦的感受，但当情绪色彩太少时，我们会感到无聊并希望找点刺激。当然，每个人产生主观幸福感的最佳情绪兴奋点存在很大的差异。
个人视角也需要注意情绪的个体间和个体内的变异。从个体间的角度来看，需要比较不同的人在同一环境中所体验的情绪差异；从个体内的角度来看，则是对比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的时间或场合的情绪体验。不同的人在他们所表现的情绪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把这称为个体间的变异。这种变异可以有两种解释： 首先，它可能是不同个性特征使然，这导致了在相同情境下的不同情绪。其次，情境可能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或不同时刻体验到的情绪也可能不同，这就是指个体内的变异，同样也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由于人格因素的作用，个体在每一种情况下对人—环境关系的感知和评价有所不同；第二种解释是，在每一种情境下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确定对情绪变化的确切解释——人格差异还是情境差异——哪一个是正确的。两者很可能都适用。
也有可能一些环境条件——例如，那些在其影响和后果上非常明确和强大的条件，如重大丧失或死亡威胁——将产生更明显且一致的反应，而其他环境条件——例如影响和后果比较模糊或相对温和的环境条件，比如轻微的社会批评或麻烦——产生反应的差异化更大，因为对个人意义有不同的解释空间。我认为，在这这种轻度丧失或威胁条件下，强烈的情绪只会发生在最脆弱的人身上——例如，社会自尊感极弱、对社会认可的需求极大的个体。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四章讨论评价过程时有更多的论述，该章是关于我们如何评价适应的个人意义。
将个体内变异和个体间变异进行对比的重要原因在于，这会影响我们如何解读情绪组织和加工的过程。爱泼斯坦对这两种策略进行充分的对比，并发现当一种策略与另一种策略相比较时，情绪之间的关系有时是不同的。爱泼斯坦认为，报告幸福水平更高的人，说他们更善于交际和充满情感，有更高的自尊，并且比其他人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更强烈。这些关于个体间差异的发现与威斯曼和里克斯的研究相似，他们也对情绪生活随时间的变化做了规范性研究。相比之下，从个体内部的角度来看，幸福感似乎更有可能是由某个刺激引起，并伴随着积极情感的增加，安全感的增加，对环境的更强反应力，以及可以更自由地做自己并表达自己的感受。可以预测的是，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这种复杂的情绪综合体也会发生变化。
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每一本书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不同的；因此，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就不足为奇了。例如，考虑一下悲伤和快乐是否有关联这个普遍问题。这个问题的表述是模棱两可的。例如，如果通过个体间的研究策略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这两种情绪是正相关的，这意味着那些经历过频繁或强烈悲伤的人也可能会经历频繁和强烈的快乐。然而，如果用个体内部的策略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当某个人感到悲伤时，是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或在同一背景下感到快乐的。在前一种观点中，悲伤和快乐是正相关的，但在后一种观点中，它们是负相关的。这并不矛盾，因为每种情况下提出的心理学问题都是不同的。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是在比较不同的个体，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将个体与他们自己进行比较。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心理学家一直对个体差异感到如此不安——好像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必须是完全规范的，而人与人之间和个人内部的差异违反了科学及其对普遍机制的探索。我引用了物理学家德克勒克的话，他在写关于金属的磁性时表明，个体差异的问题也适用于物理世界：
有些物质，例如铁和镍，在室温下表现出相当复杂的磁性行为。当置于磁场中时，它们显示出的磁矩不仅是磁场和温度的函数，而且还取决于抽样历史；也就是说，它取决于该物质以前所处的磁场和温度。
德克勒克的陈述中，关于变量中的细微变化，就可以写成个人历史中的个体差异，导致性格变化，在情绪和行为中发挥作用。在个体之间和个体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个体差异，这对我们是否能充分理解情绪提出了挑战，也是情绪理论家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今天心理学的趋势是认识到两种变异的来源，每个人的历史和所面对的环境都很重要，这导致了我们对互动性、过程性和系统性的日益关注。
观察者
观察者是指从所见所闻中推断出另一个人身上存在某种情绪的人。观察者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可能是以了解情绪现象为己任的科学家，可能是以帮助调节或改善病人的情绪障碍为治疗任务的临床医师，当然，甚至可能是在经历情绪的同时也在观察自己的人。观察者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通过他们的情绪表达、目的性的行动以及对主观体验的认知，有意或无意地沟通他们的情绪生活。
社会交流是情绪的一个重要适应功能。群居动物必须能够分辨出混在其中的捕食者何时会狩猎。如果雌性动物没有发出接受的信号，强行交配往往是危险的或不可能的。动物园和实验室中饲养员的安全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判断动物何时会有攻击性；有许多经验丰富的灵长类研究人员因为疏忽大意或误判情况而导致身体受伤，类似这样令人悲伤的例子并不少见。
对他人情绪线索的解读会引导我们的社会行为，因为这些线索可以揭示他人的行为冲动和意图。我们会对人们在社交过程中发送和接收的复杂、矛盾或误导性信息进行解码和解释。人们不会信任那些似乎对自己表现出敌意从而可能伤害自己的人。如果我们也感知到恶意，口头上的赞美或热情的表达就会大打折扣。同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会从表面直接又俗气的人身上感到善意，这说明了我们所做判断的难度和复杂性。
