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很幸运在196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心理压力与应对过程》的书，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预见心理学在接下来的25年里从行为主义转向认知中介主义的趋势。我希望我对这个变化的促成有贡献。将近20年后的1984年，我和福尔克曼合著了另一本书《压力：评价和应对》。这两本书的核心构想，以及我一开始的研究，都是评价，它涉及人们如何解释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对自身幸福感的影响。

从那时起，又发生了另一个显著的转变（研究兴趣从心理压力扩展到情绪）。尽管压力和应对仍然重要，但社会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些概念是更大范畴——情绪的一部分。其结果是：之前关于评价与应对只需处理从低到高的简单压力维度，或者一些基本类型的压力，如伤害/损失、威胁和挑战，而现在必须重新调整。目前评价必须解释独特的负面情绪（如愤怒、恐惧、焦虑、内疚、羞耻、悲伤、嫉妒和厌恶）和积极情绪（如幸福、自豪、爱和放松）以及一些有争议的情绪现象（如希望、怜悯和审美）之间的差异。一个现代的情绪理论，也是本书所涉及的，需要提出评价在每种独特情绪中作用的命题。

我想写这本书很久了，它也是根据上述推论构思的，大约四年前我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本书写作中。我希望创造一个丰富而完整的概念，以确立一个可行的认知—动机—关系理论所需的元理论并明确理论决策背后的问题。结果证明，这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冒险，一次迷人的经历，再次证明了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写作。就像在写作中进行冒险一样，随着我认知的拓展填补了知识空白。我认为这本书是我晚年的专著，是因喜欢而开始创作，我希望它是我能写出的、最好的关于情绪的书。就像所有的冒险一样，它永远不会真正完成，但我对情绪领域的兴趣迅速增长（后续研究越来越多，没法都包含进来），因此我决定不过分沉溺其中，可能会有些疏漏，截至1990年冬天，我将这本书写完。在这期间没有再接受新的想法和参考。

情绪是连接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生命科学领域的跨学科领域，情绪也源于哲学。我尽力做到广泛涵盖每一学科的主题范围，但历史和当代的文献以及研究中心和理论性文献太多，以至于我不得不精心挑选最有代表性的。遗憾的是，自1990年冬天以来出现了一些重要研究，这些研究本应是相关的。在《心理学探究》中，克鲁格兰斯基和评论家讨论了难题是多么广泛和抽象，并明确了理论应该多么详细。在同一期刊中，迈克尔·刘易斯和评论家们讨论了情绪发展背景下的意图性和动机。这些展示了理解所付出的努力是持续的、变化的。无论如何，我希望那些我敬仰的研究者能原谅我遗漏的研究和见解。如果要涵盖所有文献，不敢想这本书将会变得多么冗长和乏味。

这本书本质上是一本关于重要议题和想法的书，是关于情绪过程及后果的理论和命题，而不是一篇综述。我主要采用实例化策略，引用具体的实验或临床观察来说明一个观点或主题，并引用戏剧性的文学作品引发读者思考。（外界）声称治疗是一个平衡的过程（这种说法）是不理性的。因为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和跨学科的领域中，即使是最学术的工作也无法提供完全公正的描述。对于读者和参与者而言，对于重要议题的辩论，其价值显而易见。因此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也作出大胆推测，有时甚至相当主观。我希望我所写的内容能激发建设性的辩论并能引导后续的研究。

这本书是为谁而写的？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想重建并扩展我作为评价理论和研究的开创者这一历史角色，并提出一个全面的认知—动机—关系理论。这是为那些志同道合者而做的分析和立场声明，而不是为了检验不同的思维方式。我希望理论是清晰明了的，因此避免使用过多术语，以便各个领域的人士，即使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人，也能读懂和理解我的观点。然而，针对专业知识渊博的同行时，必然要准备好“当然，但是”的问题，这时就很难避免使用一些术语，来支持争议性观点，但我已经尝试在通俗和学术间找到平衡。

尽管提出并支持某些观点有我的热情所在，但我相信所呈现的也是对情绪主题概括化的、立足当前时代特征的处理。我试图呈现一个全面的理论，不过也必须处理一系列任何宏大的理论都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因此，我相信这本书是可以被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专业人士阅读和理解的教材。由于情绪对医学、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社会工作和护理从业者的工作至关重要，因此在这些领域以及认知科学和其他心理学领域（如人格、社会、发展和生理心理学），这本书也应该具有实用价值。

