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边的楼家

我于1965年8月出生在浙江义乌，家中排行老四，前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跟我同年出生的，还有后来创立运动品牌“361°”的丁辉煌，创立“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以及联合创立“当当网”的俞渝，马云则早我一年。我的成就不如他们，但我们出生后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相同的。

老人们已记不起我具体的生日，只记得我出生的那一天，天色灰暗，风起云涌，有人说这孩子将来会吃不少苦，但也会苦尽甘来，后来发生的事情验证了这一点。

我出生的村子那时还完全是农村，离义乌县城大约有五公里。如今我的村子所在地，已是闻名遐迩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商家都来这里寻求小商品交易。而我儿时的家，正对着现在国际商贸城的一、二号门。

我们村子叫寺后盛村，顾名思义，就是村子在一座寺庙的后面。这座寺庙就是义乌著名的千年古寺——福田禅寺。

在僧人的眼中，行善修德，能受福报，犹如播种田亩，有秋收之利，故称“福田”。禅寺始建者的法号，正是“福田”禅师。

后来，我专门查过《义乌县志》，然而在成堆的义乌史料中，记述福田禅寺的内容，仅有寥寥数语，这实在是一个千年禅寺的遗憾。县志记载说，福田禅寺始建于唐懿宗咸通年间（公元866年），五代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毁于一场火灾。到了北宋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倾废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福田古禅寺，终于由民众乡绅捐资得以重建，并由宋仁宗赐匾更名为“福田教寺”。

后来寺院又几经兵燹，几兴几废，至元、明、清三朝后逐渐走向衰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被废弃，只剩颓垣败壁，空守着西风落日。

我们寺后盛村的村民一直守护着这座千年古寺，却无力承载复兴古寺的重任。

直到2001年，随着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的破土动工，古老的“福田教寺”也被列入拆迁范围。这座寺庙才由浙江省古建研究设计所根据古籍记载重新设计，地址亦由福田寺后盛村搬迁到西力村。重新修建后，仍恢复原寺名“福田禅寺”。此后，禅寺渐渐香火旺盛，恢复生机。

我们寺后盛村，全村一千多人基本上都姓楼。根据家谱的记载，楼姓最早来源于姒姓，而姒姓又是上古八大姓之一，祖先是大禹。这样算起来，我也算是大禹的子孙了。不仅是我们村，整个义乌市也是全国楼姓人最大的聚集地，全国24万楼姓人中，有近6万人生活在这里。

我家这一支楼姓，尽管住在寺后盛村，却算是村里的“外来人口”。小时候听长辈们说，当年我太公的爷爷一家住在义乌北边的一个楼姓村里，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南京兵败后，他为了保住身上的银锭，居然忍着剧痛在腿上挖了个洞，将银子藏到洞里再裹上裹脚布，一路蹒跚回到村里。

等他回村后才发现，家里人已经不在人世，房子也都被人拆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投奔到寺后盛村，并跟这里的楼姓人家拜把子，建立兄弟关系，从城北“移民”到了城东，成为寺后盛村人。

城东的楼家，房号叫“忠孝世家”，而城北的楼家，房号叫“六吉堂”。尽管我们一族从城北迁到了城东，但房号一直没改，“六吉堂”的房号延续至今。

到现在，我时不时还会租几辆大巴车，把村里的人请来参观“双童吸管”，让他们看看这里的变化，好酒好菜招待，开楼家的联欢会，沟通情感，不忘家族恩情。

之前的家族历史，基本上是靠家族人一代代的口口相传，并没有成文的材料。这也是我为何要写这本个人传记的原因之一，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我这个时代的真实记录，让我们的后辈知晓楼家家族史时，不再停留在口头记载上。

楼家到了爷爷这一辈，我的记忆中就充满了苦难。

爷爷的丈人，也就是我的太公，生活在另外一个村。他在义乌江边开了一个烧砖瓦的小窑厂，算是有钱人。窑厂烧砖瓦需要大量的柴火，柴火可以分成大柴和小柴，大柴就是粗柴，也叫硬柴；小柴就是小灌木。一般家里用小柴来做饭菜，而烧窑的柴要求较高，必须是大柴，否则火候不够，烧出来的砖瓦质量就不好。要取得大柴，就需要到义乌江的源头东阳，也就是现在著名横店影视城那边的横锦水库山区去砍。伐木工人在山上砍下木头之后，再把木头编成木排，让人牵着顺江水而下几十公里到达村子边的河道里。然后，需要人工拆掉木排的绳索，再一根一根把木头捞上来。