其中一个很重要且有时比较隐晦的假设是，我们可以通过视觉、听觉或其他感官感知到的信号进行推断，从而真正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和对我们个人福祉的影响。因为这些推论可能存在错误，我们必须警惕事物的表面价值，因为表象可能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进行的社会管理，也可能是一个非情绪过程的结果。从研究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确定哪个指标或者指标体系是判断情绪的可靠信息来源，以及适用的条件是什么。多个指标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并综合起来为判断提供更可靠的基础。
自我保护或自我防御的原因是掩盖事实的真相。将真相与欺骗或隐瞒区分开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用来发现欺骗的基本原则就是矛盾性，矛盾有几种类型： 一个人在某一时刻所说的话可能与另一时刻所说的话相矛盾。一个人的语言可能与行为表现相矛盾，例如个体嘴上否认愤怒，却通过面部表情或身体姿势或明显的生理变化（如脸变红）表现了出来。当结合情境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个体所说的话难以置信；通常对另一个人情绪的推断是基于人们在类似情境下通常会如何反应的一致印象。矛盾引发了一种假设，即事物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而下一个任务，甚至比第一个任务更难，就是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我们能从别人的情绪反应中学到什么东西？第一，假设情绪是有规则可循的现象，而不是混乱的，情绪的性质和强度可以告诉我们人与环境之间正在发生的关系。我把这些称为核心关系主题。如果情绪是愤怒，这种关系可能就涉及伤害、威胁或侮辱，当然这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愤怒。如果情绪是焦虑，这种关系涉及不确定的威胁以及避免或逃避这种威胁的冲动。尽管这种行动可能被抑制，甚至被转化，而且可能有其他平行或矛盾的行动，但我和其他认知—动机—关系理论家都认为，每种原型情绪都表达了一种主要的行动倾向，这种倾向与一个人如何评价与环境的关系相一致。
第二，情绪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一个人的经历或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其实就是目标等级）。我们不会因为不重要的事件而情绪不安。如果我们有情绪了，这就初步证明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看，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处于危险之中，即使这一点可能被否认。
第三，通过观察一个人评价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方式或倾向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情绪，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于这个人对自我和世界的信念。例如，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卑而感到恐惧。与此相反，另一个人可能带着仇恨，表明这个人认为他人是有恶意的。
第四，情绪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人如何评估经历/事件对幸福感的意义。反复出现的情绪会提供线索，了解个人对相关经历以及生活本身进行适应性评价的典型方式。
临床医生老早就明白，没有比情绪更有价值的信息源，特别是反复出现的情绪以及这些情绪产生的社会背景。因此，一个通用的临床工具是观察病人此时此地的情绪反应，有时让病人重建近期或远期过去的痛苦情绪体验。
这四个关于情绪的观点并不能完全说明可以从人的情绪中了解到的东西，但它们是最重要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我在第二部分讨论了可能涉及情绪的动机、评价过程、核心关系主题和行动倾向，并在第三部分讨论了每种情绪的具体细节内容。
社会
从情绪生活中可以揭示个体的特点，同样也可以揭示社会环境的现状，因为情绪模式存在社会共享的特征。因此，情绪也是关注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兴趣点。斯梅尔塞对恐慌、暴乱、流行和时尚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斯梅尔塞写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而且他把失业等社会压力看作社会系统中的失衡状态，但他的分析在许多方面与个人的情绪体验相似。实际上，暴乱可以被认为是个人愤怒的社会变体，包括侵略行为，而恐慌则是个人恐惧的社会变体，包括逃跑或逃避等典型行为。
鉴于个人和集体分析之间的这种相似性，社会科学家会根据情绪困扰和功能障碍的集体症状来判断社会机构的运作模式及其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就像临床医生对个人做出的类似判断一样。这是对社区心理健康进行经典社会学评价的基础。一些现代内城社区由于普遍的贫困、士气低落和毒品（如海洛因和可卡因）滥用等原因被认为出现了严重的功能障碍，但这些问题可能更像是功能障碍的症状而不是原因。
社会塑造了个人的情绪生活，这是社会建构主义者关于情绪理论的核心主题，他们认为个人的情绪模式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功能，也是社会认可或鼓励的社会角色变迁的外化。在这种观点下，个人心理层面的分析和社会层面的分析是相互交织的。例如，什么是个人认为适当的情绪和情绪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价值观和信仰的产物。
不难想象，诸如幸福、爱、骄傲和感激等良性或积极的情绪状态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这些情绪显然可以加强社会联结。同样的观点也被用于羞耻和内疚。当外显的行为偏离了个人内化的社会标准时，就会产生这些负面情绪。因此，在旁观者面前，被拒绝或抛弃的威胁吓得他们不敢越轨，否则会感到羞耻，或者即使没有其他人在场，内疚也会让人远离反社会行为，通过产生亲社会行为来帮助维护社会制度。