有关情绪的基本神经生理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基础，我只是简单提及，并没有深入探讨。尽管我反对还原论，并尽量避免完全依赖神经生理学，但并不能否认它与情绪的相关性。同时我也没有忽视生物学。例如，我希望我在第五章做一项有建设性的事情，就是能够在传统的生物普遍性和社会文化、发展性变异源的极性立场之间进行调和，并为两者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正如任何好的情绪理论应该做的那样。

许多人在这本书问世的过程中给予了我帮助，我很感激他们，但他们并不对我的失败负责。其中最重要的是保罗·埃克曼，他用他敏锐的头脑和强有力的洞察能力对我早期草稿进行评论，并通过1988—198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的研讨会，让他的同事和学生阅读并批评了这些草稿。我从这些讨论中学到了很多。在1989—1990年，埃克曼和我共同主持的由美国国家智力健康研究所支持的博士后培训计划，以及来自许多大学的优秀教职人员，包括朱迪·邓恩、西摩·爱普斯坦、迈克尔·戈德斯坦、约翰·戈特曼、杰罗姆·卡根、雅克·潘克塞普、罗伯特·莱文森、理查德·戴维森和克劳斯·谢勒，以及阿莉·霍克希尔德、乔治·德沃斯和马迪·霍洛维茨等人的特别讲座，这些都是巨大的灵感之源，帮助我意识到和思考了许多我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几年前的夏天，我和我的妻子作为海德堡大学的客座教授，受到了雷纳·巴斯廷教授的邀请，在当时的联邦德国访问了三个月，用租来的文字处理器开始撰写这本书的构思，并在许多地方广泛发表了有关这本书构思的讲座。我在海德堡、美因茨、柏林自由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阿姆斯特丹举办的欧洲心理学大会、日内瓦大学、维尔茨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巴姆贝格大学做了讲座，我要对我在这些旅行中的东道主表示衷心的感谢，对那些听过我讲座的人表示衷心的感激，因为他们提出了非常出色而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再次确立了书中的表述。我在海德堡的居住地以及其他人，比如巴姆贝格的洛塔·劳克斯教授和汉纳洛雷·韦伯博士，他们与我一起探讨情绪问题，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质量，丰富了本书的内涵。

许多同事阅读并对书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建设性的评论。他们的贡献不容低估，因为在学术界，同事间最好的事情就是真正阅读和批评你写的东西，并且真心实意地帮助你改进。克雷格·A. 史密斯在伯克利和我一起度过了两年的博士后时光，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对本书所有章节进行了非常深入和中肯的批评，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经常在文本中大量借鉴，只是没有标明。我在海德堡工作时，埃里克·吉莱特仔细审查了我正在撰写的几章，并在我努力将评价理论与无意识整合的过程中，为我提供了精神分析视角。埃莉诺·罗施以她独特的复杂认知科学和对东方和西方思想中人类意义更广泛和更深入分析的持续探索，对这份手稿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补充。

已故的欧文·詹尼斯阅读了早期版本并进行评论，当我得知他英年早逝——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我非常难过。我也非常感谢乔·坎波斯后期几个月针对手稿进行多次讨论。我们探索了各种各样的想法、理论和研究，他在手稿上标注的许多部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关于早期情绪发展的问题，这不是我的强项。他还从人类发展研究所提供了一笔经费资助，以帮助我完成手稿，对此我非常感激。

我也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琼·博塞特，他非常认真而努力地提升我的行文表达，不断提出我推理中不合适的内容，弥补手稿中各种各样的缺陷，才让这本书以现在的面貌问世。我也要真诚感谢她的编辑助理路易丝·C. 佩奇和其他工作人员。

大多数学者在短暂的生命中给许多学生和同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超高智商以及高敏锐的他们对同一主题的深入探索和辩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激。

最重要的是，我要向与我结婚46年的妻子伯妮丝致敬，她在面对身体出现问题时的活力、勇气和快乐鼓舞人心，她一直珍惜和保护我的职业承诺，让我更容易投入这么多精力来写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