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世界的六大“异象”

投资世界其实就是复杂系统。因此，现实世界与投资领域存在“异象”。所谓“异象”，就是反常识的，与我们平时潜意识中默认的规则不一致的现象。我把这些现象概括为非线性增长、非正态分布、非连续成长、非独立存在、非有序发展和非理性行为六大“异象”。

异象之一——非线性增长。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人们更习惯于沿着前人留下的直线轨迹缓慢发展。因此，人们通常以线性思维方式去理解和解释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判断。金融市场中，在资产定价和财务预测方面，人们倾向于认为当年的情况和上一年大致相同，企业未来的增长速度与过去几年的增长速度类似。但是，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非线性增长包含指数型增长和对数型增长，这两类增长形态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特别是指数型增长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人类社会重大范式的转换、技术创新的变革、不少植物的生长趋势、金融市场的波动都呈现出指数型增长态势。

异象之二——非正态分布。人们通常认为世界存在两个法则，正态分布和幂律分布，但是大多数人更熟悉正态分布。在现实世界，幂律分布实际上才是隐含在世界背后的宇宙法则。幂律分布也称长尾分布，即人们所熟知的二八定律。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研究个人收入分布时发现，大多数人都不富裕，只有极少数的人是超级富豪，他提出了20/80法则。幂律分布强调了重要的少数与琐碎的多数。金融市场在时间、空间层面具有非正态分布的特征：从时间维度来看，存在着价格涨跌非线性、泡沫急剧膨胀与加速破裂的现象；从空间维度来看，存在着投资标的收益二八分化、少数拯救多数的现象。

异象之三——非连续成长。“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作为一对普遍的哲学概念，既对立又统一。有关认知的现代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归纳。归纳的本质是以对一系列连续出现的经验事物或知识素材的有限观察为依据，寻找出其遵从的基本规律或共同规律。因此，“连续性假设”是人类绝大多数认知的基础和前提，人类的思维方式天然具有连续性。但事实上，生物进化的道路并不是平稳向前的，它经历了长时间停滞期、爆炸性创新期和大规模灭绝期。人类历史处处呈现非连续性，每一个非连续性事件都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重塑了世界格局。金融市场上，金融危机就是非连续性的体现。企业成长也同样是非连续性的，大多数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并不能适应或者跨越非连续性。

异象之四——非独立存在。世间万事万物都处于一个巨大的动态系统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即便是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事物只要是相互关联的，彼此之间就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生命体到非生命体，从微观颗粒到宏观星系，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相互联通，形成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动态网络。这个网络是由各种关系和反馈机制构成的，它们相互作用，体现为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等方面的相互作用。这个巨大的动态网络是不断变化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环境。在经济金融领域，往往是那些懂得万事万物非独立存在特性，并善于“链接”的企业组织、家族、个人才能获得惊人的成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小米集团的生态圈打造、平台企业的突起、个人的网络杠杆效应和金融市场的“蝴蝶效应”都验证了网络的强大力量。

异象之五——非有序发展。著名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曾提出，生命之所以能存在，就在于从环境中不断得到“负熵”。熵增定律，又称热力学第二定律，被认为是宇宙当中最永恒的定律之一。这一定律提出，在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即“熵”）不会减小，宇宙最后可能会变得无序和混乱。熵增的条件有两个，分别为系统是封闭的和无外力做功，打破这两个条件的限制就可实现熵减。物质、能量、信息是人的负熵，而新成员、新知识、有效管理则是组织的负熵。国家和社会同样面临熵增，王朝的衰亡是历史的熵增，改革变法是人类历史的熵减运动。熵增定律反映在金融市场中便是，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逐渐增加，金融监管是实现熵减的重要手段。熵增定律同样存在于企业中，体现为企业发展的停滞与衰败。只有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开放系统，引导外界能量输入，形成能够在内部催生变革力量的耗散结构，找到和驱动那些促使熵减的因素，企业才能保证持续生存与健康发展。

异象之六——非理性行为。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决策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但事实上，从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的发展来看，人类社会的非理性行为无处不在。人类会有从众心理，个体会由于来自群体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或信念。总是有人会相信一些荒谬的信息，更有甚者会被邪教、极端主义洗脑。人类一旦形成群体，会有诸多非理性行为出现。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心理概括出了经典语句：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在金融市场上，“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现象是常态；个人投资者“往往成为直觉和情绪的奴隶”，一旦形成群体性疯狂，就会带来市场的崩溃。资本市场过去500年的历史中，大的崩盘出现了四五十次，小的崩盘出现了上千次。市场非理性的背后，还有两个极其重要的放大机制：一是反身性，投资者与市场之间相互影响，投资者根据市场动向做出反应，他们的行动反过来又会影响市场。二是合成谬误，局部而言对的东西，对整体而言未必是对的。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奥尔森困境都证实了，看似对每个人最优的选择对整个市场、社会是非理性的、非最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