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艾夫里尔还坚持认为，愤怒并不是破坏性的，而是维护社会规范的。基于愤怒事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广泛流行，他得出结论，愤怒通常出现在朋友和亲人之间，很少涉及公开的攻击，是由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伤害引起的，具有动机适应性，以防止错误再次发生，并且通常是发怒者认为会产生有益的结果。*艾夫里尔根据愤怒的目标比较了冲动和具体行为表现的数据，如表1.1所示。
这些报告偏离了“愤怒会导致对他人的攻击，因此会破坏社会关系”的预期。关于愤怒及其行为表现的问题值得继续深入探究。例如，在哪些方面和什么条件下，表达的和不表达的愤怒带来适应性的，而不是适应不良的后果？
在我看来，社会建构主义者的立场有很多可取之处。然而，我的印象是，它借鉴了一个局部的真理，尽管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并将这部分扩展为整体，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社会建构主义忽视了生物学上的普遍性，而完全依赖社会文化力量来解释情绪，从而削弱了其作为理论立场的可信度。
然而，尽管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情绪的唤起常常有助于我们对危险进行有效的回击，尤其是身体上的回击，但社会对我们在受到威胁时如何反应有无数复杂的限制和约束。大多数社会都有惩罚性的法律，以及对攻击行为根深蒂固的道德。克制、详细的计划，冷静疏离以及对微妙线索和意义的关注往往是最有用的适应策略；过度兴奋会妨碍成功应对，因为这些线索可能在兴奋中被忽略。人们也可能被团体成员的身体攻击倾向所威胁和冒犯，除非是有充分理由的攻击。
英语教授汤姆金斯在一篇题为 《战斗的话语》的文章中，描述了西方电影中关于暴力的道德特征，并对北美社会价值观和暴力的合理性进行了揭示：
序列结构电影《原野奇侠》谢恩所描述的，在成千上万的西方小说和电影中出现，其模式从未改变过。英雄受到侮辱，先是言语上的，然后是身体上的，他抑制住了报复的冲动，向那些嘲笑他的人证明了他的道德优越性。从来没有英雄嘲弄他的对手；如果他这样做，那也是在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之后。当然，这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坏人最终犯下了如此残暴的罪行，终于，英雄站出来了，以牙还牙。在这个时刻，也就是挑衅过头的时候，自卫性的暴力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须的：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不违反禁止暴力的禁令就是越界。在这一瞬间，那种至高无上的正义感是很美妙的，几乎与杀人无异。几乎可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
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它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个人的情绪生活，这也成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和过去的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谁都曾经忽视情绪的重要性，而社会学重新发现了情绪的领域。卢茨和怀特回顾了最近关于情绪的人类学研究工作，他们认为，对过去的许多人类学家来说，情绪似乎更属于自然科学，而且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来看，情绪在生物学上是统一的、无趣的。然而现在，人类学家开始感觉到生物学和社会文化观点之间的张力，生物学上关注情绪超越文化影响的共性是什么，而社会文化的关注点在于，人类文化塑造了什么。我将在第五章和第九章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
生物物种
当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情绪时，有两个问题变得很突出：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神经生理学——大脑和周围神经系统不同部分的作用，以及同时作为神经递质和调节新陈代谢及运动活动的荷尔蒙。第二个问题涉及生物物种遗传性的情绪过程，有时也被称为情绪程序。从系统发育的角度来看，情绪必须促进物种的生存，才能进化成这样。情绪程序是社会建构主义观点的生物学类比，后者通过情绪的社会功能寻求对情绪的理解。
在这本书中，我并不试图解决情绪的生理学问题，特别是大脑的作用和它的神经递质特性。有一群神经心理学家正在努力完成这一任务，正如读者在第二章看到的那样，我认为关于情绪的生理心理学首先需要一个健全的关于情绪如何运作的心理学理论。这是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我希望其他人能够尝试在已知心理学层面和生理学层面的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我确实认为我有责任指出宏观层面的生物学和社会文化因素如何结合起来对情绪产生影响，后面章节的讨论会涉及这些内容。这些章节会关注一些生物因素，特别是它们与气质的关系。而在第二章中，主要讨论一些在情绪反应模式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相关的研究和观点。
情绪无疑具有许多与生存有关的功能，包括社会和生理方面的。其中有两个比较突出：其一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社会沟通；其二是，当基本生物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和感受到来自环境的挑战时，刺激并维持心理和生理上的活跃水平。根据汤姆金斯用电子化进行的隐喻，情绪就像是认知过程的放大器，这种认知过程允许动物或人在与环境互动时对潜在的伤害或利益进行评价和应对。因此，孩子在情绪激动时往往会比情绪未被调动起来时学得更快、更好。这个原则在这一案例中得以体现：一位平时冷静、可靠的母亲直觉地认为使劲吓唬孩子比孩子自己在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上通过试误的方法，能更有效地让孩子意识到城市机动车交通的危险。当然，危险在于，如果惊吓过于强烈，也可能会扰乱孩子的行为和思维，因此本身也存在风险。
不言而喻，我们为我们的动物遗传付出了代价，正如这个可怕的例子中所暗示的那样。数百万年来，人类的生存环境主要受到掠夺者和其他物理危险的威胁，但在过去几千年里，一些现代社会的变化可能使情绪过程的某些方面变得不那么有用，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产生反作用。生态学家用 “进化适应环境”这个复杂的短语来指代这种效用的变化，这意味着人类是通过适应与他们现在生活不同的环境来进化的。情绪唤起通常因为情绪会引发比如压力障碍之类的精神和身体疾病而受到指控。