作为女婿，帮助岳丈捞木头是爷爷的重要工作。

爷爷就是在捞木头的过程中，不小心被江里的钉螺叮上，感染了血吸虫病。这种病发展到晚期时，病人会出现大量腹水，整个人的肚子肿得像个气球，疼痛难忍。由于当时医学不发达，有人为了减轻这种疼痛，会自己偷偷找来竹子削尖了戳穿自己的肚子，把腹水放出来。最终，腹大如鼓的爷爷在极度疼痛中离世了。

爷爷走的时候，父亲还不到周岁。

年纪轻轻老公就死了，奶奶就带着父亲回了娘家，与太公和太奶奶生活在一起。

太公家除了窑厂，还做蜜枣的生意。那时义乌家家户户都种蜜枣，每到八九月份枣子成熟时，太公他们就挨家挨户去收购，晒干再拿去卖。太公家的大房子，就是靠买卖蜜枣挣钱建造的。后来创立“双童”后，我也在公司楼顶上种了一些枣树，以这种形式纪念奶奶和父亲在太公家居住的这段岁月。

“嫁出去的女儿像泼出去的水”，这种观念在那个年代根深蒂固。在太公家住久了，奶奶就开始为一直待在娘家深感不安，最终还是在热心人的撮合下选择改嫁。

按照习俗，前夫的儿子是不能带去新夫家的，父亲就只能交由太公照顾。外孙住在外公外婆家倒也正常，但是不久太奶奶过世后，太公又讨了一个老婆。这个太奶奶是改嫁过来的，并把跟前夫所生的儿子也带过来，这样父亲在太公家就显得很尴尬了。

更尴尬的事情不久又出现了。在父亲不到10岁时，太公也过世了。这样一来，家里就剩下改嫁过来的太奶奶、她带来的儿子以及父亲。父亲跟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等于就这样整天生活在两个外姓人家里。

“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去投靠改嫁的奶奶。这也是父亲的命运，自小居无定所，处处投靠。

父亲投靠时，因为奶奶改嫁后没有生育，她又再度改嫁了。

这次改嫁之后，奶奶跟丈夫“串通”起来，偷偷在外领养了一个刚出生的吴姓孩子（我后来一直称呼他为吴叔叔），骗着婆家，一家人倒也生活得不错。然而好景不长，领孩子的事情还是被婆婆知道了，奶奶因欺瞒婆家无法再在那边立足，不得不选择再次改嫁。

奶奶改嫁多处，最后离开浙江，远嫁给一位江西弋阳人为妻。这次改嫁，奶奶把领养的吴叔叔也带了过去。后来，我和父亲挑货郎担第一站就是江西弋阳，正是因为这里是奶奶的最终归宿。

也许很多人没听说过弋阳这个地方，但如果说起在这里出生的方志敏烈士，大家想必耳熟能详。在弋阳县城边上有个地方叫漆工镇，方志敏烈士就出生在这里的湖塘村。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志敏烈士曾在弋阳创建中共漆工镇小组，组织“弋阳青年社”，并出版《寸铁》旬刊，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他在狱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曾激励了无数有信仰的人们，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努力奋斗。后来我从江西回到义乌创业小有成就后，我们夫妇带着孩子重走当年的路线时，也曾多次参观方志敏烈士纪念馆和故居。

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是一个很贤惠的人，比一般的妇女能干很多。因为奶奶除了父亲，再没有其他小孩，所以很疼我们这些孙辈，但凡有一点好吃的东西都要给我们。

奶奶出生在一个家境比较好的家庭，做事情有眼光、有智慧，而且她个子也高，身形又好，是一个标准的大美女。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女子，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是一生凄苦，跟我们聚少离多。

等我十四五岁开始跟父亲去江西第一次挑货郎担时，奶奶已经不在人世。至今我每次回村，望着村口那棵先祖们种下的千年香樟树，犹如一位期盼孩子回家的老人，心中仍有万般的遗憾。

奶奶一生飘零，父亲亦是被四处寄养。以前我不懂这些人间疾苦，直到我自己开始抚养孩子后才明白，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父亲，能把我们六个子女拉扯大，该受了多大的苦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