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夜奔卡拉奇

处于荒漠戈壁深处的山达克矿区，只有一条土石路通往外界，到中段的达尔半丁分叉，一条往东北通往俾路支省的首府奎塔，一条往东南去往沿海城市卡拉奇。

晏国福刚到山达克不久，对路况并不熟悉，因此他必须拉上巴方副经理阿泽穆罕和巴方司机一起。比他俩年长十岁的阿泽穆罕一听，连忙拉上他们直奔奎塔而去，全然忘却了这一路上的风险。

从山达克到卡拉奇的这段路程约有1400公里路程。熟悉国际形势的人们都知道，山达克所在的金新月地区，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的交界地带，因形状好像一弯新月，故名金新月。这个地区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产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武装组织，时常发生恐怖袭击。

越野车上路之后，晏国福心里不踏实，再次问蔡玉霖：“你跟孙总见面的时候没有发现异样吗？”

蔡玉霖着急地说：“我2月20号在奎塔跟孙总见面，21号我和他一个屋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也就是22号我来的山达克。那天我从国内到奎塔，坐了飞机一天也累了，就早睡了。当天晚上他一直在工作，他把山达克现场的施工设备材料都整理出来，还给卡拉奇海关准备了设备清单。第二天一早他喊我起床吃完早饭他就去了卡拉奇，没什么不同啊。”

晏国福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那就是2003年的2月22号早上，你和长胜告别的。”

蔡玉霖说：“是啊，2月22号那天是孙总40周岁生日，我是4月22号的生日，顺带记着他的生日。他叮嘱我到山达克把车擦干净，还说要在路上和机场都洒水。”

晏国福努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恐惧与担忧：“我就是想跟你对一下时间，看看能不能对得上。长胜去奎塔之前的20号晚上我给他送的行，他还叮嘱我在现场遇到问题怎么解决，怎么安排接机，同时还叮嘱怎么组织设备修复，以及现场的进度、质量问题，唠唠叨叨说了半晚上，第二天也就是21号他一早赶去了奎塔。”

蔡玉霖说：“咱们两人这么一对，时间上没有什么问题，精神状态也没问题。他在山达克最后一个跟你告别，在奎塔跟我分手，都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会不会是卡拉奇那边报错了消息？”

坐在前排的巴方副经理阿泽穆罕，比他们年龄大十几岁，听两位年轻的中国同行心急如焚，他劝两位说：“你们别想太多了，今天晚上要赶一晚上夜路，你俩先睡一会儿吧，我陪着司机，明天还要跑大半才能到卡拉奇呢。”

两人答应着，但谁能真正踏实地睡觉呢？

在孙长胜、蔡玉霖、晏国福三人中，晏国福年龄最小，但他既是孙长胜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学长，还是与蔡玉霖一起在美国关岛一起战斗过多年的战友，彼此之间交情很深。

晏国福1986年7月从西安建筑冶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冶集团的前身中国冶金建设公司工作。一年之后的1987年8月，晏国福与蔡玉霖一起作为年轻大学生被外派到关岛工作。

这个关岛就是后来我们经常从天气预报和军事报道中听到的那个太平洋上的关岛。晏国福和蔡玉霖到关岛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中冶公司承包的当地建筑工程，两人一个在工地上跑腿，一个坐在家里做财务。

晏国福在关岛干了5年9个月，一直到1993年5月才回到国内。而蔡玉霖只在关岛工作了26个月就回国了。从1990年10月开始蔡玉霖进入山达克铜金矿，因此蔡玉霖算是山达克建设初期的元老。

为了讲述方便，蔡玉霖的早期故事暂且按下不表。

晏国福在关岛工作两年后就成为关岛公司副经理。1996年4月，晏国福又被公司派去菲律宾担任中冶办事处经理，做公司贸易和建筑开发工作，这次在菲律宾一待又是六年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冶公司是中国劳务合作走向国际的窗口公司。在国家还没有倡导走出去战略之前，中冶公司已经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排头兵，晏国福、蔡玉霖他们都是第一批突击队员。