很明显，我们必须关注到应对伤害和威胁的复杂策略以及它们所产生的情绪，这些情绪可能会抑制或改变生物学驱动的行动倾向，如攻击和逃避。因此，所谓情绪的功能意义取决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类型，或在社会中的亚群体所经历的特定生活条件。现代工业社会的城市生活——我不太赞成称其为“后现代”，这看起来有点矛盾——从欠发达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确定，某种特定的情绪何时是适应或不适应的，以及以什么方式适应——我之前关于愤怒的问题也进行过这样的探讨。
为了生存，每个物种都面临着适应性问题，必须成功地加以应对。研究情绪的生物进化论方法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逐渐将适应性行为与固有的反射行为区分开。例如，当天空中出现像鹰一样的图像时，这意味着存在危险捕食者，生态学家廷伯根的经典实验中就发现，禽类会自动做出警觉反应。廷伯根用一个纸板剪影作为实验刺激，当剪影的运动方向被颠倒过来，使其看起来不像鹰，而像一只非捕食性的鸟时，家禽就不会表现出恐惧或警觉反应。
在低等物种中，这些自动化的、反射性的或神经性的反应模式似乎完全由特定的环境刺激配置控制，为物种和个体的生存奠定了重要基础。关于从反射到情绪的进化过程，我在第五章有更多的论述。
那些采用生物学观点看待情绪的人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类情绪所独有的？什么是与其他动物物种共有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在系统发育树的同一分支上的相邻物种有着相似的神经化学特性，因此也有着相似的情绪特性。不同物种之间的神经和激素构成也有相当大的共性。然而，人类与非人类物种似乎在情绪类型上也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在人类中谈论骄傲、感激、羞愧和内疚，尽管一些作家认为这些情绪也存在于其他动物中，尤其是灵长类动物。
某些情绪可能首先出现在高等物种中，但何时出现以及以何种形式出现并不完全清楚。例如，人类似乎是唯一在高兴时微笑和大笑的动物，也是唯一在悲伤时哭泣的动物。我们也可能是现存的最情绪化的生物，拥有最丰富和最复杂的情绪以及产生这些情绪的条件——我认为这是智力和社会结构复杂和多元化的结果。由于情绪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我们关于情绪的理论必须同时包括生物和社会的观点。许多关于情绪的争论集中在这些观点的差异上，我在第五章中试图设置适当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界限。
最后，不幸的是，动物行为学家、生态学家和心理学家不能像研究人类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或同样的概念化来研究非人类动物的情绪。例如，在非人的层面上，更容易称之为攻击或争斗行为，而不是愤怒；更容易称之为逃避或回避，而不是恐惧，因为的确很难了解动物的大脑活动。我们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让人类告诉我们他们在想什么和感觉什么，但动物却很难。尽管许多心理学家并不信任关于精神生活的主观报告，但如果我们不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人类的主观报告，我们就会丢失关于情绪的重要信息，因为仅仅有行为是难以诠释情绪的。
例如，攻击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愤怒，回避或逃避行为也不一定意味着恐惧。如果我们把问题转过来，正如艾夫里尔所指出的，愤怒不一定会导致攻击（也许与攻击的冲动或行动倾向相反），就像恐惧不一定等同于回避或逃跑一样。用在动物和人类身上的方法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概念化的不同，给生物学上将人类和动物物种等同的普遍情绪理论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挑战。
适当的解决方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使用多个分析响应级别作为理解源，并将一个响应级别的分析与另一个响应级别的分析进行对比。例如，在人类实验对象中，我们可以询问愤怒的主观体验，以及测量面部表情或生理活动，因此，如果这个人否认愤怒情绪，却表现出攻击或与愤怒有关的面部和生理反应特征，我们就有理由推断出愤怒可能已经发生。
适应性事件作为情绪的最佳语境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人与环境关系是情绪过程研究分析的基础。这种关系的基本单位是一段适应性事件或人。有时，这种事件与短期、具体且即时的意图有关；而有时，它涉及长期延续的既有问题，甚至可能持续终身。
适应性事件的边界是情绪理论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目前这一问题几乎无人关注。在一项很有价值的、聚焦社会心理学领域关于“经历”的概念评论中，福加斯考察了一系列社交互动，例如在餐厅吃饭、看医生、与某人一起喝咖啡；然而，在餐厅吃饭可能与情绪仅有一点关联或根本毫无关联。如果我们想讨论作为心理学概念的情绪——也就是说，考察什么对人们最有意义——那么，我们关注的中心肯定不能仅仅聚焦在单独的社会互动上，也不能聚焦在互动的某些背景上，而应当聚焦于适应性事件中具有情绪重要性的特定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有关适应性事件的研究成果中，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互动的形式特征上，而非其内容。近期的研究试着去补偿这一缺陷，我们将在关于功能等效性的讨论后简短提及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收窄到具有适应性，进而具有潜在情绪性的事件上，需要将非情绪性的社会互动与情绪性的社会互动进行对照，并努力理解人与环境间那些能够引起情绪的功能性关系。同时，我们关于适应性事件的观点也应是理论驱动。
我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性事件必定是以个人事务为中心才会引发情绪；它是一种同个人目标有关的、人与环境间的持续互动。个人目标与事件本身产生关联，又与相关的环境背景紧密相连。此处的个人事务与“目标实现”以及环境中“对需求、局限和机会的管理”有关。关于情绪的动机基础，我将在第三章进一步阐述。
