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吃白米饭

饥饿的事实，在我出生前的几年已经发生过了。相对于我的父辈和大哥，我还算幸运的。

在最困难时，村里人几乎把山上的树皮、田间的草根等一切能吃的东西都扒干吃尽了，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拿观音土（一种粉状的白土）来充饥。母亲后来说起那段时间的惨状，还心有余悸。

懂事后，父亲总跟我说起在1960年前后，我们一个村常有饿死人的情况，那几年整个村几乎都没有小孩出生。直到1965年，这种情况才稍微有所改变，所以我也是村里生育断层后出生的第一批人。

在我出生前两年，眼看一家都快活不下去了，父亲毅然决然地瞒着村干部，拖家带口逃往江西弋阳奶奶那里。那边属于农场，日子相对好过一些，基本上能填饱肚子。

义乌那时吃不饱饭，我后来自己总结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产队搞的各类“运动”特别多，对生产和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村里还办过一个运动，给玉米打针。种得好好的玉米，已经在抽穗了，生产队干部要求家家户户拿竹签给玉米中间扎一针，说是从别的地方传过来的先进经验。我们小孩子也搞不懂，觉得好玩也会跟着去给玉米打针。结果那些打过针的玉米，没几天都齐刷刷死掉了。

现在回头想想，那个完全以群体盲思替代个人独立思考的时代，多么愚昧和可怕。愿我泱泱中华，以后再也不要这样的时代。

第二个重要原因跟自然环境有关。义乌所处的浙南山地比较多，资源贫瘠。浙江省整体上是“七山一水两分田”，适合耕种的田地本就不多，有些县城可能是八山一水一田，承载不了太多人口。整个义乌市面积大约1100平方公里，实际上真正能够耕种的土地才300平方公里左右，而能种植水稻的就更少了。

我们寺后盛村周边是一块难得的平坦地，也是义乌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由于人多，留下来可耕种的土地自然不多。而且可耕种的田地并不都可以拿来种水稻，因为水稻对环境条件要求较高，要么周边有水库、池塘，要么在河流边上，总之要有水源，否则就只能靠天吃饭，没有任何保障。种水稻也没有化肥，完全靠一点有机肥，肥力和效率都很低。

因为义乌缺地少粮的情况很难在短期得到改善，父亲就想着尽量在江西奶奶那边躲着，不回义乌。

然而，事情并没有朝着父亲预想的方向发展。

由于我们的户口一直在义乌，江西弋阳当地会时不时查户口。为了躲避查户口，父亲带着一家人不得不躲躲藏藏，状况百出，有时候晚上甚至要藏在山里，直到检查的人走了才敢回到奶奶家。

1963年的一天，一家人最终还是没躲过，被查户口的人堵在家里，不得不返回义乌。

那次一回到义乌村里，一家人立刻遭到集体批斗。父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他的身体在那段时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落下了病根。后来父亲做事一直谨慎小心，不敢做太费力的体力活。

跟父亲一样受过很多苦的，还有我大哥。

大哥1955年出生，长我十岁，一直营养不良，童年没过几天好日子。1963年，父母带着他回义乌时，大哥已是七八岁的年龄，正处于长身体最要吃东西的时候。有一次，大哥因饿得慌，偷偷跑到地里刨了个番薯吃，结果被村里的管理人员逮个正着，竟被锄头打断了腿。

母亲一直说我们六兄妹中大哥命最苦，几次都是差一点死掉。说起往事，老人家总是止不住流泪。

听母亲说，有一次大哥看到门口的臭水沟里有一个萝卜头，如获至宝地捞上来，结果二哥也想吃。母亲看到后，选择了给年纪更小的二哥吃。二哥吃了，大哥自己又处于极端的饥饿中，无奈地拿起小碗舀了臭水沟的污水喝下去充饥。结果到了晚上，大哥就高烧不退，连续烧了三天三夜。村里的赤脚医生诊断后，给出的结论是得了脑膜炎。医生建议说，大哥不用到处找医生看了，已经没救了，让父母准备后事。

父母在绝望中，只能祈求神仙鬼怪的帮助，于是迷信开始登场。

我们村一个老太婆看到大哥的情况后，说可以把露天粪坑底部的碎瓦片捞出来洗干净，放在火里焖烧，烧红后再放入一锅水里煎。只要把煎出来的水喝掉，病就可以治好。走投无路的父母只能将信将疑照办。没想到，大哥喝完这锅水的第二日，高烧还真退了。

