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êtes—蠢动物
猿类真的会模仿吗？
长期以来，动物很难不被人类视为“愚蠢”，乃至“愚蠢至极”。甚至，亲近动物的思想家以及热心的动物爱好者也曾背上“顽固的人形动物”之骂名。今天的研究已经为这些人士平反，把他们从被遗忘的角落里拉了出来，与此同时，对所有把动物视为没有灵魂的机器的人进行了批判。这一转变让人欣喜。如今，固然要彻底打破那些把动物变为“蠢货”的沉重的思想机制，同时亦须关注某些以怀疑主义、严谨的科学规范、精确度、客观性等大道理为由头，对动物暗含贬低的小伎俩。例如，众所周知的摩尔根法则（Morgan canon）提出，当某一动物行为从低级能力和高级或复杂能力两方面都能获得解释时，应以较简单的解释为准。这还只是诸多“蠢化”动物的方式之一，其他方法更加隐蔽，一一识别它们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得像偏执狂那样怀疑不休。
开始这一识别的最佳场域是那些有关应否承认动物拥有某种能力的科学争论。其中，围绕动物是否拥有模仿能力的争论对我们的识别贡献尤多。
更有教益的是，这一长期而激烈的争论最终导致一个奇怪的问题：猿类会模仿吗？用英语说就是：Do apes ape？
历史告诉我们，此类就赋予动物高级能力而产生的争论，它们的焦点往往可以理解为——希望读者能原谅这一诘屈聱牙的用语——“属性产权”问题：属于我们人类的能力，即我们的“本体论属性”只能属于人类，如微笑、自我意识、死亡认知、乱伦禁忌等。但要从赋予动物高级能力跨越到从动物身上剥夺曾经赋予它们的能力，这又是一大步！或许可以认为科学家在某些能力的争夺问题上格外敏感——哲学家就曾经是这一指控的对象：据说在动物是否拥有语言这一问题上，他们表现得毫无理性。或许，动物的模仿能力之于科学家就如动物的语言能力之于哲学家？
另一个更注重经验的假说或会将科学家对于所谓的“剥夺实验”展示出的不幸偏好纳入考量。在剥夺实验中，“动物如何做到”的问题转译成了“夺走什么才能让动物办不到”的问题。这便是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所说的“失效模型”。如果切除大鼠或猴子的眼睛、耳朵、大脑的某个部分，甚或剥夺它与环境的所有接触，会造成什么后果？（
S:Séparations—分离）它还能在迷宫中奔跑、自我控制、建立联系吗？想来对这种方法论的严重偏好对某些科研人员的习惯影响更深，并演变成了现在这种奇特的本体论上的“切除”形式：让猿类再也不能模仿。
然而，事情并非从一开始便是如此。动物模仿的问题是随着达尔文的学生乔治·罗马尼斯（George Romanes）[1]重拾其师的一项观察而进入自然科学视域的。达尔文注意到，一些蜜蜂平时进入矮四季豆张开的花冠采蜜，但在熊蜂也来采蜜后，它们改变了自己的采蜜方式。熊蜂采用一种全新的技术，即在花萼下钻孔，然后通过小孔吸吮来收集花蜜。第二天，蜜蜂也这样做了。达尔文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证明动物和人类具有共同的模仿能力，罗马尼斯则为其赋予了另一理论维度：模仿能用于解释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一种本能如何让位于另一种本能，使后者得以传播开来。这一手玩得漂亮，模仿成了可能导致偏差或变异的原因：化“同”为“异”。至此，模仿尚不涉及争夺。但接下来就走偏了，因为罗马尼斯加了一句。他写道：模仿比发明更加容易。尽管他承认模仿也是智力的证明，但它是第二等的智力。他说，很明显，这种能力依靠的是观察，因此演化程度越高的动物就越会模仿。不过他的另一论据冲淡了这一让步：儿童，随着智力程度的提高，模仿能力将不断下降，乃至可以认为，模仿能力与“独创能力或更高思维能力”成反比关系。罗马尼斯得出结论：“如是，某一程度的白痴（然而也不能太白痴）模仿能力非常之强，且终身不坠。而在好一点的白痴或者说‘头脑简单者’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一种过度的模仿倾向，那是他们的普遍特征。同样的现象也见于许多野蛮人。”我们看到，不仅模仿能力本身是分等级的，而且它也参与了对生物的等级划分，这就远远超出了动物性的问题。