越来越多的人正努力超越将事件中的人和环境的变异分开讨论的倾向，试图关注两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并将其概念化。众人的齐心协力为赖特和米切尔聚焦人与环境关系的导向奠定了基础。他们（1988）指出，例如，早期描写特质的思想家就警示大家，如果研究特质脱离背景或情境，那是存在很大风险的；特质必然是呈现在一定的背景或情境中的。在一篇关于条件性特质研究方法的论述中，他们借鉴了功能等效性的概念，认为：
十多年来，互动主义方法一直强调，人格评估需要同时评估各种不同的情境……，并试图发现各种功效相当的不同情境之间，与不同行为类别之间的关系……的确，对互动研究和我们的条件性研究方法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去辨别与特定行为领域关系最紧密的条件类别，或者情境的“等价类”。从历史上看，对“互动主义”的实证研究总是发现，给适用于倾向性陈述的个体进行分类比较容易……但是要确定最可能观察到重要个体差异的情境则较难。如果不能区分这种不同情境的等价类，条件模型的应用就会跟以前某些互动主义的应用一样具有风险，即有风险产生大量具体的情境—行为偶发事件。这些偶发事件在心理学上的重要性不显著，且不能被提前预测到。
事实上，就像在第四章中会看到的那样，评价正是将适应性事件或关系划分成与适应相关的等价类的过程。例如，一个人必须判断正在发生的事是否与重要的价值或目标相关。这件事是否诋毁了他的身份？是否突出了他的不足？是否对他的社会地位造成威胁？是否会导致重大损失？它是一个可克服的困难，还是无力弥补的伤害？或者它是幸福与骄傲的来源吗？
功能等效性，或者说等价类的概念，其实是一种努力，努力制定将人的特性与环境条件联系起来的原则，以便用适应性、情绪性等术语来定义人—环境关系。赋予适应性事件以情绪性价值和力量的是一个人的动机模式。动机模式提供了适应性事件的心理框架组织过程。例如，当福加斯要求被试描述社会事件或经历的特征时，他观察到：
对事件的情绪反应，例如自信、亲密、投入、愉悦，比客观的事件特征更重要。这表明，被试确实依靠与个人相关的、功能性而非客观的、描述性的标准来进行判断。
现在，仍待解决的问题是，一个适应性事件的边界是应该由某情绪状态到另一情绪状态的变换节点来决定，还是应当由正在互动的事件来决定，或者由两者共同决定？我对情绪的观点将这些都贯通在一起；个体对当下事务走向的评价和其所经历的情绪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二者互为基础。这样一来，当情绪在强度与性质上发生变化时，变换节点随着人—环境的关系变化而变化——实际上，也随“当下事务的状态”而变化。因此，边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以情绪状态及其变化来界定适应性事件的边界更有效，还是以变化涉及的事件状态来定义更好？这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如果我们将当下事务作为整个适应性事件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就算是在单独一段经历中，事件也会发生数次变化。在大多数适应性事件中，很可能存在几个甚至许多不同类型的经历，这使界定边界的工作更加困难、更加复杂。原始的关系性主题——比如说，应对拒绝或被拒绝的威胁——也许在短短一段时间里就会变成其他主题——变成感到丧失尊严，感觉自己违背了社会规范，感觉自己表现出色，或感觉被自己在意的人欣赏。这些是部分关系性主题，而在此基础上人们会产生愤怒、愧疚、悲伤、骄傲、喜欢、爱等情绪反应。
对于复杂的适应性事件中的组织过程与操作目标的变化，目前还几乎没有研究涉及。或许一开始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但随着适应性事件的进展，一些次要的潜在主题逐渐冒出来占据优势地位。例如，也许一个人的某段适应性事件始于如何说服他人采取某个行动，但接着却因为意外收到对方有敌意的反应而产生威胁感,因为这种敌意威胁到原本与当前事件毫不相关的另一个目标。任何一个适应性事件可能都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矛盾的经历。例如，一个人因被侮辱而感到愤怒并持续心怀怨恨，同时也许还因为他揭露了另一人的腐败、强势或敌意而意识到自己带来了社会收益。这样一来，此人就基于利弊分析以及对关系性主题的相应关注，产生了不止一种情绪体验。
最近，我和一个学生在讨论他的口试；他的一系列情绪历程验证了我先前的论述。他是个出类拔萃、口齿清晰的学生，可他在口试开始时就显得很焦虑不安，急切期待能抓住这个机会以展示自己在心理压力与应对领域的能力，对这项能力他很自信。当我选择不问他这方面的问题，而是问了他一个很难的综合性问题时，他变得沮丧，或许还有一种并未表现在脸上的焦虑与恼怒的组合情绪，因为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让他失望了（没给他表现的机会）。不过，他应对自如，且很快意识到，正是我对他的高期待使我用难题挑战他，而非仅用简单的问题敷衍了事。他只花了一点儿时间就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是在表扬而非冒犯他；在他明白这点后，他的情绪反应似乎就变积极了。
在这次事件中发生的事情是，除了因为这个问题出乎意料而感到惊讶之外，这位学生原本的目标，即保护自己受到威胁的私人和公共形象，转变为挑战自己与老师们一起解决难题的能力，而之前由受到威胁而引起的焦虑也随着烦恼的消失一起被缓解了。我的计划恰恰不是敷衍了事；我觉得这没必要。这个例子说明，在同一情境中，个体间与个体内的评估可能是不同的，而这评估来自不同的个人计划和观点。它也说明，在一个适应性事件中，目标、利害关系和主要人物的行为都是可能发生变化的。为了便于比较短期和长期的适应性事件，我们不妨设想一个目标层次，其中，短期目标，如通过考试，会服务于更大的、更长远的目标：对高声誉、高收入和具有挑战性的职业生涯的渴望。例如，一次考试的失利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终身承诺；相应地，一个长期承诺可能要求考试成绩出色，因而可能使短暂事件中的失败变得越发难过和紧张，甚至导致晕厥，这就比没有长期承诺的情况要紧张得多；与此相反，如果没有长期承诺，眼前的失败可能就变得微不足道。个体间长期承诺的程度与模式不同，就造成个体生命中出现的周期性情绪与情感主题是不同的，也造成当下情绪反应的差异。
当我们试图把情绪仅仅理解为即时的适应性事件带来的结果时，我们就忽视了图形—背景关系，因而有可能对所产生情绪的性质与强度产生误解。例如，在一项针对青少年情绪的调查中克洛斯与辛格发现，在一段亲子互动中，孩子的愤怒唤起以及互动事件中产生的重复性思维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去长期的亲子关系压力的影响。情绪反应既受背景关系的作用，又受即时事件的影响。
图形与背景的比喻仍难以界定适应性事件的时空边界。一对夫妇早上上班前的争吵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尽管具体的行为和言语一开始就启动了这次适应性事件，但因为他俩的夫妻关系长期紧张，早在那天早上争执爆发前问题就产生了。如果对这段夫妻关系的发展史不甚了解，我们没法理解这次夫妻争吵的更深层次，甚至可能是无意识的原因，也无法理解争吵中的每个人和关系动力。