在国外工作了十几年的晏国福2002年8月从菲律宾回国，回安贞桥的办公楼上班的时候，一进门就看到一则招聘广告竖在中冶公司三楼的楼梯口，联系人是孙长胜。

晏国福记下了孙长胜办公室的电话，回到自己办公室就拨打了那个内部电话说：“孙总啊，我看到招聘广告了，我应聘怎么样？”

孙长胜对晏国福的声音太熟悉了：“你别逗我啊？你什么时候从菲律宾回来的？”

晏国福说：“我刚回来就看到你的招聘广告了，我去找你吧。”

晏国福撂下电话就来到了孙长胜办公室，刚坐下，孙长胜就直接说：“你真想去巴基斯坦？要是你来帮我，我当然欢迎，但现在山达克那边重建工作刚起步，前面已经去了几批了，蔡玉霖也去了。不过，我怎么给你安排职位啊？”

晏国福笑呵呵地说：“哎呀，这几年没跟蔡玉霖一起工作，只知道他从关岛回来就去了巴基斯坦，没想到咱们兄弟又走到一起了。我就跟你去山达克，图的不是职务，而是兄弟们一起干活，爽快。”

孙长胜忍不住逗晏国福说：“你这十几年都在国外工作，刚回来没几天又跟我去巴基斯坦，家人愿意吗？”

晏国福无奈地说：“唉，这十几年老在外面跑，在国内反而不习惯了。说实在的，我最遗憾的是没有陪孩子成长，孩子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就去了菲律宾，的确亏欠家里太多了，可这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呢？不过孩子现在上小学了，我出去也踏实点。”

孙长胜说：“师兄说的轻描淡写，但精神可贵，咱们男人为了干点事业，的确顾不上甘蔗两头甜啊。”

晏国福摆摆手说：“我没有你说的那么高尚，我就是在外面跑惯了，回来坐办公室不习惯。”

孙长胜一锤定音：“那就准备一下，马上跟我一起去。”

2002年11月28日，晏国福与孙长胜一起飞到了巴基斯坦，从此开启了他们刻骨铭心又生离死别的山达克岁月。

晏国福之所以愿意跟孙长胜去山达克，除了孙长胜是他在西安建筑冶金建筑学院的学弟外，他还是孙长胜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伯乐。

孙长胜虽然比晏国福低一年级，但年龄比晏国福大一岁，在学校里，晏国福是82级的团支部书记，孙长胜虽然是83级的学弟，却是建筑工程系的学生会主席。两人读书的时候，孙长胜的组织能力和号召能力，给晏国福留下深刻印象。

在孙长胜毕业那年，刚到中冶公司工作不满一年的晏国福，专门到人事部门找到负责去西安招人的齐冬平说：“你到西安，一定把孙长胜招来。我熟悉了解他，东北大汉，敢想敢干，有魄力，有能力，绝对是个中冶需要的拔尖人才。”

普通话中带有浓重东北口音的齐冬平，从小也在东北长大，齐冬平除了做行政工作，还是冶金系统的著名诗人，他的回答干脆利索：“为中冶选调人才，职责所在！”

一个月后，孙长胜来到中冶公司报到，但晏国福却去了关岛工作。后来，晏国福从关岛回来，孙长胜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就这样，两位师兄弟兜兜转转十几年在一个单位，却一直各奔东西忙事业，直到2002年冬天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两人才又走到一起。