这一双重等级，即学习模式的等级和智力行为的等级，在罗马尼斯提出之后不断发展，趋于复杂，尤其是为解决以下难题：如何将不管有没有巴奴日[2]都会忠实模仿的傻绵羊、被认为没有脑子的鹦鹉和模仿的猿类置于同一等级之上？因此，理论家们开始区分本能式模仿（imitation instinctive）与自省式模仿（imitation réflexive），区分自动模仿（mimétisme）与理性模仿（imitation intelligente），并且为了区分鸟类和其他动物，将声音模仿与视觉模仿区分开来。博物学家一致认为，声音模仿所需要的智力水平比视觉模仿要低得多。由偏重视觉的生物制订的这种分级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依旧有待商榷。
同时，还区分了有意识的、符合某一计划的主动教育过程，与在无意、被动学习中起作用的模仿。但是，这一区别，正因为于我们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对其非常熟悉，所以也须接受拷问。因为模仿不仅是低能者（pauvre）的方法，而且还可能渗透在西方思想的重要范畴当中，而正是这些思想范畴对主动和被动的体制分级。如我们所知，这些范畴并不局限于对经验或行为进行分类，还对这些行为主要归属的生物进行分级。
表现为有意识学习的真实智力和低能者智力之间的区别，由罗马尼斯始构，最终随着“insight”（顿悟）概念受推崇而终成规模。“insight”概念源于苛勒（Wolfgang Köhler）对大猩猩的研究，可以译为“理解”或“见识”，这种能力可以让动物突然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无需经历一系列试错——后者是一种条件反射型的学习的反映。应当指出的是，“insight”概念并非是为与“模仿”相区别而提出的。它其实是一个抵抗的堡垒为了抵制行为主义理论所实施的“低能化”而锻造的武器。行为主义仅将动物视为一种自动机器，将动物智力（entendement）局限于简单的关联，这些关联构成了行为主义对学习的全部解释。需要说明的是，行为主义者其实不怎么关注模仿，原因在于，他们的方法是为研究单独的动物个体而设计的，除了少数例外。模仿在动物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中一直是个边缘课题。
即使有研究人员对模仿感兴趣，它也被定义为低能者的专属，使得动物能够模拟自己实际上并不拥有的认知能力。模仿是一种廉价的“把戏”，是退求其次，是伪装，是让自己看上去拥有真正能力的捷径。模仿是创造的对立面（因而可以理解它为何成了“insight”的反面），哪怕在某些人看来它也可以是通向卓越的捷径，是某种形式的智力的明证。
1980年代，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儿童发展心理学和田野研究的共同影响下，模仿不仅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而且地位发生了变化。模仿成为一种认知能力，不但以复杂的智力为前提，而且还参与形成某些非常高级的认知能力。一方面，模仿要求模仿者将模仿对象的行为认知为体现出一定欲望和信念的受控行为。另一方面，模仿能形成更高级的能力——首先，理解他人意向的能力推动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其次，模仿促成的传播方式又可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总之，既然涉及到自我意识和文化，那么模仿就变得十分关键了。它从此成了通向心灵主义者——他们能够想到他人头脑里的想法与自己有所不同，并就此做出有效假设（M:Menteurs—欺骗者）——的认知天堂，以及文化动物之社会万神殿的开门芝麻之一。
后续发展也就可以想见。将模仿升级为高等智力能力的同时，人们找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动物实际上并非在模仿，或者说并非通过模仿来学习。
于是便有了我们的问题，这也是一篇著名文章的标题：Do apes ape——猿类会模仿吗？争论如火如荼。两个对立阵营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田野研究者通过大量观察证明猿类的确在模仿；实验心理学家则借助大量试验证伪这一点。
模仿理论的支持者提出的论据是观察到大猩猩用非常巧妙的方式从布满棘刺的树上摘叶子。这种技术是通过模仿传播的，可以看到一起进食的大猩猩使用相似的手段。他们还举红毛猩猩为例。在野化场所，研究人员观察红毛猩猩逐渐回归自然的过程，发现它们会洗碗、洗衣服、梳毛、洁牙，试图生火，用吸管从汽油桶里取油，甚至书写，虽然写出来的东西难以辨认——顺便说一句，这些红毛猩猩似乎对回归大自然的计划并不感兴趣。对此，实验心理学家平静地回应：“这些都是枝节。”或者：“根据摩尔根法则，你们举的每个例子都可以有另一种解释。”