不管怎么说，大哥的命总算保住了，但由于青少年时期长期处于严重的饥饿和各种折腾，他身体发育不良，身高不足一米六。

二哥比我长了7岁，他的童年比大哥要好一点。

二哥出生的那一年，蒙牛的创始人牛根生也出生了。牛根生的童年生活亦是困苦不堪，据说因为家里养不起他，父母便将他以50元的价格卖掉，后来就跟着养父养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牛根生从小就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走进伊利，再后来创立蒙牛。福兮祸兮，有时候还真说不清楚。

尽管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好在还没发生过父母把孩子卖掉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人把孩子卖掉，是因为多子女的家庭要解决正常的吃喝是一个大难题。农村全部实行集体承包制，除了集体的生产劳动，不让私人种任何农作物。如果有一家人偷偷种了南瓜，就会被其他人举报。我记得我们村有个农户喜欢喝酒，就偷偷在集体的水稻田里夹杂种了点糯米稻，准备成熟后用来自己酿黄酒。这些糯米稻在还没成熟时与一般水稻无异，但到了抽穗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跟一般水稻有明显区别，结果这事被人举报，最后酒也没酿成。

种种现在看起来无比荒谬的事情，导致很多农民家庭都处在饥饿之中，实在没办法就只能选择外出讨饭。

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发源地之一的安徽省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根据县志记载，1967年1月初到2月22日，有9900人外出要饭，沦为乞丐。到了当年的3月18日，外出乞讨的人数更是达到了1.8万之多。1963年，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因为贩卖板栗被判投机倒把罪。人家厉声质问他为何明知故犯，他吭哧了半天，憋出一句大实话：“家里面有好几张嘴，都要吃饭嘛！”

自打我有记忆开始，脑中的信息都跟饥饿有关。或许简单用“饥饿”一词，并不能准确表达我的记忆。一种极端的饥饿导致的恐惧，主导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的关于生存的忧患意识。

因为这种生存忧患意识，让我自小就有一种改善生活的强烈渴望。

那个时候的我，拼尽全力去找吃的，生活里除了找吃的还是找吃的，或者拾捡一些东西去换吃的。我到处找野果，满地捡柴火，到邻乡捡菜叶，四处捡稻穗头，沿着铁路线捡煤渣。大雪天，我还拿着锄头在大哥二哥带领下到农场麦地里挖遗留的番薯根……

1969年，我4岁那年，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企业家雷军、张小龙、余承东相继出生，想来他们的状况也并不会比我好多少。但是在一些大点的城市，情况还是要好很多，比如在广东佛山，何享健在1968年创办了一家乡镇集体制企业，这就是美的集团的前身。同年，张瑞敏进入青岛五金厂工作，成为一名工人。1969年，鲁冠球在杭州萧山投入4000元创办农机修配厂，这便是后来的万向集团。

相比村子的同龄人，我找吃的有一定的优势，我最大的特点是身形灵活，爬树、游泳、钻洞都是一把好手，也算同龄人中饿得不是最厉害的。

说是找吃的，实际上差不多等同于偷吃。因为家家户户都禁止种农作物，除了野生的果子，其他都属于生产队。生产队种的几样东西，甘蔗、番薯、芋头、莲藕、枣子等，我们总会想法偷点。如果能偷到，也不讲究干不干净，赶紧塞嘴里。比如，我们在生产队的地里挖到番薯后，往往把带泥的番薯在衣服上一擦，皮也舍不得剥，就躲起来吃。采莲藕和菱角不像挖番薯那么容易，必须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潜到池塘的水下去。如果发现远处来了人，就得在水里一直躲着。等人走开后，赶紧把采到的莲藕直接拿池塘的水洗一下，在水里就吃掉了。

义乌人喜欢种甘蔗，这是我们偷吃的主要食物。但捡甘蔗和吃甘蔗都会有声音，为了防止被人听到，我一般会在晚上没人的时候行动。我在甘蔗地里先用镰刀砍上一根，然后一截一截偷偷吃掉才回家睡觉。有时候白天没吃什么东西，晚上如果不吃上一根，会饿得睡不着觉。二哥比我胆子大，他吃完一根甘蔗后，还会再多砍几根，然后扎成一捆带回家。

好在生产队种的甘蔗多，偷几根并不容易被发现。但是一旦被抓住，就会被狠狠打一顿。不过在饥饿面前，即使被抓到，这种疼痛我们也是能承受的。当然，看守的人如果抓到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会死命地打，还是以吓唬为主。