而跟晏国福一起急匆匆夜奔奎塔的蔡玉霖，从关岛回来就参与了山达克的初期建设，这次早就参与了山达克重启的工作，相比晏国福而言，蔡玉霖已经是山达克的元老级人物。

晏国福他们一行四人从24日下午4点多钟离开山达克，连夜开车朝着山达克奔去。谁也没想到，这辆越野车在即将天亮的时候，在路上爆胎了。

这样的事情难不住蔡玉霖，他连忙在附近的巴基斯坦边防军75营的兵站停下，拨通了卡拉奇办事处的电话，让办事处的朋友在前方路段准备一个轮胎在路边等他们。

为了保护山达克铜金矿，巴基斯坦边派出防军第75营负责守卫矿区和保护沿途的安全，并在山达克到奎塔的沿途设置了多个兵站。

25日早晨8点左右，当他们靠备用轮胎支撑着跑到中途的一个停靠点，早有人带着轮胎在路边等候他们，几个人仅仅十几分钟换上一个新轮胎，继续往卡拉奇狂奔。

25日中午，当他们赶到卡拉奇办事处时，卡拉奇办事处的中国同事却告诉他们：“没有孙总的准确信息，但飞机失事是肯定的，只听说打捞起来几个人，没有孙长胜。”

两人听到这个消息顿时瘫坐在那儿，眼泪止不住又涌了出来。

当晚，两人得到卡拉奇中国领事馆发来的官方消息：一架小型客机在卡拉奇附近海面坠毁，机上8名乘客中除阿富汗矿业部长祖马·穆罕默德·穆罕默迪外，还有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项目经理孙长胜。目前，巴救援人员已经打捞起5具尸体，孙长胜的遗体不在其中。巴方救援人员称，孙长胜已经基本没有生还希望。

当晚，孙长胜乘坐的飞机失事的消息在凤凰卫视滚动播放，熟悉孙长胜的人，都被这一消息惊呆了。

晚上，晏国福接到国内电话，是齐冬平打来的：“老晏，孙长胜的消息到底真相如何？国内这边传得纷纷攘攘，很多媒体都追上门来。公司这边需要一个准确消息。”

此时的齐冬平已经担任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行政事务部部长，对外发布重大消息是他的职责所在。晏国福听完之后，只得把现场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齐冬平。

直到2月27日晚上，齐冬平经过中冶集团领导同意，才对相关媒体发布消息：据我卡拉奇办事处提供的报告，我集团资源开发有限公司CEO孙长胜先生在巴基斯坦“2·24”事件的飞机上。目前搜寻工作仍在继续中。

找不到孙长胜，晏国福和蔡玉霖只能白天站在阿拉伯海的海边，朝着海面的方向四处眺望。晚上回到宿舍，两人夜夜瞪着眼盯着电话，眼泪不知道怎么着就涌了出来。

有时候两人都瞌睡得直晃脑袋，可昏昏沉沉中突然不知道谁“啊”地一声惊叫，或者一次次被噩梦惊醒。

男人之间的兄弟情义，有时候并不亚于男女之爱、血肉之情。尤其是在外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和战友。

飞机失事的消息引起了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的共同关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和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也密切关注着搜寻情况。飞机失事后，巴方马上动用包括空军、海军在内的武装力量展开搜救。直到3月9日，搜寻人员在卡拉奇以西45公里处的一处海滩，发现了一具在坠毁事故中遇难的阿富汗官员的尸体。自2月24日这架双引擎塞斯纳402型飞机坠毁之后，经过半个月搜寻，共找到6名死者的遗体，但同机的孙长胜和穆罕默迪部长仍无音讯。

搜救人员在沿海，只寻找到孙长胜的一只鞋子。

所有人都渴望着一个奇迹：某一天，孙长胜突然归来！

可是，至今二十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孙长胜的消息。

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山达克铜金矿厂区大门口左边矗立的纪念碑上，上面雕刻的第一个名字便是孙长胜。纪念碑后面隆起的山丘上，巴方员工用砖头垒起一行字样，上面写着“Love token from china”，这“来自中国的爱”，是一种无声的铭记和怀念。在每年清明时节，中巴方员工都会安静地来到纪念碑前，默默地擦拭纪念碑，深深地鞠躬离去。在纪念碑的后方，还有十余个为山达克的建设奉献了生命的名字，他们中有中国人，也有巴方兄弟。

正是他们，以生命的热血灌溉着这片荒漠戈壁，让这片贫瘠而荒凉的土地，变成郁郁葱葱的生命绿洲。

用生命和鲜血灌溉过的土地，能不肥沃吗？

用真诚和奉献凝结的兄弟情谊，能不肝胆相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