此外，这场争执的结局或解决策略远非明朗。例如，也许他们结束争吵，只是因为双方都得去上班了；在上班时，双方可能都暂时忘掉了这次争吵，毕竟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然而，当夫妻俩回到家里时，这个事件又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也许这时他们会陷入压抑的沉默，或表现出敌意的姿态，或者短暂的愤怒爆发。尽管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有其清晰的开始与结束，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然而，这更加明确地提示我们不应混淆背景与图形间的区别，因为早上的事件产生的情绪状态不是持续性的，而是有起有伏，与夫妻间的实际互动关系是相关的。
在我看来，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必须是将复杂的适应性事件分解成各个子主题，并对它们在体验情感中产生的过渡和变化保持警惕。在一个正在进行的情绪事件中，每一个目标和关注点都是一个独立的组块，或者称之为事件原子。如果我们没能在时间进程中进行划分，就会陷入困惑，不明白在互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既无法有效地研究情绪过程，也找不到与情绪相关的心理学与生理学或心理学与社会学的交集。成功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这对做一个高质量的情绪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当我们关注心理与生理过程的交集，并希望将生理反应与特定的刺激与情绪状态联系起来时，我们就得在人—环境关系及情绪状态发生变化前对心理、生理都进行测量。由情绪状态产生的各种激素和其他化学物质，在被完全排泄、代谢掉或通过稳态平衡再吸收之前会在组织中滞留一段时间。如果愤怒突然之间变成了愧疚或放松，或改变了强度——正如从恼火到狂怒或从衰弱到冷眼旁观那样——那么我们先前测量的结果与改变之后的状态就没什么关联了，我们因而很可能在心理生理学过程方面被误导。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因为在大量研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缺少合适的、有关情绪过程本身的理论。我们需要一套理论，来指导我们找到可信的研究策略，来有效地澄清情绪的心理生理过程。
情绪理论的重要议题与任务
现在，也许是时候列出不管是哪种情绪理论都必须强调的最重要、通用的、牵动人心的议题了。对于这些议题，我的认知—动机—关系理论在接下来章节的不同部分给出了一些回答。完整的列表是很长的，但在这里只用提到12条就足以预测接下来的章节内容了。
（1）情绪是由什么组成的？情绪理论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会简单讲讲这些问题。
（2）哪些反应是情绪，哪些不是，我们应当通过怎样的依据来判断？吃惊是情绪吗？惊喜呢？那痛苦和愉悦呢？共情和美感呢？挫败、威胁、挑战、希望是情绪还是评价的类型呢？这些问题我们会在第二章加以讨论。
（3）情绪是应当被看作独立的类别——例如愤怒、恐惧、焦虑、愧疚、羞耻、羡慕、嫉妒、悲伤、幸福、爱、骄傲、欣慰、希望、怜悯——还是应当被看作一系列因素维度，例如愉悦与不快，紧张与放松，或类似的维度？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4）在情绪中，行动倾向和生理活动是否起作用，以及都有什么作用？我们的答案是应当像弗里达那样，认为每种情绪有其独特的行动倾向；还是像奥托尼、克洛尔和柯林斯那样，坚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如果有的话，在情绪中的行动倾向与生理活动间的联系是怎样的？生理活动应当是情绪的重要属性吗？还是有的情绪可能并没有可测量的生理活动？这也将在第二章中涉及。
（5）愤怒、焦虑、愧疚、悲伤、欣慰等，这些情绪之间在功能上有什么关联？目前，我相信，我们被告知在人类的关系中恨（愤怒）和爱（喜爱）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随着一位痛苦的精神疾病患者逐渐好转，据说抑郁（通常包括焦虑、愧疚和悲伤）会让位于向外的愤怒，这说明这两种情绪也是紧密关联的。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关联？这个话题会在第三章进行详细讨论，并会在第三部分再次提及。
（6）希尔加德所称的心智三部曲——也就是认知、动机以及情绪——此三者间在功能上有什么关联？我会在第二部分进行介绍，不同情绪理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这三者如何共同工作，而此问题在整个情绪研究的历史中不断变化，纷繁复杂。例如，在情绪的产生过程中，认知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情绪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吗？有哪些认知类型，它们都对情绪过程产生影响吗，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影响吗？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将讨论这一议题，并且评价是理论的核心概念。
（7）生物科学家，以及那些以自然选择和物种进化为关注焦点的人，倾向于强调情绪过程中的物种普遍性，从而排斥多样性的存在；相反，社会科学家及那些关心个体发育和学习的人倾向于强调社会和文化在情绪塑造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应当如何调和生物学上的普遍性和社会文化资源上的多样性？请阅读第五章和第九章。
（8）我们应当如何把认知评价的概念和精神分析学以及无意识精神活动联系起来？情绪产生的规律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内容之间有差别吗？第四章会讨论这个话题。
（9）每一种情绪产生的过程有什么不同？是什么条件将不同情绪区分开来？请阅读第三部分，第六章和第七章。
（10）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情绪发展？影响的根源是什么？生物学因素，如气质的作用是什么？学习和人格的作用是什么？自我同一性？或自我意识呢？这些问题在第八章中将加以探讨。
（11）情绪对长期的适应性结果有什么影响，例如对个体的身心幸福、社会功能及健康？我将在第十章中讨论这个问题。
（12）我们应当如何减少情绪过程的功能失调，就像在心理治疗中那样？我将在第十一章解答这个问题。