1950年代在英国，山雀打开了送到许多人家门口台阶上的牛奶瓶的瓶盖，这一行为以一种颇能显示模仿作用的方式不断传播，给送奶工带来了极大困扰。而当乳制品商采用其他封瓶方式，山雀也能调整开瓶技法，而且这种新技法也会逐渐传播开来。即便如此，实验心理学家还是铁面无情。山雀被请至实验室，它们必须证明自己具有真正的模仿能力。通过对照实验，山雀的把戏被“轻松戳穿”：在实验中，没有看到开盖过程、直接面对盖子已被打开的奶瓶的山雀，和看到同类开盖的山雀表现得同样好，所以这不是模仿，而是“效仿”（émulation）。
实验心理学家用同样的对照法研究了猿类。最终结论毫无新意，即这不是真正的模仿，而是类似模仿但不属于模仿的简单关联机制。实际上，这是一种“假模仿”。猿类只是在“模仿模仿”。但显然，这一切骗不了火眼金睛有假必究的学者。因为只有人类才会真正地模仿。
实验室里检验这一假说的实验层出不穷，这终不过是一个更一般的论题的反映罢了，即：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这就扯上了人类。为表公平，对人类的测试仅限于儿童，让儿童承担起与黑猩猩比试的责任。实验终了，黑猩猩全盘告负。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3]让黑猩猩观看用T形耙获取食物的示范，虽然黑猩猩成功地弄到了食物，但是它们使用了另一种技法。结论：黑猩猩不会模仿，因为它们无法将榜样的行为理解为具有目标指向的行为。它们无法把榜样视作和它们相似的具有意向的施动者（agent intentionnel）。
还有一个取假水果的实验（在一个用闩锁封闭的盒子里放入非人类灵长动物要取的水果——人类儿童要取的则是糖果）。人类儿童忠实地还原了实验人员的所有动作，有的甚至还重复了几次。黑猩猩也打开了盒子，只是没有照搬实验人员的动作，也不包含实验者认为的操作中的重要细节。因此，这不是模仿，而和山雀一样，是“效仿”。
对于这场实验，除了老调重弹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人类儿童比黑猩猩更加在意成年人的期待吧……
科学家亚历山德拉·霍洛维茨（Alexandra Horowitz）[4]决定改变某些实验设置，事情变得复杂了。她比较的是成年人——都是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和儿童。盒子和儿童实验中用的一样，只是里面放的是巧克力。这真是一场灾难，这些大学生表现得比黑猩猩还要糟糕，他们根本无视示范操作，全都自说自话，有些人拿出巧克力后甚至还把盒子关上，而实验人员之前并没有做出这个举动。亚历山德拉·霍洛维茨精练地总结道，成年人的行为更像黑猩猩而不是儿童。因此，她得出结论，如果托马塞洛是正确的，那么可以推出成年人也无法理解他人的意向。
回头再来看实验人员对黑猩猩的要求，剖析这些“愚蠢化”的实验设置非常有意义。我们必须注意此类实验的盲点。它们所揭示的无非就是大猿在满足人类习俗，或更确切地说科学家的认知习惯时的相对失败。科学家不愿大费周章地去了解动物的社会与行为规范，径直把人类认知强加给它们，一刻都未想过这些大猿会如何理解摆在它们面前的场景（U:Umwelt—周围世界）。匪夷所思的是，居然是这同一批研究人员冲在最前面，谴责自己争论的对手落入了“拟人倾向”的误区，把类似人类的能力套在动物身上。要说“拟人倾向”，什么也比不过他们给黑猩猩设计的那套东西！
总而言之，这些实验无法宣称比较了它们所比较的东西，因为它们衡量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虽然号称测试的是模仿能力，但是研究人员实际制造出的是某种服从。除此还能怎样称呼模仿人类模仿方式这一要求呢？所以，当这些实验认定大猿失败时，它们本身也失败了。其实，孩子们的刻意模仿本该让他们警觉：孩子们意识到了对研究人员而言忠实模仿的重要性。大猿则甚少讨好的考量，表现得尤为务实。大猿与人类儿童的追求目标不一样。
又或许大猿从未想过人们会期望它们去做这样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亦步亦趋、毫不走样地模仿提供美食的人类？想象力——估计这才是这些动物真正缺乏的。
关于本章
注释
[1]1848—1894，生于加拿大的英国博物学家、心理学家，基于动物与人类认知机制相似性的“比较心理学”的创立者之一。
[2]在《巨人传》第四卷中，巴奴日把一只羊扔到水里，引得整个羊群都跟随着跳入水中。因此，在法语中，“巴奴日的羊”这一谚语专指盲目跟随之人。
[3]美国发展和比较心理学家，致力研究人类与非人类灵长动物的认知差异。
[4]美国心理学家，犬类认知专家。