这些都是讲夏天找吃的，情况不算太难，但到了冬天，外面根本没东西可吃，如果饿了，母亲通常会在用番薯刨成丝的猪食里，舀一碗番薯丝，加上一点番薯叶和番薯藤给我们吃。基本上整个冬天都是吃这种杂粮，跟猪吃的没有太多区别。这种食物吃几天之后就已经味同嚼蜡，吃白米饭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很远。

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在锅灶里面发现有个白搪瓷罐。搪瓷罐边上，居然罕见地看到沾了几粒白米饭。我立马意识到，可能是我中午不在家，其他人瞒着我吃了白米饭。

我一下就生气了，为什么我没有白米饭吃？

我开始死命地闹，死命地哭。家里人没有给我解释，母亲躺在床上，想说点什么，但终究还是没开口，“未语泪先流”，就由着我闹，一点都不理睬我。我就愈发来气，干脆跑出去绕着整个村子边哭边跑，边跑边喊，说我们家不公平，他们都吃了白米饭，就我没有吃到。

父亲见状，生气到了极点，把我拖回家。父亲那次下手很重，打得我的脚上、腿上都血迹斑斑，这成为我童年时代非常深刻的一段记忆。

事后我才知道，那个白米饭的来源是母亲去“结扎”（当时已经实行计划生育，国家早在1973年7月就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公社里补贴给她的五斤米。由于那时医疗水平差，女性结扎算是个大手术，要在家里躺半个多月。没有这些白米，母亲可能连命都支撑不下去。

那个年代，人们不仅为吃的发愁，就连找到家里烧饭用的柴火都极为困难。

田地路边上几乎看不到一根柴火，就算是路边有一株草，大家都争着去拔掉拿回家。很多家庭在做菜时，为了省柴火，就在蒸饭时把菜一起蒸。等蒸好之后，再把木头锅盖翻过来，把菜放上面剁碎了，撒点盐就吃了。

我现在都记得离我们家不远的小山坡上，除了松树没有其他植物，光秃秃的，因为但凡长出一点植物来就被挖掉了。凌晨两三点钟，风吹松树会掉针叶和松果，大家都等着去抢那些落在地上的针叶和松果，用耙子收集起来，运回家里烧饭。

我们家不远有一片几十亩的坟地，里面也种满了松树，迷信的村民们不敢去拾掉落在那里的针叶和松果。母亲胆子比一般人大，她经常一个人去林子里把那些被风吹落下来的针叶、松果以及松皮捡回家烧饭。

为了解决烧饭用的燃料问题，村里的人也挖干枯的树根。附近的地方挖没了，就到更远的地方去挖，有时候甚至走上十里路，到一些丘陵地带去挖茅草根，捡小树灌木的枝条。我们那时读书，上课的时间本来就很少，放学后不像现在的孩子到哪里去玩，而是一起去捡烧饭用的柴火。尽管年纪还小，我也必须跟着哥哥姐姐每天去。

有时候实在找不到柴火，很多人就会去偷。有次二哥就拉着我，半夜三更去另外的村里偷砍大一点的楝树，两个人再抬回家。

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很多人为了生存都会做出偷甚至抢的事，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个话我认为是有道理的。连生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大家哪里会顾忌道德，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人的动物性本能。

到了1970年前后，挨饿的情况有些好转，因为政府出台了一个家庭“一只老母鸡，两棵南瓜苗”的政策，也就是允许一家人养一只鸡，种两棵南瓜苗。

在养母鸡还是公鸡的决策上，大部分家庭会选择养母鸡，因为母鸡能下蛋，这样一家人经常能吃上鸡蛋。尽管每个家庭允许种两棵南瓜苗，但条件是不能占用公家的地盘，于是很多人会把南瓜苗种在先辈的坟地里。只能种两棵，如果多种了南瓜苗，就会被生产队的工作人员割掉。为了把这两根南瓜苗种好，大家就倾尽全力把粪便等有机肥全部往这棵南瓜苗四边堆，因此南瓜也都长得特别好。很多家庭夏天就靠吃南瓜藤、南瓜花以及南瓜过日子。

再后来情况得到进一步改善，每个家庭允许有一小块“自留地”。自留地里面，可以种各种蔬菜，不过也无外乎是青菜、芥菜、茄子、辣椒、番薯叶等。

到了1974年，也就是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出生的那一年，国家开始将完全由中央政府管控的物资下放，比如由国家计委统配和部管物资的种类由1966年的579种减少到1974年的217种；同时，中央政府也把企业的物资分配和供应权下放到地方管理。

这时，吃上白米饭才不再成为我的记忆中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