尽管上述许多问题已经在不同的论文中被一次又一次地探讨过了，但为了系统地呈现情绪及其概念化进程，我就想通过写这本书来对其进行全面的阐释。在我的大多数论述中，我相信——至少我希望——我在已有成果中添加了一些新鲜内容。至少，我尝试着提出一套自洽的、连贯的体系将情绪相关议题串起来；为此，我势必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
基于上面提到的这些议题，情绪理论的“任务”是什么？当然，其中一项任务是去试着定义情绪。在此关键时刻，要想形成一个完美的定义是很难的；定义中的每一元素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可能也会产生同样多的问题。通常的解决措施之一是仅依靠情绪反应本身给出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大多数基于反应的描述指向三个特征：生理上的紊乱或变化；不一定会表现出实际行为的行动倾向；主观体验，通常被称为“情感”。
当然，没有两种情绪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概念内容由具体情境决定，而具体情境间往往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例如，如果我对我的老板和妻子都感到愤怒，这两种情绪状态存在交集，却在概念内容上存在差异，因为，一个人想起妻子与想起老板的方式肯定是大不相同，尽管在适应性事件发生的当时有某种程度上的功能等效性：这两个人都把我惹恼了，而我表面上如何反应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及其相关的细节因素。
不管怎样，希尔曼认为，在情绪的各种定义中，针对这些有关反应的方面存在相当程度的共识。他引用了德莱弗的《心理学词典》中的下述定义：
情绪：被不同的心理学家给予不同的定义，但他们都同意它是有机体的一种复杂状态，包括躯体层面广泛特征的变化——呼吸、脉搏、腺体分泌等——以及，在精神方面，包括一种兴奋或不安的状态，以强烈的感受为标志，并常常伴随某种明显的行为冲动。如果情绪十分强烈，认知功能就会受到干扰，个体可能采取解离的措施，并可能有作出低等或原始的行为倾向。除去这些描述之外，任何其他的内容可能都是存在争议的。
尽管我对上述定义的绝大部分都没有异议，我仍旧认为单纯聚焦于反应是不全面的，因为要这么做必定引发一系列重要问题。一套理论得解决特定问题，而德莱弗的定义则没法完成这一任务。一套情绪理论的基础任务是将环境和个人的诱发因素，思维、动机、行动倾向和生理活动等具体过程整合起来，所有这些成分组合起来才能称为情绪。为了完成这项基础任务，有几件事必须加以处理。
第一，我们必须假定情绪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描述情绪过程是如何运转的，并指出此过程的重要变量。这些观点应当强调两个重要方面：
（1）影响情绪的因变量或自变量，包括人格特质，例如设置目标层次；对自我与世界的信念体系；生理与社会环境的需求、资源与局限；影响情绪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意义；人—环境关系，以及知识、评价、应对过程。在这里，情绪是因变量。
（2）情绪过程对适应性结果的短期与长期影响。这包括它对自我发展的影响、对当时人—环境关系及个体人格的影响、对评价与适应过程的反馈效应，以及情绪对身体及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在这里，情绪是自变量。
第二，对情绪类属或子类——例如愤怒、焦虑、愧疚、愉悦、骄傲，等等——的划分最好与情绪治疗的观点相一致。当然，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界定情绪。这些观点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逻辑分析与近期关于情绪评价的系统研究进行的有机结合。其中，逻辑分析以认知—动机—关系理论，以及关于每种情绪产生条件的长期思考与观察为基础——这些正是岁月沉淀的智慧。有人可能会质疑已有的数据资料是否有说服力——因为通常这些数据是非正式的，甚至只是传闻。但它确实为建立有关每种情绪的评价模式奠定了基础。我认为，针对这些模式的相关性研究及实验研究会持续为理论建构提供实证支持；事实上，这些研究已经在飞速开展了。
在决定要研究哪些情绪后，就必须确定每种情绪包含的变量。此外，还应关注个人情绪（作为自变量）对适应性结果的影响。例如，焦虑的后果可能与愤怒或厌恶的后果大不相同；幸福的后果也与爱的后果不一样。
作为自变量，情绪对社会功能、个人幸福及心身健康如何产生影响，这也需要加以探讨。在这里，重点在于情绪一旦产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从感知和评价两方面产生的对个体的整体反馈，并进而影响下一个情绪的产生。
如果没有一套理论来作为武装，我们可能就会认为无法在情绪的经典定义基础之上进行修正，而更有可能就直接采用那些经典或原型定义了。关于情绪的原型定义认为，一些反应（如愤怒、害怕、愧疚）与另一些反应（如惊吓、兴奋、惊讶、厌恶、痛苦、饥饿以及渴望）相比，可能是更原始的情绪。兴奋、惊讶、厌恶及类似的表现比较模棱两可，它们看起来更像是感觉运动反射和驱力，而不是情绪。
对解决概念定义这一难题的理论需要带来了一个认识论上的两难境地。通常，定义是在描述一种可以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而不是对现象进行解释的一系列过程。这里有一段我在五六年前关于定义的思考，试图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
情绪是有组织的心理生理学反应，是对持续进行的人—环境关系的信息的反应。“信息”是一种口语化的表达，指对人—环境关系对个人福祉之意义的知识或信念。情绪反应的性质（如愤怒还是恐惧）及强度（运动—生理变化的程度）取决于主观评价——我称之为认知评价——关于我们如何对待短期和长期目标的认识，也取决于指向关系的行动倾向。这种意义取决于一个人的目标和信念与具有威胁性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情绪，实际上，是认知—动机—关系的有机整合体，其状态随可感知和评价的人—环境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在这一观点中，正如那些强调反应的定义一样，情绪反应包括德莱弗的三要素：（1）按照特定方式行动的强烈冲动（例如，攻击或逃跑，兴奋地大叫，向另一个人传递温暖，躲起来等）；（2）与行为倾向相匹配的身体变化模式，通常但不一定是为了某种适应性目的而进行的身体动员或激活；（3）体验成分（通常称为情感），包括评估或判断，也包括“评价”的内容。这一观点还包括了我前面讨论过的关于情绪的四个跨学科观点，个人、观察者、社会以及生物物种的视角。
将其称为定义的问题在于，它是以一个理论为前提的，因此，那些必须基于经验证据解决的问题，例如评价是不是情绪的充分必要条件，都是理论假设或公认体系的一部分。就像所有理论一样，这些结论都是通过断言的形式给出的，因此选择这种定义方案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构成该理论的主张是被证实还是证伪。所以，我之前引用的观点并不是定义，而是组成理论体系的命题的提示，它是受制于经验评估的。
理论概览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认知—动机—关系理论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将在第二、三、四部分详细阐述。此理论可分为五个元理论性的、本质的主题。我会在第十一章回顾这些主题，到时我将讲述对这一理论的系统应用。
五个元理论主题如下：
（1）系统原则。系统原则指出，情绪过程包括由多种变量组织而成的结构：前因、中介过程及后果或反馈。没有一个单独的变量足以解释情绪的结果，所有的变量都是相互依存的。这套系统中的变量将在第五章表5.2中列出。
（2）过程—结构原则。情绪表达了两个相互依存的原则：一是过程原则，指的是变动或变化；二是结构原则，指的是一种观点，即在同一个人身上总有某种稳定的人—环境关系导致个体重复的情绪模式。
（3）发展性原则。影响情绪的生物性变量和社会性变量自个体出生开始就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尤其是在童年时期，当然在人生的晚些阶段也有可能。这就是“发展性原则”；它同时表明，情绪过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不是一模一样的，在第四章、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4）特异性原则。每种情绪类型的情绪过程是相互独立的。这一点，“特异性原则”，正如我先前提及的观点：情绪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形成具体的子理论，以探讨不同情绪类型（例如愤怒、焦虑、骄傲）的具体情绪过程是怎样的。这要由接下来介绍的第五条原则来实现。
（5）最核心、最本质的主题是“关系意义原则”。第二部分中第三章与第四章将完整地阐释这一原则，稍后在第三部分的个人情绪及第四部分有关发展的章节中将对其加以应用。这一原则认为，每种情绪都由特殊的、明确的关系意义决定。每种情绪中，这种意义都由“核心关系主题”来表达，核心关系主题概括了每种情绪都是基于对具体人—情境关系中的利弊分析。这种人—环境关系的情绪意义由“评价”过程来建立，这也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
评价和应对过程是人格和环境变量的共同产物，在人—环境关系中得以统一；这一关系势必要求提出理论分析的新水平，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关系意义”；这一意义强调个体身上发生的事情对其幸福感的重要性。这依赖于环境因素如何与个人的信念和目标产生关联。评价的任务就在于如何根据所发生的事情对个人幸福感的意义将两类前因变量——人格与环境——整合到关系意义的水平。我们能理解情绪反应是从个人兴趣和适应的角度解读所发生的事情带来的影响。
如果对事件重要性的评价涉及利弊权衡，情绪的产生就包含原始的行动倾向，这种行动倾向提供了关于每种个体情绪独特的生理活动特征。应对过程可能与行动倾向一致，也可能与之相冲突，也可能会抑制行动倾向；它是更心理的、计划性的、深思熟虑的过程，并且会影响具体的行动和生理模式。
为了总结本书的组织结构，在第二部分，第三章，我会详细介绍人—环境关系、核心关系主题、应对及动机基础。在第四章，我关注的是意义加工及无意识评估的过程。在第五章，我会讨论因果关系的问题。
在第三部分，第六章，我将解释目标不一致或消极情绪。而在第七章，我将同时讨论目标一致或积极情绪，以及相关的问题情绪。
在第四部分，第八章讲述情绪发展的个体间差异。第九章则关注情绪的社会影响因素，包括文化以及社会结构在塑造情绪中的作用。
第五部分中，部分内容与作为自变量的情绪带来的影响有关。第十章讨论情绪对健康的影响。而在第十一章中，我指出了这套理论系统在三个实践领域的应用方向——研究，测评，以及治疗与预防。
总结
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心理学中，情绪主题都被淡化处理了。这十年以新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理论的出现、认知主义的兴起和对系统理论的更大兴趣为特征。在心理学思想的所有领域中，情绪是一个整合性的、机体的概念，它包含了心理压力和应对，并将动机、认知和适应结合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情绪理论也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中心，而不仅仅关注环境或个人事件。
情绪作为一个主题，与四个领域的观点——个人、观察者、社会和生物物种——看起来都不同，而这四个观点对于全面理解情绪都是必要的。情绪是个体经历的，通过有意或无意的交流，可能被观察者推断出来；它们是关于人们以及他们如何在他们的世界中相处的宝贵信息来源。社会创造和塑造了个体情绪及其表达的行为和观念模式。生物遗传也塑造了情绪过程。情绪理论的任务是在理解情绪如何运作时，整合社会和生物的观点。
情绪的舞台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基本的分析单位是适应性事件。在情绪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定义事件的边界，无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后者指的是深度心理学和无意识心理。功能等效性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动机原则，试图将适应性事件引向个人的重要目标定位，这些目标的突出性随着事件的展开和变化而变化。急性情绪源于适应性事件中的具体事务，而心境则与个人的整体生活和生存感有关。个体会对适应性事件的事态发展和生活本身进行个体评价，这是情绪体验的基础。
第一章以对认知—动机—关系理论的主要任务和必须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包括情绪的定义）的验证结束。这些任务有两个方面：（1）描述情绪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运作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变量；（2）提出与一般理论一致的命题，关于特定情绪，如愤怒、焦虑和自豪，可能被视为单独的子理论。
在前述内容中，通过讨论它的产生过程，情绪被视为因变量。然而，通过检验它如何影响社会功能、主观幸福感和身体健康，情绪也必须被视为自变量。
在深入研究第二部分的认知—动机—关系理论之前，我们仍需要解决情绪研究、测量和分类的问题，以便确定后面要处理的特定情绪。我将在第二章中讨论这些问题。
1 我之所以使用生命科学这个术语，是因为心理学既是一门生物科学，又是一门社会科学，而生命科学是研究生物适应性斗争的一种恰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